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荣誉感【荣誉感之外,更要有法治】

　　南方朔先生在《精英阶层要有该有的样子》一文中强调“当个统治阶级，在言行举止和道德标准上就要有个统治阶级的样子”，这当然没错。可问题是，如果他们“没有样子”怎么办？南先生说让他们“自杀谢罪”；可如果他们不自杀呢？不但不自杀，而且还洋洋得意地写到日记里，把每笔贪污来的款项都记得清清楚楚，把和每个情妇做爱的感受都写得详详细细，甚至把她们每个人的阴毛和裤头都收集起来，作为今后学术研究的标本，怎么办？
　　南先生举例说：“1992年4月，意大利司法大肃贪，从中央到地方有数百人被侦讯或究办，至少有一打的人因为涉及腐弊案而羞愧自裁。前几年日本禽流感，有对养鸡场的老夫妇，因为贪侥幸而将死鸡出售，后来被揭发，这对老夫妇也自杀谢罪。”这当然令人感动，可令人不明白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要到“被侦讯或究办”，“被揭发”时才“羞愧自裁”呢？早先时为什么不“羞愧”呢？如果到“被侦讯或究办”，“被揭发”时才“自杀谢罪”的话，那么究竟是法律的力量呢，还是道德的力量呢？我认为是法律的力量。如果“荣耀感”、“廉耻心”真有南先生说的那么神的话，世上就不会有法律，更不会有死刑、监禁等强制措施了。
　　人类社会之所以创设法律，恰好是因为道德不足以收伏人心了。这就好比一个人因为伤势太重截了肢，而你却对他大谈吃药的好处，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人认为传统文化里的“礼义廉耻”不好，更没有人认为“恬不知耻”比“知耻后勇”还好；问题是当一个时代或社会的统治者普遍失去廉耻，他们不但没有“统治阶级的样子”，连“被统治阶级的样子”也没有时，只谈“荣耀感”和廉耻，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实际上即使在英美那些“绅士风度”、“骑士传统”很深厚的国家，人们也主要依靠法治的力量，而不是空谈什么“文化心理的价值建构”。如果“荣誉感”、“礼义廉耻”真能解决问题的话，中国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西方也用不着搞弹劾、舆论监督以及分权制衡等制度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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