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之危机_危机阴影下的欧洲政党

　　对于欧洲各国政府及政党来说，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是2011年首要的政治议题。面对危机，左右翼阵线的主流政党在大的方向，即携手解决危机问题上表示了共同的立场，但在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同时由于所处地位的不同，不同国家及政党受危机牵连的程度也不同。但危机所暴露出的一些政治问题会成为影响未来欧洲政党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
　　
　　欧洲不同政党面对危机的不同反应
　　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和不断升级对欧洲不同的政党的影响不一，它们作出的反应也不同。
　　首先，深陷危机的国家及其他卷入危机的国家的执政党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随着危机的不断升级和蔓延，各相关国家政府深受重压，其执政党也因此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它们一方面要竭尽所能应付危机，另一方面又要因此面对国内民众的不满和指责。其中，打击最大的是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所谓“欧猪五国” （即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原执政党，它们无一例外地因为处理危机不力而失去执政地位。这些政党来自不同的阵营，既有右翼保守的爱尔兰共和党和意大利人民自由党，也有来自左翼的葡萄牙社会党、希腊泛社会主义运动党和西班牙的社会党。这些政党与所在国国家的危机的关联度也不同，例如，对于此次危机中最受煎熬的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及其领导的政党希腊泛社会主义运动党来说，他们有理由感到冤屈，因为造成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真正元凶是其右翼前任政府。
　　但对于目前这些国家的民众或者选民来说，他们更关注的不是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而是政府是否能够领导国家渡过难关。而对此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无论其政治背景是左翼还是右翼――无奈的选择是紧缩开支和增加税收。在危机不断升级、民众生活深受影响的形势下，这两者都只能是使民众的对立情绪加强。五国政府的相继更替直接表达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只是五国政府的更换方式有所不同。爱尔兰共和党、葡萄牙社会党和西班牙社会党分别是以选举惨败的方式结束，而希腊的帕潘德里欧和意大利的贝鲁斯科尼都是以无奈的辞职方式黯然离去，两国分别组成了一个非选举的、由技术型官僚组成的临时政府来承担挽救经济的重任。这成为危机之中的欧洲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新现象。
　　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来说，同样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处理经济危机不力而失去政府的，远的可以溯及2010年的英国工党和荷兰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近的有在2011年9月丹麦大选中执政的中右翼政党集团（蓝营），它们输给了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中左翼政党阵营（红营）。如同上述欧债危机五国一样，它们的政治背景各异。即便是那些没有出现主权债务危机、但也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的国家，执政党也承受了较大的压力。目前，在欧盟层次上对欧债危机的前景最有影响的人物可以说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奇，他们在各自国内也承受了较大的政治压力。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在2012年的选举中吞食苦果。而在英国，卡梅伦领导的联合政府也因为“袖手旁观”而遭到反对党的指责。相对来说，在那些经济状况运行良好、未直接卷入欧债危机的国家，例如北欧瑞典，政府及执政党的压力相对较小。
　　其次，欧洲大国的左右翼主流政党在加强合作援救主权债务危机国家、稳定欧元及欧盟这些大的方向性问题上没有原则性区别，但在涉及欧元稳定及欧盟政治合作机制的一系列问题上，不同国家之间及各国的左右翼主流政党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
　　对于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来说，他们没有多大的政策空间，紧缩公共开支、增加税收、寻求欧盟的援助是其基本的政策。而削减公共开支意味着削减各种社会福利支出及公务人员的工资。虽然这种政策引起了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但由于不得不求助欧盟及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它们也不得不接受后者所提出的大幅削减赤字的条件。2011年3月，葡萄牙苏格拉底政府正是为了满足欧盟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提供的援助的条件（大幅削减赤字），才向议会提出了导致其下台的经济紧缩计划。可面对国内民众的愤怒，新的帕索斯•科埃略政府依然不得不继续实行一系列严厉紧缩（大幅削减公务人员工资和各种社会福利）和增税措施。在希腊，帕潘德里欧很清楚满足欧盟峰会援助希腊的一揽子方案的条件的政治代价，并试图以全民公投的方式来转移矛盾，但为了使援助得以继续和不致使希腊及整个欧洲陷入尴尬境地，又不得不以辞职来了结。
　　目前，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政策主动权与其说掌握在这些国家政府手中，不如说掌握在欧盟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手中。而欧洲大国、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态度成为关键。欧盟大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目前都是由右翼保守政党执政。但这些国家的主流政党，包括目前执政的及主要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在大的方向，即欧盟应该团结合作援救这些国家并避免欧元体系乃至欧盟的崩溃问题上没有原则性的区别。从危机期间欧盟国家频繁举行首脑会谈中可以看出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决心。尤其是10月27日欧盟领导就解决欧债危机达成共识，同意扩大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规模，增加至将近1万亿欧元（1.4万亿美元），EFSF将杠杆化最多5倍。目前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不只是相关国家的经济问题了，而是涉及欧元区乃至欧盟命运的政治问题。在这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主流政党都不会轻言放弃。一直游离于欧元区之外的英国，其议会也否决了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决的动议。
　　但在具体的援救政策上不同国家之间及各国内部的主流政党之间也存在分歧。这主要是因为围绕援救政策的核心问题是欧元及欧盟的机制问题，而不同国家和不同政党之间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一直就存在。德国和法国历来是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动机。在此次主权债务危机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奇也自然成为人们看待欧盟态度的一个风向标。而他们的一个最鲜明的态度是要借此加强对欧元的规范，为此要求对欧盟条约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便对欧元区的犯规国家进行制裁。默克尔强调需要通过修改公约重获市场信心，为了加强欧元国之间的更紧密合作，欧盟应该有权利对债务国进行干涉，否则所有欧元国会因为个别国家的财政赤字过高而受害。但这一建议遭到许多国家的反对。其中，英国与德国和法国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英国虽然在原则上不反对欧元区危机的长期解决机制需要包含适当的财政纪律规则，但对德国所主张的在欧盟范围内实行金融交易税、增加欧盟预算等主张都持不同意见。这些问题也将成为12月初的欧盟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
　　由于目前欧盟的几个大国都是右翼保守政党执政，主流政党在上述大的方向上的一致立场也导致了来自一些激进力量的批评。英国《卫报》就有专栏文章质疑“左翼在欧债危机中可有声音？”其实，在上述共同立场下，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这些欧洲最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与各国的右翼保守政府在一些具体政策上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认为，默克尔和萨科奇所给出的援助提案的方向是对的，但没有提供解决办法。这主要是指他们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提出的发行欧洲共同债券即所谓欧元债券[1]的态度。德国执政的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社盟）及执政伙伴自民党都明确反对引入欧元债券，认为它不是解决危机的手段。但德国主要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不同意政府的这一立场，认为发行欧元债券不可避免，并认为政府在欧债危机问题上经常偏离自己的立场。而另一个左翼政党德国左翼党更直接表示“默克尔将所有能把欧洲带出危机的路都封死了”。面对这种压力，默克尔及萨科奇也都并不表示断然拒绝欧洲共同债券。德国联合政府也在研究，在特殊情况下被迫接受欧元债券的可能性，而萨科奇也表示，讨论欧元债券是欧元经济整合的最后阶段而不是开始阶段。很显然，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援救立场上，德国的这些激进左翼政党的立场更为激进。与之类似，英国工党也指责卡梅伦政府“袖手旁观”。
　　这些主要的社会民主党在其他政策问题上也表达了自己的独立倾向。据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打算提出增税方案，旨在通过对高收入阶层增税，恢复财产税以应对债务危机。另外，它还计划提高燃料税，引进证券交易税，并中止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税收减免，这立即引起了德国雇主协会的反应，表示这是“南辕北辙”之举，会严重损害中产阶级的利益。在英国，工党领导人也对普遍的紧缩政策提出质疑。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表示，紧缩力度过大已成为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之一。他敦促英国及世界其他国家政府放弃普遍的紧缩政策，转而致力于一项全球增长计划。但他承认，对于像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借贷成本飙升的国家，严厉的紧缩措施是必要的。另外，在英国和法国，执政的右翼保守政党都提出了提高开始享受养老保险金的年龄、提高工人缴纳保险金比例的改革。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都对此提出批评。而在9月大选前，丹麦中右翼政府的紧缩政策也遭到中左翼阵营的反对。
　　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涉及的一系列政策问题上，可以看出，欧洲占主导的执政力量右翼保守政党在小心谨慎地尽量不要让自己因为欧元和欧盟的危机演化为国内对自己不利的政治包袱，而欧洲的主流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则要利用形势突出自己的地位，为即将到来的新的政治竞争（德国和法国都在准备2012年的大选）做准备。而从德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地方选举结果来看，在德、法、英这些中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中左翼阵营已经开始在竞争中有所收获。
　　第三，左右翼政党中的民粹主义力量，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危机及人们对一些政策的不满，渲染极端民粹主义主张，并在政治上获得一定的发展
　　与上述主流政党寻求的解决危机的路径――即通过欧盟的团结合作寻找解决方案不同，欧洲左右翼两端的其他一些政党力量突出新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上，激进左翼和极端右翼一直就是欧洲怀疑论的主要政治力量。金融危机尤其是主权债务危机为他们提供了重新聚集国家主义力量的契机。两种力量对危机的根源理解不同，但却都以唱衰欧洲、削弱乃至瓦解欧盟为方向。
　　总的来说，激进左翼力量强调危机是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他们也强烈反对主流政党的政策，认为它们是在援救危机的主凶（金融机构），但却单方面要民众承受危机的恶果。一些激进的共产党（如希腊共产党）认为，危机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结果，而欧盟则是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表。因此反对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直接斗争目标就是让各个国家脱离该体系。当然，在此问题上并不是所有的激进左翼都是如此，例如法国共产党虽然谴责现有的政策，但在欧元及欧盟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理性。
　　而来自极端右翼的民粹主义力量同样也在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渲染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反对欧盟及欧元体制，反对以进一步加强欧盟政治约束机制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向的主张。极右翼反对欧洲政治上的进一步合作，尤其是让渡主权。在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领袖马琳•勒庞对萨科奇关于进一步对欧盟进行财政一体化改革的主张反应强烈。她指责欧元使得法国经济毫无生气。法国需要准备有计划地退出欧元区，中止入境移民，成立贸易壁垒反对全球化。经济形势的恶化、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这些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发展带来了条件。芬兰、荷兰的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在2011年的选举中都获得了突破。法国的国民阵线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衰退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选民队伍又开始回归。同时，这些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发展正在改变欧洲国家内部的政党权力体系结构。随着右翼民粹主义的一些主张却在不断地被右翼的主流政党所吸纳，一些国家的极右翼政党甚至进入到了政府之中，人们认为，这样一种民粹主义在推动欧洲政治“向右转”。
　　
　　危机所暴露出的影响及欧洲政党政治未来发展的问题
　　围绕金融危机及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各国及各类政党的不同反应暴露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它们会影响欧洲的未来发展及欧洲的各类政党政治作为。
　　首先，传统政治方式在解决危机过程中的无能为力引发了对目前占主导的既有政治方式的怀疑，它们可能会影响到人们对主流政党政治作用的态度
　　危机不断升级和蔓延突出了一个事实：尽管过去30年在欧美占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方式遭到普遍的怀疑，但政治的主导方式并未因此回归传统的政府主导。金融危机之初新自由主义的放松控制方式受到普遍指责，人们一度寄希望于新的国家乃至全球控制战略能够改变这种形势。随着主权债务危机的加深和蔓延，这种热情显著消退。更有甚者，在一些人看来，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大政府的恶果。而目前应对危机的普遍措施则是削减公共开支和增加收入尤其是税收。作为一种无奈的选择恰恰是对两种传统政治手段颠倒的运用――传统的左翼政治方式增加税收是为了扩大公共开支，尤其是增进普遍的福利，而在新右翼政治中削减公共开支又是与减税同步的。可现在的方式是既要人们多付出又要人们少收获。这样一种强烈反差导致了人们对主流政党的怀疑。深陷危机的意大利和希腊分别将改变现状的厚望赋予超越党派利益的技术型政府，这也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们的心理变化。
　　另外，对欧洲传统主流政党政治方式的另一个重大打击来自对欧元及欧盟体系的信心动摇。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盟的发展是欧洲应对全球化及冷战后时代新形势的集中体现。这是欧洲主流政党的一个共识。而现在，虽然更多的人还是相信欧元体系能够在此次危机中幸存下来，但对欧元及欧盟现有机制的普遍怀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上述两种事实导致了人们对传统主流政治方式的更大怀疑，这无疑是对主流政党的更大挑战，它们必须面对如何避免选举队伍分化和流失的问题。一方面，面对目前的紧缩政策导致的其传统支持队伍的福利地位的下降，它们不能不对右翼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并要对来自工会的一些要求作出回应；可另一方面，又必须从现实和未来的需要来看，一定的改革是必须的。在法国社会党，一部分力量发誓要结束萨科奇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而另一部分党内自由主义力量则认为适当提高缴纳养老保险金和推迟退休年限是应该的。同样在英国，米利班德领导的工党也面临类似的选择。而且，当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引起工人组织的对抗性反应时，工党更处在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英国工会早在与政府就养老金改革谈判的过程中就威胁要以罢工应对。这令工党感到为难。米利班德9月在参加英国工会职工代表大会（TUC）年会时的演讲中曾表示，在公共部门养老金改革谈判过程中举行罢工是错误的，在谈判没有结果前，罢工意味着谈判的失败，对国家来说也是不能承受的。在演讲中，他批评了保守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政策，但同时表示某些削减开支对削减赤字来说是必要的。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是工党内部在如何对待其两个主要的支持基础，即传统的工人阶级和新的中间联盟问题上的摇摆态度的一种反映。工党领导支持任何一方的反应都有可能疏远另一方。但最终，由于保守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的强硬态度，工党还是没有能够避免大罢工，即11月30日有200万公共部门员工参加的“世纪大罢工”。而罢工开始后，保守党政府指责工党态度的纵容，而工党内部的后座议员也敦促工党领袖公开支持罢工。
　　其次，围绕主权债务危机解决方式和政策的一个突出的矛盾焦点是人们对传统国家作用的一种认识
　　一方面，一些人把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及解决危机的根本障碍归之于欧元体系及欧盟体系，认为正是它们导致了国家失去了最根本的货币手段；另一方面，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深陷危机国家的普通民众对欧盟既有的控制体系越来越不满。解决欧债危机的现实需要及欧洲社会心理的这种变化都意味着欧元和欧盟体系的改革不可避免。可是，恰恰是在此问题上，欧洲面临一种新的分化――是进一步加强欧洲的控制体系还是放松现有的控制体系？表面上它似乎只是法国和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分歧问题，实际上它也是各国主流政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分化问题。最近，有媒体报道爱尔兰总理肯尼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后，将爱尔兰2012年财政预算报告提交德国议会等待批准，尽管肯尼否定了这一报道，但它还是引起了人们对欧元区成员国主权独立性的广泛质疑。对欧元区和欧盟主权国家独立性的理解将会是欧盟国家之间及各国政党之间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与之直接相关的将是民粹主义政治在现实政治中的影响力。
　　第三，新的政治现象引起不同的反应
　　这次危机中，希腊帕潘德里欧和意大利的贝鲁斯科尼辞职后分别以一个由技术型官僚组成的临时政府取代了传统的政党政治管理体制。作为一个政治现象，它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许多人对它们抱有厚望，认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超越党派利益的政治联合对国家来说是有利的。一些媒体甚至把它称之为一种“政治创新”。这其实表达的只是人们对既有的政党政治的那种狭隘的利益之争的不满。可也有人认为，这种非经民选的政府组织方式是对民主的一大挑战。两种相反的评价实际上反映了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两种不同现实：一方面是人们对既有的政党政府制度的不满，包括狭隘的政党利益和政治分肥；另一方面则是面对危机人们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脆弱性的一种担忧。尽管大多数人并不认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会重演，但如果我们把目前欧洲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情绪的蔓延因素考虑进去，它也并非无中生有的幻想。
　　总之，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对欧洲不同国家和不同政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总的来说，主流政党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方式受到更大挑战，主流政党与非主流政党之间的分歧更为突出。围绕解决危机的一些政策分歧将会如何影响欧洲政党政治的未来走向，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
　　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欧元债券指由欧元区国家共同发行主权债券，以便于欧元区债务国以较低的利息获得资金，但对于像德国这样的信用评级高的国家来说，它将面临融资成本增加的问题。因此德国政府始终反对引入欧元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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