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后金融危机时期仍然危机不断?:2018金融危机最新消息

　　按照美国官方口径，美国金融危机结束的时间，应当从美国经济止跌回升的2009年6月算起，此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事实证明，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和财政所走过的道路都很坎坷。欧洲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白宫同国会之间发生内讧，造成财政僵局，险些导致债务违约，现在经济虽然还在增长，却不排除二次探底的可能性。
　　当今资本主义各国出现的危机原因各不相同，但基本矛盾是一致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机制创造财富有很强的能力，但分配财富不公，两极分化，这是问题的根源。现代资本主义找到了一个缓和矛盾的途径，就是一方面通过抓科技创新，开拓市场，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发展社会福利，建立安全网，用这套办法来缓和社会矛盾。但是科技革命有自己的规律性，重大技术突破并非唾手可得，所以单凭这一套办法还不能解决问题。于是资本主义精英们又设计出一系列调节手段。其中较有效的有，一是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二是金融自由化和高杠杆化，三是国家财政债务化，赤字化。这“三化”是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为实行对外扩张，谋求利润最大化，提升竞争力，缓和国内矛盾而采取的新战略和策略，并且取得一定成效，但它同时也是双刃剑。金融自由化和高杠杆化是金融危机的渊薮，其弊端已在2007年的金融危机中显示出来。另外“两化”也逐步暴露出不少新的矛盾和问题，甚至导致新危机。因此围绕这些问题研究其特点和走向是有现实意义的。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最先发端于美欧国家，其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扬长避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经济区域化与全球化异曲同工，以欧盟实施最为成功，其目的是通过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资本、劳力、货币在区域内自由流动，获得可与霸权国家相抗衡的政治经济区域优势。然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都是双刃剑，解决了一些矛盾的同时又暴露出新的矛盾，甚至成为导致危机的种子。
　　美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最大受益者。拿美国说，自20世纪90年代加紧推行经济全球化以来，通过跨国投资、加工贸易、服务外包等一系列全球化措施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使企业赚得钵满盆满。美国一些最成功的大公司，如苹果、沃尔玛、GE、谷歌，无不因实行全球化而获得巨大成功。美国的商品市场也因获得来自发展中国家价廉物美的产品而使消费者大受其益。
　　但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也导致了新的矛盾和冲突，并导致反全球化运动的勃兴。最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些国家失业工人所抱怨的“就业流失”。应当说，尽管这些国家所发生的就业困难并非完全由全球化所导致，却也不能不说全球化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有若干亿劳动力参与了全球生产，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在全世界的重新组合，引发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区位的转移，由此带来两个明显的结果：一是，在发展中国家方面一旦与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相结合就爆发出巨大的生产效率，使其经济得以腾飞；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受到了巨大冲击，使得就业情况恶化。由于西方在全球化过程中总是占领着高端产品市场，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就业困难更多地落在低技能的劳动者身上。
　　美国后金融危机经济复苏阶段出现的所谓“无就业复苏”就是这种困难的具体表现。其实这种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复苏中已经出现，不过这次更加突出而已。笔者用民间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同就业人口的比率，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十次经济衰退中的就业状况，发现如果把长期找不到工作自愿放弃就业的受挫者包括在内[1]，就可以看到复苏过程中就业缺失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直到90年代出现所谓的“无就业复苏”，具体的数字是：20世纪50年代两次衰退，从高峰到谷底平均9个月，就业从高峰到谷底为5.5个月，说明就业的回升比经济复苏快；60―80年代五次衰退,经济从高峰到谷底平均11.8个月,就业从高峰到谷底平均16.6个月，说明就业回升已经滞后于经济复苏；90年代到2007年两次衰退，经济从高峰到谷底平均8个月，而就业从高峰到谷底则平均为36个月，说明就业回升已大大滞后于经济复苏；这次大衰退，经济从高峰到谷底18个月，而就业从高峰到现在已是51个月，还没有见底。这种无就业复苏与国际劳工就业的结构性变化有重要关系。在美国，这种无就业复苏的受害者多是最弱势的群体。美国的失业统计说明，2010年劳动者平均失业率按小口径算（不包括自愿放弃就业的受挫者）是9.6%, 其中白种人是8.7%, 16岁到19岁低技能的年轻人失业率竟高达25.9%，而这一数字在1982的衰退年只有23.2%。这是同9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个证据。
　　这种带有结构性的无就业复苏是此次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重要根源。复苏开始至今已两年多了，美国却仍有1400万失业人口（按大口径算近2000万），失业率高达9.1%, 这直接导致美国消费疲软, 楼市持续下滑, 对外部冲击抵抗力低下,股市狂泄，二次衰退的可能性上升。
　　奥巴马政府虽然注意到就业问题的重要性，并出台了一些措施，但效果甚微，说明药不对症和力度不足。如果不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这次无就业复苏可能会持续若干年，在此过程中美国经济即使不二次探底，也会增长乏力，并成为奥巴马争取连任的绊脚石。
　　在欧洲，近期发生的挪威惨剧说明了极右势力对经济区域化、一体化所造成的外来移民蜂涌而至的现象深恶痛绝。这种右倾思潮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是很大的障碍。无论是美国的无就业复苏还是挪威的反移民倾向都说明全球化和区域化有使阶级利益冲突加剧的一面，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导致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倒退，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财政赤字化和债务化的问题
　　尽管美国宪法允许赤字，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当权者并不主张财政赤字化和债务化，除非在战争等非常时期，这是亚当•斯密小政府低税收的指导思想。赤字财政由小罗斯福开其先河，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将赤字财政理论化。但凯恩斯推行赤字财政是有条件的，就是要使经济平衡发展，弥补需求不足的缺口，而并不是无条件地一味借债，造成经济失衡。
　　美国借债成瘾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以下几个因素导致：一是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和大批弱势群体的出现，需要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建立社会安全网，否则社会就会发生内爆。而美国的资本家极力反对增税，既不增税，又要建立安全网，还要扩大军事开支，因此只有推行赤字财政。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牙买加协议把美元定为国际储备货币，但把美元与黄金脱了钩。这样一来，美国搞赤字财政就利多弊少。利多是因为：第一，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加上美国债券没有发生过违约，使它赢得了国际信誉，美国政府发债总会有买家；第二，债发多了，不必担心发生债务危机，因为美国自己可以发行美元，购买债券，其最坏的结果无非是美元贬值，不需要美国拿出真金白银；第三，美元贬值的结果是使美国的负债缩水，而使美国持有的外国资产升值，其结果可以把美国的外债总额冲销掉很大一部分。这样一来从20世纪70年代迄今，除了克林顿时期出现过当年财政结余，其他年度的预算都有赤字，但大小不等，而以共和党的里根和小布什为最。
　　在里根和小布什执政时期，因减税而导致的财政赤字变成了把社会财富转移给大资本家的有效工具。美国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是造成赤字财政减税的原因之一，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初次分配导致的资本的日益集中，赤字财政扭曲了公正的分配。关于这种扭曲，巴菲特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谈话。他在要不要给大资本家继续减税的辩论中说，因前总统布什在任时期实施的减税措施，使得他（指巴菲特自己）所享受的税率是办公室所有人中最低的，甚至比“电话接线员”和清洁女工都要低（在2011年的另一次讲话中他说根据去年的报税单，他的所得税率是17.6%，而他的20个雇员平均税率是31%）。巴菲特认为“税收制度不应当这样运作”。他认为美国应当加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理由是“我们需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0%的资金做一些我们认为这个国家应当做的事情。这笔钱必须有人来出”，“如果你不向我这样的人要钱，又怎么能向那些餐馆侍者要呢？”巴菲特的讲话对要求为富人继续减税的人犹如当头一棒。巴菲特是富豪中的开明分子，显然富豪中赞同巴菲特观点的人并不多，连国会里的人都说他是在“哗众取宠”。
　　美国的财政债务化从理论上说似乎是可以取之不尽的。美国有的经济学家表示，美国的国债券也是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是可以同愿意买它的人平等交换，因此发债是可以无限的，美国不必担心债务危机。但是这次标普为美债降级一事说明：虽然美国国债从未违过约，也有不违约的手段，但是美国两党的政治内讧却有可能导致违约，从而引发债务危机，并由债务危机再次引发经济危机。这是这次美国因提高赤字上限僵局，标普给美国国债降级所带给我们的新启示。
　　
　　美国大资本和人民大众
　　的矛盾在激化
　　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斗争折射出来的是大资本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和斗争。
　　奥巴马上台是罗斯福执政以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暂时胜利。他推行的医疗改革、金融改革，虽然尚未完全落实，但已经触动了大资本和与之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遭到了重重阻力，这次国会的赤字僵局，凸显了这种矛盾的激化。美国此次的债务危机焦点十分明确，共和党反对向大资本增税，民主党反对削减福利开支。前者是大资本的利益所在，后者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当前有人评论说，美国的财政问题是福利太高所致，对这种说法要加以分析。诚然，美国的福利制度有不合理的因素，美国政府目前社会福利和安全网的支出要占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但是美国的福利并不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的高度集中垄断，造成社会问题，出现30年代大萧条和21世纪大衰退这样的社会灾难，必须由政府通过办好公共服务，来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过度削减公共服务开支是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背道而驰的。巴菲特说得对，美国现在需要拿出GDP的20%来办一些必须办的事，整顿基础设施、解决无就业复苏问题都是需要政府做的事情，仅仅依靠市场是不够的。奥巴马强调解决美国失业要靠振兴美国制造业，让跨国公司回到本土来经营，以便留住就业，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也确有几家大公司回到美国，做了点表面文章，但这条路从长远来看是行不通的。因为企业必须盈利，如果劳动成本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过高，企业就无利可图，这与是否爱国没有关系。现在也有人用封建社会时期的小政府，以及资本主义初期的小政府，同现在的政府开支做对比，用以说明现在的财政支出不合理，这是不考虑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陈旧观点，是不足取的。
　　从2010年中期选举以后，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博弈形势看，目前大资本略占优势，奥巴马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如果不能连任，金融危机后的各种改革有可能会大打折扣，甚至流产，由资本贪欲而引起的各种危机在美国仍然会不断重演。虽然美国的超强地位还不会很快衰落，但是其软硬实力会在不断的危机中逐步削弱。在中美的合作竞争中，中国必须时刻警惕各种危机的发生，立足于办好自己的事情，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失业人口按统计口径约为1400万人，失业率9.1%。其实这是一个不准确的数字。因为它没有包括那些因长期失业而不想再找工作的受挫者（discouraged）。如果加上这部分人群，美国2010年的失业人口应当不是1400万而是1946.3万 (多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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