和谐的推手|推手

　　2005年岁首，当诸多人士仍诠释着“和谐社会”时，突然来了场“环保风暴”――人们以此拊述国家环保局叫停30个电力项目之举，及其造成的震荡。 　　刚刚宣布小康的中国，又站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从“审计风暴”到“环保风暴”，先后两起事件，从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未来政经变革的路径――莫非“和谐社会”，也需要“风暴”做推手?
　　然而民意确实期待着更强有力的环保政策。“在环境、卫生领域，中国正为其经济奇迹付出高昂代价。”海外人士这样语气怜悯地评价。上世纪80年代起，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口号下，增长成为检验官员政绩最主要的依据。然而，超越限度的追求必然走向反面――今天，财富的增长竟似乎赶不上污染的蔓延。“增长”一词在人们眼里，从没像今天这么面目可疑。
　　“人怎样衡量自己的幸福?”“我们怎样认识自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这些颇具本体沦色彩的命题。主张内敛与知足的东方古老哲学不断获得新的信徒：他们相信，天人和谐更近于快乐境界；清静无为虽不创造则富，却实现了更高的愉悦。
　　所以，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环保风暴”很大程度上呼应了人们对环境恶化的忧虑，呼应了严格环境执法的要求，呼应了人们对“天人和谐”的企盼，可谓顺天应人、顺理成章。
　　然而，“风暴”提法本身也暗含着另一种忧虑：这只是一场偶然的“官员发飚”吗?在各种力量的强大反弹下，会落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套路吗?更有一种质疑，认为虽然一些环保局官员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人文主义情怀，但风暴将很快地消弭于“部门扩权冲动”得到相对满足的状态。至于某些激进的绿色组织眼里，发端于维护《环评法》的“环保风暴”，因为抽离了公众评价，抽离了更完整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因而与真正的生态运动还有很大差距――甚至，它可能给大规模水电开发以看似更道貌岸然的合法性，因而，对之不宜寄以太大期望。
　　然而，我们仍然愿意相信，事件是个楔子，它承接着民众近年来对“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指向“和谐社会”的远景――虽然我们对风暴的效果还要更谨慎观察，但没有理由怀疑“风往什么地方吹”。
　　是的，我们将这场“环保风暴”视为中国“生态政治”的前奏。
　　“生态”与“环境”，有别。“环境”对于多数人来说，指外部环境，即达尔文所说的“独立于人类之外的存在”。它是物质性甚至工具性的，破坏之后，也可以技术性修复。而“生态”一词，则要求将人置于具体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做完整、有生命的考察。而“生态政治”，依法同当代社会学家莫斯科维奇之说，它指向“更符合自然的生活方式，不仅要求纯净的空气，或反对污染，还意味着民众对自己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的选择、参与，并促成政治上的行动方案”。
　　是的，在“和谐社会”的远景里，“生态政治”应不仅仅出于个别官员、知识分子的见识、勇气，也不仅仅出于维护肉家法律尊严的需要，还应延伸出来，使全社会得以重新考量“幸福哲学”在现实政治里的应有地位，重建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并为环保利益诉求寻求一个柔性的市场交易管道……以此，才能对“国家发展战略”做出亲和人性、顺应民心、符合经济学规律的规划，才能避免“增长被增长压垮”这样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场“风暴”对于提振国家权威固然是必要的，但和谐之道还应是“清风徐来”。
　　我们设想，未来的“生态政治”应由多元力量共同推动：国家行政的权威力量；市场的指引、纠错力量；尤其是公民社会出于道德感和审美意识的自觉力、行动力――如果没有它，生态政治将是残缺不全的，将迷失在权谋与利润的算计中。
　　我们看到，早在这场“环保风暴”之前，包括萧亮中、于晓刚、汗永晨等众多环保志愿人士早已多年奔走、调查、呼吁，为民众做切实的法治、科学、民主启蒙。正是因此，我们相信，这场“环保风暴”不会无疾而终；“中国步入生态文明时代”不会仅是少数官员和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愿望；“循环经济”、“和谐社会”的实现，更有着深厚的民众根基。
　　“参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合其德。”这是中国古典哲学对人的“角色期待”，也洋溢着当代的风味。2005年春天，我们已然清晰感受生态政治的浮现，它如风行水上，时而劲吹，时而轻拂，推动着人与礼区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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