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焦虑_身份认同与文化崩毁的双重焦虑

　　震惊世界的挪威恐怖袭击事件已过去多日，但它在世人心中留下的创伤依然难以弥合。人们无法理解那个叫安德斯•布雷维克的人为什么会向无辜的青年学生开枪：他有无同伙，何种目的，他是精神病患者吗？一系列疑问纠缠着大众的神经，迫切期待挪威司法机关能向世人澄清。“布雷维克式”恐怖袭击的确有悖人的思维定势，但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偶发个案简单剖析，因为挪威袭击不可能是“纯然孤立”的，偶然中有其必然性。从布雷维克偏激人格角度看，具有偶然成分；而从欧洲经济、文化背景考察，又有其必然性。因此，只有将布雷维克独特个性与其成长环境结合起来，才能进入其心灵深处，解读他那令人生疑的袭击方式，给世人以深刻的反思。
　　
　　社会模式变迁带来的阵痛
　　一部社会发展史，其实就是社会模式不断变迁的历史。自启蒙运动以来，先贤大师们为欧洲大陆描绘出了“理性王国”的美好蓝图：永恒的正义、永恒的理性、自由、博爱、人权。德国文学家歌德借浮士德之口为欧洲子民提供了一条美的生存法则：每天每日地去开拓生活，然后自由地享受生活。这种乐观向上，永不知足，积极进取的心态，就是著名的“浮士德精神”，它是近代欧洲人文文化的精髓。秉承这一珍贵的精神财富，欧洲人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神话，尽管中间也出现不少曲折与反复，但基本上构建了现代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伊甸之园”（福利国家）。欧洲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先进的社会发展模式居功至伟。但进入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快速转型，欧洲面临着经济全球化、人口老龄化、信息技术革命等诸多因素的严峻挑战。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一系列社会矛盾开始显现出来：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失业率攀升，犯罪率居高不下，低端劳动力不足等。为了缓解劳动力不足问题，不得不开放移民通道，而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又成为一把双刃剑，好处是解决了低端劳动力问题，但副作用也很明显。中东、非洲等异质文化落地生根，由于种族、信仰等身份认同核心问题难以解决，外来移民长时间不能融入欧洲本土文化。同时，移民在为伊甸之园付出艰辛劳动的同时，也要享受国家给予的福利成果，这必然造成部分人的切身利益受损而使之心怀幽怨。加之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对抗已无人喝彩，而经济问题、福利问题、就业问题，势必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所有这一切，是老欧洲在社会模式变迁下必须面对的新问题，无疑也是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存在的深层背景和最终动因。
　　对于存在的社会问题，一些民众并不会像学者那样理性思考事情的前因后果，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所有的责任归罪于“中左派”政府执政的无能上面，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民众的这一情绪又为欧洲各种极右翼势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重出江湖提供了契机。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极右翼组织活动频繁，头面人物公开高调参与国家政治选举，秘密组织则隐蔽利用现代网络传播技术，拉拢影响年轻一代，无孔不入地传播自己的政治文化主张，将社会变革带来的阵痛完全归咎于移民政策，并将移民的负面作用扩大化，将其和社会安全、国民福祉，甚至与欧洲种族血统延续挂起钩来。
　　尽管他们的观点似是而非，甚至有些危言耸听，遭到主流社会民众的公开反对。但不可否认，阵痛期社会现实提供的“真实场景”，还是使不少民众受到感染，轻信并认同他们的政治主张，为极右翼政党的排外主张推波助澜。更有中毒极深如布雷维克之流，成为令世人唾弃的恐怖狂人。
　　
　　身份认同与文化崩毁
　　的过量焦虑
　　在社会模式发生变迁的大背景下，尽管大多数民众能在现实面前保持清醒而理性的认知，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欧洲民众尚未做好心理准备。在社会经济模式转换的阵痛期，他们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与担心本土文化传统崩毁的双重焦虑。这里的身份认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主要指涉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关系。凡社会人聚集之地，必然存在身份认同问题：我属于哪个族裔、宗教、阶层、政治派别、国家等等。有了身份认同，人才会有归属感，否则就会产生归属焦虑。学术界认为，身份认同与暴力冲突联系在一起，因为身份认同的单一性、排他性必然造成族群之间的政治与文化冲突。在传统社会学研究中，身份认同焦虑一般存在于少数族裔群体，在特定情景中，他们既担心失去族群庇护在财富分配上受损，更担心自己的族群被所处地区强势文化湮没，从而失去族裔赖以指认的文化传承基因。少数族裔的通行做法是坚守族裔身份认同内核，以防止被同化，适当变通以达到国家身份认同，从而实现平安相处。
　　在当前的欧洲，情况则比较特殊，不仅移民存在身份认同问题，本土居民中的部分敏感群体也患上了身份认同焦虑综合症。主要原因依然与外来人口的持续增长相关。在欧洲文明的大本营里，外来移民不但公开坚守族群身份认同的标志性符号，而且还聚集在一起，形成庞大的异质文化隔离社区，并保留文化、语言和宗教习俗，俨然国中之国。特别是近阶段，由于劳动力需求发生结构性转变，欧洲已难以吸纳更多的低端劳动力。但受欧洲国家高福利的诱惑，移民潮依然一浪高过一浪，这让一向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尊重“多元文化”选择的欧洲人有苦难言，久而久之，不免忧从中来，甚至连欧洲的一些知识分子也紧张起来：如果移民潮持续发展下去，异质文化大举入侵，数年之后，欧洲还是基督与白人的欧洲吗？在“多元文化”发展的浪潮里，我们又将是谁？至此已明白，有相当数量的本土居民认同极右翼势力的排外主张也就不足为奇了。
　　布雷维克作为极右翼势力的忠实信徒，身份认同焦虑异常明显。从其进行血腥袭击的动力源构成来看，其身份认同焦虑产生的心理压力，相当大成分转换成了实施恐怖袭击的心理动力。挪威警方已经证实，布雷维克具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背景，十六七岁时即加入挪威极右翼组织挪威进步党，并且极端仇恨伊斯兰文化。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马克思主义与伊斯兰教联合，伊斯兰教肯定会接管欧洲，在未来一百年之内彻底消灭欧洲基督教势力。”并自我估算到2083年，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将超过50%，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
　　布雷维克的焦虑并非捕风捉影，而是存在一定现实依据。在布雷维克出生时，挪威仅有数万外来人口，而到他32岁时，挪威移民总数已突破60万，平均每八个挪威人中就有一个移民。因此，依照布雷维克的心理逻辑，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政府对移民潮不加限制，加之移民后代的快速繁衍，其后果必将是挪威本土白人血统的逐渐消失。在不久的将来，欧洲大陆上像他一样血统纯正的欧洲人将沦为少数民族，辉煌的基督文明也终将为穆斯林文化所遮蔽。出于对纯正欧洲血统的极度迷恋和对本土文化的捍卫心态，他幻想自己能像古代十字军东征的骑士那样，以“殉道”方式发动对外来文化入侵者的“圣战”，以达到保卫欧洲文明之目的。在2002年，他就曾利用假期到英国伦敦参加欧洲右翼团体的“秘密集会”，并在会议上受到英国导师的“指点”，由此下定发动恐怖袭击的决心。决心已定，袭击的形式也就成为他恐怖“游戏”的任意选择了。
　　
　　激进个体与焦虑群体
　　合流下的惨剧
　　尽管当前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为极右翼势力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尽管有相当数量的本土居民过于敏感，沉湎于身份认同与传统文化消失的焦虑之中，但这仅仅是挪威恐怖袭击的背景而已。从现实情景出发，我们依然不能排除挪威恐怖袭击案的偶然成分。也就是说，现实情景作为外因诱导了布雷维克的犯罪，但构成恐怖袭击的核心要素依然是布雷维克本人，归因于其独特个性与近乎扭曲的偏执性格。正是有了布雷维克这一突变基因，才导致了挪威恐怖袭击人间惨剧的发生。
　　从已披露的材料看，布雷维克是一个性格偏执，人格扭曲的“病人”，这与他的童年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不正常的家庭生活，扭曲了他的天性，孕育了布雷维克的逆反性格。他少年时代父母离异，跟随母亲生活。母亲再婚后，继父在他的成长经历中扮演的竟然是“禽兽”角色。母亲则是女权主义者，以超级自由的养育方式，培育了他具有女性化特质的内向性格。在同学眼中，他爱较真，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极端迷恋，并因此受到嘲笑。这一性格特征为布雷维克的人格裂变埋下了伏笔，并最终导致了他双重人格的形成：即一个“真实的自我”与一个“想象中的自我”的对立与转化。他极力寻找“想象中的自我”，希望摆脱现实中那个内向软弱的真我，最终能以强人、英雄的角色震撼归来。他通过玩暴力网络游戏，以“模拟杀人”方式，塑造自己强悍的一面。而喜欢穿制服、警服持枪拍照，正是强化自己攻击倾向的真实写照。由于不断强化自己的英雄情结，在想象的世界里，他俨然就是那个因遭受穆斯林攻击而落难的欧洲的“救世主”。而恰在此时，欧洲的现实状况的确显现出两种文化冲突的基本态势，加上极右翼势力观念盛行，给了布雷维克“变成”欧洲“救世英雄”的绝好契机。
　　至此，他心路历程发展逻辑也逐步明朗化：坚信欧洲内部已经存在一个强大的穆斯林敌人，并不断强化这一观念；虚拟并相信欧洲文化面临灭绝的灾难后果，并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想象成未来欧洲的“救世主”；自己有义务承担起拯救欧洲白人的责任，为实现自己的救世梦想，不惜使用恐怖手段，让“叛国”、“误国”，推崇多元文化政策的挪威执政工党付出血的代价。没有比这更有震撼力的事情了，在布雷维克的世界里，虚幻与现实重叠在一起，他沉溺在自己构建的意识形态里不能自拔，甚至把虚幻当成现实，最终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样推理并非武断，因为在他首次法庭受审时就拒不认罪，表示自己只是想“拯救挪威与西欧”；在其《2083：欧洲独立宣言》中，更是屡次表示要重新组织罗马帝国时期的圣殿骑士团，重现欧洲昔日的荣光。
　　
　　挪威恐怖袭击带给人们的思考
　　血腥恐怖袭击在素有“欧洲天堂之国”美称的挪威发生，在人们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但在简略追踪了布雷维克的偏执人格与变态心理发展过程之后，挪威恐怖袭击案似乎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它主要应归因于布雷维克偏执人格与不正常心理驱使下发生的一起人间惨剧。尽管如此，也不能说挪威恐怖袭击就是一个“偶发”个案，因为在布雷维克的背后，的确存在着一个暗影――极右翼势力提供的心理动力支持。同时，部分民众面对社会问题表现出的焦虑情绪，也为恐怖袭击案的发生起了间接助推作用。就是说，挪威恐怖袭击案是由多重要素构成的系统，只是每一个要素在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而已。
　　从社会大环境角度考量，任何社会发展模式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失业问题、福利问题；与移民相关的种族冲突、多元文化融合问题；与政治相关的极右翼势力抬头问题等等，可以引起社会的动荡，甚至爆发欧洲式的街头骚乱，但并不必然导致类似于挪威恐怖袭击这样的惨剧。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上述矛盾几乎所有欧洲发达国家都会或正在经历，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在矛盾冲突比较明显的德国、法国、荷兰，并没有发生类似“为拯救白人而屠杀白人”的恐怖袭击案。
　　从欧洲民众心理焦虑角度看，这一因素对布雷维克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加深了他的极端情绪。但从总体上看，欧洲民众的公民素养还是相当高的，即使那些给极右翼政治势力投票的选民，价值观选择也只是囿于政党执政轮替范围之内，他们并不赞成采用暴力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布雷维克想用极端恐怖袭击方式，刺痛并唤起欧洲人的“觉醒”，只是他一厢情愿的痴狂妄想。反对移民有多种渠道，并不一定非要采用暴力手段。
　　从布雷维克偏狭人格方面考量，似乎较为合理，前文已有论述。这里需要补充一个被忽略的关键“角色”，即恐怖袭击的重要工具――枪支。仅就于特岛受袭学生伤亡人数看，威力强劲的自动武器才是布雷维克的最大“帮凶”。在西方国家，一些民众表现出某种根深蒂固的“拥枪文化情结”，甚至将武器的拥有与失去提升到崇尚自由与保护人权的高度。因此，枪支泛滥也就成为发达国家难以医治的社会痼疾。家中珍藏一杆老式猎枪，把玩一支结构精巧的特制左轮，唤起对过去的回忆，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在武器高度自动化的今天，允许国民拥有杀伤力极强的自动化武器本身，就已经构成对他人人身安全的潜在威胁，因为一个动点自动武器的杀伤力，并不比静态炸弹的危险小多少。假设布雷维克没有便携式轻武器，于特岛恐怖袭击就不会是现在的结局。从社会安全角度考虑，禁止拥有性能优越的便携式自动武器，也是对国民自由人权的保护。
　　近世欧洲所奉行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理念，具有极其深厚的精神内涵，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精神内涵的支撑，“多元文化政策”根本不可能出台实施。因此，在欧洲推行多元文化政策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不可能因为一个狂人发动的袭击案件就会停滞不前。在当代，让外来移民无冲突地融入所在地文化传统，只能是一种美好理想；而专制时代使用的高压政策早已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因此，欧洲多元文化共生模式仍然是理性的不二选择。基于这样的研判，就需要欧洲本土居民，特别是患有身份焦虑症的民众进行合理的心态调整。身份是多重的，他者的身份也不容忽视，只有坚守欧洲人文主义光辉传统不动摇，摒弃狭隘的种族优越观念，放弃身份与文化选择上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应对时代的挑战，才能再续欧洲的辉煌。
　　一个人应该有最起码的人道主义理性认知，这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判断力，失去了这个判断力，也就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不管他是什么族群，也不管他属于何种政治派别，概莫能外。布雷维克表面的冷静，故作的崇高，都不能掩饰他作为失去理智、失去人性的狂人角色，他的确刺痛了欧洲，让欧洲人醒悟，但不是从布雷维克希望的角度，而是从他荒谬认知的反面。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徐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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