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国的困惑_我国目前的困惑

　　长久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直秉持着与人为善的态度，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也不愿意同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产生严重的分歧。大部分中国人都真诚地相信，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全世界都应该支持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但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证明这种自我认知是多么的一厢情愿。从西藏骚乱到火炬传递，从奥运会到萨科齐会见达赖，中国人突然发现，国际社会原来对中国有如此多的不同看法。而民意调查也显示，目前有66％的日本人对中国不抱好感，35％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60％以上的法国人对萨科齐会见达赖表示支持。
　　在经历了最初的愤怒之后，不少人心中会出现这样的困惑为什么别人不喜欢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好意总是被误解?为什么中国人想做点事，别人就是不让?这种愤怒、沮丧、困惑、挫败感等等，都是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所必须经历的“成长的烦恼”。把一切仅仅归咎于西方的别有用心和不怀好意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要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固然重要，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也极为重要。
　　
　　迷思之墙
　　
　　几个月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在《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对中国而言，“这堵墙”某种程度上是由中外双方一系列迷思铸就的。
　　100多年来，被中国人奉为圭臬的一句-话是“落后就要挨打”，而“落后”又被片面解释为经济的不发达。这种发展主义哲学体现在外交上，就是经济发展被归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目前外交上的挫折系经济上的不够发展所致。因此，不管国际上如何风吹浪打，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
　　这种思维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我们为了强大和崛起可以不计代价，造成了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上的失衡，另一方面，我们用“不发达”来为外交上的无所作为和应对失当辩解，并试图用金钱和订单来平息一切负面意见。中法龃龉，国内对萨科齐的指责竟然是千篇一律的“不识时务”，大家反复强调得不到中国的友谊将使法国在经济上遭受如何巨大的损失，而无视双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重大分歧。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且不说中国、印度是被“穷国”英国打败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也比欧洲富裕。在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中，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光靠财大气粗还不够，除了有钱，还必须有责任感，有号召力，有价值观。正如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吉尔平所言威望，而不是实力，才是国际关系的硬通货。
　　在一些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和西方的冲突，全因西方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在这种“有罪推定”之下，对方的一举一动在我们眼中都是“恶意的”和“挑衅的”。这种情况固然存在，但在很多方面也与事实不符，西方国家诚然不是什么大慈大悲的“救世主”，但也并非处处包藏祸心。虽然不愿意我们超越他们，但也一样不乐意看到中国的贫穷落后超过一定限度，出现失控和骚乱、“难民潮”，使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不符合西方强国的根本利益。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思维方式把一切不幸归咎于西方的迫害，而放弃了对自身错误的追究和剖析，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进步。如果这种心态被利用来转嫁国内矛盾和政策失误，更是有违国民的根本利益。
　　与对西方的负面印象相对应的，是中国对自身行为的高度期许。中国自认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我们提出要办成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奥运会，火炬传递道路的两边往往只有中国国旗，看不到奥组委和所在国的旗帜。这种行为忽视了其它国家的感受，既是对奥运的不尊重也是对西方世界的刺激。
　　自我感觉良好导致了中国判断上的双重标准。当韩国大宇取得马达加斯加130万公顷可耕地99年的使用权时，四成网友认为韩国开发“海外农场”就是“农业殖民”，但在被问及中国是否应该积极开拓类似“海外农场”时，近八成网友却认为应该。到了中国企业在乌干达获得518平方公里土地特许99年自主经营权，并享有立法权时，国内的舆论更是齐声叫好。
　　我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近年来多位非洲领导人强硬表达了驱逐中国投资者的言论，赞比亚的总统候选人甚至指责大选计票使用的电脑系统由一家中国公司提供并安装，因此中国能通过修改电脑数据和结果从而达到操纵选举的目的。虽然这样的责难不免失之偏颇，但对负面评价一概置之不理的态度却并不可取。毕竟，这反映出了一些不好的苗头，中国的大意将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
　　
　　误解何来
　　
　　以上的误解和迷思，其实不只中国有，其它国家也不同程度存在着。中国对外界的质疑和指责大惑不解，甚至视而不见，美国也是如此。中国有强烈的受害者心态，以色列和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也有。但中国和西方的冲撞之所以如此激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西方之间的资讯落差，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不同声音处理方式上的不同。
　　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政府和民众都适应了国内相对封闭的资讯环境，所以不能接受反对的声音，但对外接触和宣传是跨入一个信息更为自由、更为透明的环境，而且是处于各种声音和多种价值观念相互竞争的状态之下。你一旦离开自己的国门，就不可能不让人家提出不同的、挑战性的观点，更不可能阻止人家提供不同的信息。
　　把一切的质疑和反对归咎于西方反华势力的阴谋和西方传媒的别有用心，并不能真正改变我们的处境。在对待外国媒体的批评上，应该政府的归政府，民众的归民众。一个西方主持人对中国的指责，中国的外交部出来回应显然是不合适的。另外，像德国《明镜周刊》就是为了争取眼球，不仅对中国的报道有歪曲，对别的国家也没少干，国外读者已见怪不怪。但在中国引起了很多人的极端反应，因为中国老百姓习惯了比较单纯的消息面貌，而不知道怎么应对这种歪曲。
　　而网络暴力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上言论表达的渠道受到局限，有些人就在网络匿名的契机下，发泄一通。这种发泄带有扭曲的意味，结果就是谩骂。再一个原因就是网民多为年轻人，激情有余，但社会经验和阅历不足，所以时常有过激言论。
　　政府应该让人民知道不是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中国，这是中国人对世界了解得少，很封闭造成的感觉。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大国，就需要国际观上的一个启蒙运动，必须跟上世界的脚步，进行公民教育，让人民有自我表达、自己发现真相的机会和权利，而不是事事要由政府代言。
　　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要继续提高内部的资讯透明度，高度尊重人民的知情权。遇到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涉及民族关系、宗教问题，都要及时报道，坦 诚透明，新闻公开。中国在汶川大地震报道上的相对透明，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我们不能指望通过国内那一套行之有效的媒体管制达到期待的对外宣传效果，必须学会在多元化的声音中进行媒体公关，包括突发事件的危机公关。
　　
　　提升国家修辞能力
　　
　　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因为“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向日本移交青岛等事件，一部分中国人就撕毁了洋书，堵死了继续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在目前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对立情绪有增无减的情况下，首先需要警惕的就是类似完全拒斥西方、彻底回归“中国特色”的情绪。近期一些人对普世价值的批判，似乎就有一点历史回声的味道。
　　中国现阶段必须接受的事实是，中国既无力和现有世界秩序对抗，更缺乏另起炉灶的实力和机会。在这样的情势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影响现有规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中国必须在国际范围依据国际法办事，遵守以联合国体系为中心的那些进步的和主流的国际制度，包括那些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加入的一些重大规制，如国际气候及环保制度、国际劳工及人权标准等，使中国国内的法制化实践与我们对外关系上的法制化实践结合起来。恰似我们倡导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前景一样，只有把它与国内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改革进程结合到一起，中国人的倡议才有真正的信用，才会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里普遍的行为准则。假使某些企业和个人在国内一向违法乱纪，却要他们在外国当好公民和模范企业，肯定勉为其难，即使暂时做到也不可能持续。
　　另外，如何用西方乐意接受的方式来诉说中国故事，信息如何刺激，才能打动人心引起情感共鸣，才能留下记忆实现有效传播?丰富传奇的中国故事怎么表达，才能吸引观众?如何提高国家的修辞能力?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获取好感和拥戴的重要手段。
　　达赖喇嘛在中国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但在西方却不乏拥趸，其熟练包装成对某种精神文化纯洁性的捍卫。不管他的行为如何，他谈话的主题一直是和平、宽容、慈悲等普世价值观，所以就算不能赢得所有人的支持，至少也没有多少人会对他有恶感。
　　对中国而言，动辄把不同利益群体提出的不同利益诉求扣上“别有用心”“政治阴谋”的大帽子，给国际社会留下个回避交流对话的生硬粗鲁形象。现在，在很多的西方国家出现了孔子学院，很多外国人在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思维和语言并不是一回事。提升软实力，不仅仅是“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宣传什么，没有原创性的思想，只是背诵某些教条，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些年提出“和谐世界”等全新的理念，这些理念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人们关注的是，不同的人如何“和”?是真能在多数问题上“和”，还是只能在少数问题上“和”?是不“和”就公开说明和反复争论，还是面和心不和?是像孔子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是道不同亦相为谋?在其道与吾道之间如何谋?和不了能不能打?为什么而战?这些都需要清晰明了的阐释和推广。
　　中国近些年提出“和谐世界”等全新的理念。这些理念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人们关注的是，不同的人如何“和”?
　　
　　(责编/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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