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协会发证书的样本【中国足球的样本价值】

　　“以前一到周末，交通电台除了说堵车，就全是北京国安的事儿。现在?都改说奥运会了!”周一文一边开车，一边烦躁地把电台调来调去，他是国安的球迷，“也不知道跟河南打得怎么样了。”到了工人体育场北大门外，周―文把记者放下来，不断提醒着“工体明年是奥运会足球比赛场地，正扩建呢，国安早不在这踢了。”
　　8月19日是周日，也是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比赛日。北京国安一直都是中超联赛里铁杆球迷最多的球队之一，但现在，对于那些职业球员来说，还能有球踢就已经很不错了。
　　一周之前，因为担心举行联赛耽误国奥队集训时间，国家体育总局打算把中超联赛推迟到明年，并且在3个月之内搞完，这几乎意味着将市场化了10多年的足球联赛一笔勾销。
　　幸运的是，在内部多方考量后，领导们还是改变了主意，危机很快过去。似乎犯不着为一个根本没有希望夺奥运奖牌的项目闹出点社会事件。说停就停，说不停就不停。足球作为一种游戏，得以在“稳定压倒一切”中苟延残喘。
　　
　　市场化的罪与罚
　　
　　中国体育史上，有两件事有着特殊价值，一是1980年代，女排五连冠，二是1994年，足球创立甲A联赛。女排五连冠的时候，是举国体制登峰造极之时，精神力量战胜了一切；甲A联赛创立的时候，则是国人对市场经济开始顶礼膜拜的时候。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一年多之后，足球身先士卒，在体育界先玩起了职业化改革，各省的体工大队，摇身一变，都成了体育俱乐部，俱乐部背后则无一例外是政府和国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最出名的要数大连，它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年大连市市长薄熙来的一句话：足球是大连的一张名片。在政绩的驱使下，许多政府像当时的大连一样，把本地的足球俱乐部当作“一张名片”。于是本地大型国有企业纷纷在地方政府的驱使下介入其中，成为俱乐部的投资方，希望拿着这张名片去跟政府换取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
　　中国足球职业化伊始，就凝聚着官商结合的中国特色。在这样的“伪职业化”中，老球迷终于盼到自己的职业联赛了，原来不懂足球的也能说出几个球员的名字，似乎在一夜之间足球普及了，足协笑了，搞足球的也笑了。市场经济，职业化，巨大的商机，人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圆圆的足球，谁也无法回避足球带来的利益。
　　
　　国家队的成绩虽然一如既往地差，但整个1990年代，没有人怀疑市场化改革的正确性。作为专业体制下中国足球的龙头老大，辽宁队在职业联赛的十多年里渐渐失去了地位，变得一无所有。在体育圈，这被看成是市场体制战胜专业体制的例子，人们希望中国体育各个项目都能像足球这样，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后来陆续有了篮球联赛、排球联赛、乒乓球联赛等等。
　　但身先士卒的足球却一步步陷入市场化的绝境。裁判受贿、球员赌球、球迷骚乱，面对这一切市场化过程中都可能出现的情况，行政力量监管无力，有效的法律与制度则根本没有。2004年10月，以大连实德总裁徐明为首的七大俱乐部终于爆发，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按照世界上最成熟的足球职业联赛英超联赛的模式改革中超联赛，直接挑战执政能力不足的中国足协。
　　那场持续了3个多月的风波，被称为“足球革命”。面对一个市场，利用成熟的商业规则和模型，与强大的行业管制正面抗争和利益博弈。虽然“革命”以失败告终，但依然掩饰不了人们对商业力量的期待，有媒体称，对于刚刚10年的商业足球历史来说，这将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起点。
　　然而3年多过去了，这个新的起点，没有给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带来任何转机，反而一步步滑向深渊，沦落到管理者想停就停、球迷无心搭理的地步。有效的监管和完善的法制体系是确立公信的最好手段，可这些都需要时间。
　　
　　中国足球的价值
　　
　　在7月结束的亚洲杯上，中国男足再一次输得一塌糊涂，小组赛就被淘汰回家，最后夺冠的是战火纷飞中的伊拉克队。竞技体育的结果具有偶然性，似乎唯有中国足球的失利，是必然的。
　　中国足球在竞技之外的价值却比任何一个其他运动项目都大得多。到目前为止，中国足球是中国社会中公开性程度最高的行业，一直处在舆论的焦点，人人可以对足球行业的是非自南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2004年的“足球革命”，更引来了诸多知识精英关注中国足球的价值，认为这种足球“革命”预演了中国社会未来变革的模式。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说，仔细琢磨中国足球目前的困境，我们不能不承认，最近这一段时间所出现的种种混乱，折射出秩序与自由、稳定与变革、民间力量与官方权力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种宪法危机。中国足球既面临着崩盘的危机，也面临着率先在制度领域建立一种宪政的机会。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指出，中国社会生活正在西西里化，即一种以不信任为基础的稳定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足球绝不是缺少规则这样简单。他还为中国足球发明了一个专用词“金权足球”。
　　足球圈似乎是中国社会最透明的一个领域，连足球官员和企业家吃饭也会见诸报端，它又是中国最可以进行舆论监督的地方，以至于有人说足球记者是中国最称职的职业记者。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发展的进程，清晰地预演了一遍，一个充满改革精神的新生事物是怎样把行政干预的弊端和商业资本的丑恶集于一身。这些都将为其它正在市场化改革中进退维谷的领域提供一个范本和警醒。足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足球改革可充当政治改革的试验场。
　　这么多年来，在体育领域，足球能一直成为我们谈论的核心项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项运动的两个层面国家队和职业联赛，都深刻地契合着今日中国的社会现实，。方面，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组织模式，努力工作，刻苦训练，希望有一个良好的成绩，得到世界的认同，却总是屡遭打击。
　　另一方面，我们的职业联赛，顶着先进制度的外壳，却像一个演练场，把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等等各个领域市场化进程中的衍生品都在这个舞台上戏剧般地不断上演，专供大众唾骂用。
　　
　　以后怎么玩?
　　
　　说到底，足球是一种游戏，可在中国，足球早已不仅仅是足球。中国的市场规则并不成熟，法制不健全且执行力低，中国的资本家们大多又对于资本的认识肤浅，这样的大环境下，要想体育产业市场化健康进行难度可想而知。
　　职业体育的发达前提是国民真正喜爱运动，如美国，即使橄榄球不是，棒球也即将不是奥运会项目，在不能为国家争取成绩的时候，仍然有大量的青年和消费者投身于这些运动。
　　职业联赛并非只是为了提高国家队的成绩而存在，其水准最根本的是在民间该项运动的开展水平和普及程度，这决定了无论在何种选材的制度下，都有较多较好的基础选材面。
　　每次提起中国足球，总少不了与日本相比，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开展职业联赛，开始之前，中国足球水平远远高于日本，可职业化之后，成了日本远远高于中国，按说，日本人口不足中国的1／10，无论人才数量还是质量上，中国都远优于日本。
　　日本人开展职业联赛之初的目的比我们更加明确，就是为了提高国家队水平。通过商业刺激，达到全民普及的目的，扩大选材面，在此基础上，选拔出优秀的队员，在国际赛场上扬威，这是职业联赛与国家队最理想的关系，日本人做到了。 1990年代的日本对于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法制体系，无疑比中国熟悉，中国的足球职业化改革则扮演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先行者角色。
　　在中国向真正的现代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在足球场上的失败一定还会接踵而至。随着中国各领域内商业和政治的矛盾相继涌现，足球的问题会越来越乏人关注，如果足球界和体育界能出现真正有远见的领导者，在这个不涉国家安危、人民福祉的领域展开领先于时代的大刀阔斧改革，能真正像知识精英们期待的那样，继续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做实验，那它对整个国家的价值将超越体育层面，远非乒乓球、跳水、排球这样的项目可比。
　　说到底，足球不过是一项游戏，可以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顶多是换来一些骂声，并不会影响你我的生活，不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前程，但社会制度的变革，远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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