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_“十二五”的考验

　　从今年开始，中国进入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期。 　　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二五”的历史发展时期有一个定位，那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十二五”时期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按照最新统计数据，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中国人为之自豪。应当说，这是中国这些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前一段时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在说起中国GDP超过日本时，没忘了提到，中国人均GDP仅为日本的1/10。
　　所以说，现在取得的成绩，并不等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宣告大功告成，可以高枕无忧了。改革越是深入，矛盾越是复杂，利益越难均衡。
　　
　　谨防“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中国不光是GDP总量超日本，人均GDP也超过了4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个数据面前，要注意有一个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说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分配不公等原因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无法继续发展至高收入国家。
　　未来五年，我们说希望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重要的关卡。
　　从国际上看，很多几十年前就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并没有如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是陷入经济发展的滞涨期。所以说，全世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规律，而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却是一个反规律。
　　在过去一百年中，跳出这个“陷阱”的几率只有3%，在全世界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完成了这个跳跃。
　　对于中国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遥远，也就是未来二三十年要遇到的事情。那落入这个“陷阱”的风险有多大呢？我说可能性占百分之五十。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国情复杂，难以全盘学习他们。虽然可以借鉴韩国、日本的经验，但也要知道，他们都是在二战后获得了经济飞速增长，这和美国的庇护不无关系。
　　还是要靠自己，别人是靠不住的。
　　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要想继续发展下去，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增加人均收入，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政府要负起责任，但收入的增长也不能完全依赖政府，因为苛刻地讲，政府不产生一分钱的效益，它只是把钱从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
　　关键途径是创新。中国虽说成了世界经济体的老二，但有什么品牌呢？去北美和欧洲城市，大楼上看到的都是韩国、日本的品牌；在纽约商业中心曼哈顿第五大道，也没有中国品牌的身影。阿尔巴尼亚人说你们中国货很便宜，但是质量不好。我在英国商场里买袜子，9．9英镑可以买一双英国制造的，但是中国制造的，就可以买四双。价格差别这么大，质量是不是有区别？当然有。
　　我们必须扭转这个情况。不是我的货越便宜就越占便宜，必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才能大发展，中国到了这个阶段了。
　　过去，我们总乐于在“微笑曲线”下面赚钱。“微笑曲线”就是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通俗的说，我们就是挣苦力钱。研发和销售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品牌。中国在未来不能再满足做“世界的工厂”，而要创新，生产别人没有的东西。印度要变成“世界的办公室”，我们应该比印度更加有智慧。
　　
　　“变”与“不变”
　　当然，未来要扭转的并不只是一个产业创新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更重要的是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十二五”规划讲的是“变”和“不变”的关系。“十一五”是发展为主题，“十二五”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十一五”是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题，“十二五”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题。虽然只有两个字的区别，但却使“发展”有了更深的含义。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十一五”规划之前，我们都在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但现在不这么说了，重在四个建设、四个改革一起推进。中央现在提出的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从这些提法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更多的不是关心发展的工具和手段，更多的是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本身的目的，最终还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一个十分积极的变化。
　　事实上，在第六个五年规划之前，只是叫做 “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后来才加上了“社会发展”，叫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现在开始，社会发展是个很重要的考量目标。如果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另一方面民众基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那社会和谐就会被破坏，经济发展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十二五”有两项基本的战略任务。第一项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二项就是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而且第二项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有了社会发展的诉求，“十二五”的经济发展就要进行理性的控制，很多事情要有边界的约束条件，不能乱搞。十七大的政治报告就是近期最强的约束。以前我们说，到2020年要实现GDP总量翻两番，十七大调整之后的说法是，到2020 年实现人均 GDP 翻两番。人均GDP的提法，更能反映一国国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
　　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强调人均GDP，而不是GDP总量，淡化发展速度的话，在“十二五”期间，我们每年增长7%就可以了，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七上八下”就可以，就是说控制在7%到8%之间都是合适的。
　　
　　“国”与“民”
　　也会有很多人说，GDP也好，人均GDP也罢，从这些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个指标都是可以实现，但民众却还穷得叮当响呢，国家财富的增长幅度与民众收入增长不成正比。这就涉及国富和民富的关系问题，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厘清的一个重要关系。
　　有些人将二者视为矛盾的双方，把他们完全对立起来。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该解读为此消彼长的关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有对国富的描述，所谓国民财富也就是国家人民的财富，其中就包括了老百姓的财富。中国的改革，提高了国家财富的增长水平，但并未排斥民富的增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就是重视民富的表现。
　　在“十二五”期间，国家仍旧会关注民众财富。例如，“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等等。
　　当然，这些提法已经不算是新鲜，有些已经有多年轨迹。有些甚至提了多年，问题还没得到根本解决。但改革的确需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应先找到改革的共识。
　　比如，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了“尊严”这个字眼。“尊严”是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词，这个词的提出，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迎合了老百姓的诉求，是时代的进步。同时，这也丰富了民众生活的内涵，不再是指单一的居民家庭收入的简单的物质概念。
　　温家宝总理解释说，“我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指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
　　这样，“国”与“民”的关系就得到进一步统一，不再仅限于财富这个层面，而是社会的均衡发展。从单一的物质概念，到保障有尊严的生活，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望不再弱势。
　　按照改革既定的方向，“十二五”期间，这些社会问题会得到相应的改善，但也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毕竟改革的深入和利益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要寄希望一个五年规划就搞出多么大的动作，那样不科学也不现实。我认为，小步快走，基本上是合理的。
　　
　　政府与民众责任
　　无论小步走，还是大步走，只要有了共识，明确了目标，那政府的主导作用就不可忽视。这既是政府的权力，也是义务和责任。
　　政府的作用就是维护好一个公平的制度和环境，这也是政府存在的理由。在改革中，政府要调整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调整是什么？就是沟通，互动。像两口子吵架，政府就要有一个《婚姻法》，创造一个平等的对话机制。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还有很多文章要做。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组织好，搭好框架，具体提供方式可以探讨是否采用市场的手段。如果完全推向市场，那公共服务很可能变成镜中月、水中花。
　　但不是所有事情都依赖政府。我不赞同那种完全希望政府让渡利益让民众富有的想法。公民自身也要承担起责任，规划要实现，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居民对物业公司不满意，我们是否都按法律规定去争取权益了呢？这是公民自理的时代，你得为你的权利负责，要监督，要谈判，要协商。每个人都要较真，都要努力。
　　政府绩效的改进，仍有诉求空间。怎么诉求？就要运用好“两会”等机制，人大代表要更加硬气一点。自己该做的事情自己做，不要“授权”给政府做。
　　我去英国旁听人家的国会，也听过国内地方的“两会”。人家那里是质询，我们这里是鼓掌。
　　人大代表代表人民，按照人大选举法，人大代表有权利和义务提出质询。现在看来，好的习惯还没有养成。这需要一点点的培养和进步。
　　现在有一种现象，年轻人都愿意考公务员。什么时候大众觉得领导不好当了，这就对了。
　　当官员要有一种意识，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别人想让你怎么做你才能怎么做。
　　这需要慢慢往前进。
　　（中国周刊记者余芳倩采访整理）

相关热词搜索：二五 考验 “十二五”的考验 十二五 大力神的十二道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