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文人] 第一位文人是谁

　　在中国人的政治世界里，文人是不太名誉的，古话不是有“文人无行”、“一为文人便不足观”的说法吗?文人干政总是给自己，有时也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因此，历史上党锢之祸、文字之狱不绝于书。在古典的政治世界里，文人是指那些陈腐偏执的读书人，他们往往固执于经典教条，既无政治经验，也不尊重实践智慧，以想象代替真实，平时袖手言心性，临难一死报君恩。
　　现在在网络上，或者私下比较坦率开放的讨论中，文人依然是用来打击那些无权无势的对手的利器，这支匕首因为托克维尔的经典批判而变得更为锋利。他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作家成为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因为其他人在行使政权，唯有他们在执掌权威。”他很诧异，因为在“历史上，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这真是一件新鲜事。”他精辟地指出了这些作家共同的思维特征：“他们都认为，应该由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法国于是陷入了可怕的文学政治的泥沼，为动荡失序、革命不止的政治所折磨。
　　文人一般指用文学性语言写作者，通常他们会把人心、情感和道德看得比较重。这种看法由来已久，无可厚非。有意思的是，或许是由于托克维尔的影响，对“文人”有了一种更为庸俗的用法：在今天的语境里，一切对政治的一般原则、民众普遍情感的讨论，一切对民族理想的刻画，都被斥为“文人”行径。仅仅这一种指责便使这种讨论成为不值一听的政治幼稚病的呻吟，便使这种思想成为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疾病。有时候在第二种情形下，文人也被更简单地称作“知识分子”。
　　可怜的托克维尔也没有逃脱被曲解滥用的命运。只要稍微用心一点，托克维尔为法兰西民族总结出的教训其实是足够清晰的，“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求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他对文人及其社会作用的理解和我们很是不同。
　　其实不必依赖托克维尔，我们也能知道研究治国之道、通过明辨国是来教育民众、塑造民族精神对一个民族是多么重要。不要说时代久远的古希腊、罗马的公开演讲和辩论，也不用说诸子之争，单说汉代的盐铁之争、唐初封德彝与魏征的辩论、宋代司马光与王安石之辩就能证明在我们的历史上从不缺乏这种公开的政治讨论。正是这些讨论成功地教育了当时的统治阶层，使我们的士绅不会过于迂腐偏执，他们才能成功地统治着帝国，历千年而不衰。
　　与法国大革命的命运截然不同，美国革命受到“成熟”人们不衰的赞赏，而联邦党人在其文集的首篇中就鲜明说出了美国革命的实质――“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是脱离“机遇和强力”摆布的唯一道路。潘恩的《常识》被誉为美国革命的《圣经》，当时几乎人手一册，它的第一章就是《政权的起源和目的》。
　　人类历史上，没有公开的、国之是非辩论的国家并不罕见，但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此鄙视这种讨论，如此漠视自己的未来和德行，的确令人惊异。
　　正是这种情况，使今天我们的国家充斥着大量真正的、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文人。他们倒不是那些用文学方式写作的人，也不是那些讨论政治一般原则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是：那些用严肃的术语和概念、精确的计算和统计、纯粹客观的逻辑和语句武装起自己、遮掩他们对实际无动于衰的人，那些陶醉在象牙塔里以自己的手艺和智力自炫的人，那些以学术和专业的名义无视人类事务的现实人，那些在“人类的教养员”(费希特语)这个使命面前丧魂落魄的人，那些追求职称的升迁和课题的利益胜于热爱真理的人。
　　这些人，无论他们栖身于体制内外，无论他们用学术性或文学性语言写作，无论其成果是学术论文或文学作品，无论成果发表在核心学术期刊还是由名头响亮的出版社出版，他们就是我们时代的文人，披着科学外衣的文人。
　　他们虽然还没有拥有大革命之前法国文人的声威，他们对政治的危害绝不会有那么巨大，但他们却足以败坏科学研究和教育这个行当，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短视的机会主义之中。

相关热词搜索：谁是 文人 谁是文人 以下谁是文人 十二生肖谁是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