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马六甲困局_主动破解改革困局

　　民主是提前化解、消除社会冲突、避免走向极端，公开、公平、公正的博弈机制，却不是事后包治百病的灵药。“被动民主”需要应对社会动荡可能加剧的危险。 　　 　　在已经结束的全国人代会上高票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这被认为是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号。
　　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执政者越来越感觉权力不够，控制不了而不得不加强自身的权力及不断加强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控制；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自己的权益无法得到伸张，而为了伸张自己正当、合法的权益不得不激进，甚至铤而走险。中国在国际上成为准超级大国候选人时，在国内却面临着空前的、前所未有的困局。这不得不让头脑清醒的国人感慨万千。
　　回顾过去的改革历程，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大包干”，90年代的市场经济取向，再到2000年以后的“三个代表”，与其说是改革，还不如说是对内开放与放开。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废除人民公社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将农民变成相对自由的农民，使他们能够自己种地生产、卖粮交易及过剩劳动力自由转移。说到底，是给了农民自由。而90年代的市场经济取向改革，从前30年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正是在经济领域向个体及民营经济开放。2000年以后的执政党改革，则是政治上由原来工农联盟向其它社会阶层、部分社会精英的有限开放。
　　从方向上看，开放路途是正确的。对内开放，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打破原来的经济束缚，解放了生产力，让中国社会再现为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但这场从农村到城市，再到上层建筑的开放效果、改革程度是递减的。经济市场化的同时，也推动了“公权市场化”。而公权市场化应该说是当今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
　　
　　自由的弹性
　　
　　真正的改革是对执政者自身的利益与权力进行调整。从当前来看，改革的结果是部分执政者及其相关者利益的膨胀，越来越成为30年改革最大的利益收成者，而更多的民众则有相对的剥夺感。我们的改革是为了建设一个规范、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却越来越像是一个腐败的、官商勾结的、依附型的权贵资本主义；在经济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政治权力集中的局面却从来没有改变。对执政党而言，改革有时候造成的是执政者个人权力的扩张，个人地位的加强，相反的不是整个政党执政能力的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加剧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冲突。
　　再从中国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设计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还警告过：“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2007年已达0.47，这接近阿根廷和墨西哥的水平，中国的不公平程度已接近警戒，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均的国家。而且中国的基尼系数的上涨速度前所未闻。中国1983年的基尼系数只有0.28，与瑞典、日本和德国相当。因此，从这一点上说，不改变这个趋势，“我们就失败了。”温家宝总理也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
　　由于中国先前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框架，也就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博弈机制，导致全社会的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不公，社会分化加剧，整个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受到中国5000年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贫富分化、没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就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追求公平正义将持续成为中国浩浩荡荡的社会运动。因为“它比太阳还有光辉”。
　　而部分地方官员更是乐见政治失序，体制空悬，这样他们才可以完全放心地浑水摸鱼，闷声发大财，实行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所说的“中央向官员放权，民众不得不向官员让利的所谓‘放权让利’改革”。就像孙悟空的分身术一样，不经意间便克隆出成千上万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官老爷”，土地、矿山、森林、草原、企业、百姓以及属下官员等全部如同他们的私人资产。与此同时，官商勾结也就在这样一个元成本或低成本践踏法律与市场秩序的土壤上得以迅速地滋生、蔓延。这样，各级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而活跃在经济活动中，原来逐渐发育的市场，也因没有边界的权力的介入导致失效与失序，从而演变成今天“国进民退”的局面。
　　而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刚性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依靠政府主导，一旦出现大的动荡，中国将面临困难的局面。面对危险，执政党不得不强化控制，这从而引出中国改革的一大悖论――改革开放因加大自由度而成功，而改革30年后却不得不收紧这种导致成功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改革颠覆了改革。
　　
　　政治经济学时代
　　
　　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不可能成功。《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个提法和经济学家吴敬琏“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的提法是一个意思：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遏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
　　从现实看，今天中国遭遇腐败、官僚主义盛行，贫富两极分化，个体的经济自由被收缩，群体事件频发，国家认同被削弱，价值观的日益空洞化、执政党执政的基础在流失以及改革正当性在民间受到的挑战。总之，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之所以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其根本上是改革的路途。中国的改革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其特点在于“没有规定的形式”，改革设计师没有提前为中国改革规定一种绝对的固定的模式。多年以来，我们也一直庆幸这一模式，没有像苏联戈尔巴乔夫从政治改革人手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但现在看来，中国这种渐进式改革，导致改革中形成的利益关系不断固化，而新的利益集团进一步挟持国家政策，从而阻挠改革的深入。
　　一个客观事实是，世界历史上，俄国彼得一世改革、普鲁士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均因原有既得利益者的贪婪，不是走向对外扩张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引起更为激进的革命。
　　中国目前最为紧迫的是强化法治，而民主政治的建立与深化，又会反过来推动法治的深入与持久。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是，当内部的局面极端困难时，中国被迫加快民主建设。民主是提前化解、消除社会冲突、避免走向极端，公开、公平、公正的博弈机制，却不是事后包治百病的灵药。在一个畸形、贫富极度分化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其民主政治也只不过是非驴非马的民主怪胎，而此时解救这个社会的民主肯定为时已晚，只会导致这个畸形、分化的社会出现更大的动荡。
　　为了避免最差的结果，国人必须凝聚最大的共识，以勇气和魄力重新设置中国当今改革议程，主动用民主政治遏制官员本能的权力冲动，用公民社会对抗日益嚣张的既得强势集团，从而实现保障中国持久的和平与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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