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邓朴方_2018年邓补方现况

　　 　　他有着一个特殊的家庭，却始终过着朴素的生活。 　　他遭受过不人道的待遇，却致力于弘扬人道主义思想。 　　他是我国6000万残疾人中的一个，也是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开拓者和领路人。
　　每年的12月3日，对于邓朴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一年一度的“国际残疾人日”总是让他和他所领导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备受关注。作为我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这个名字已经和中国的残疾人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记者：你这个名字很有来历，我们想跟您自己证实一下，是刘伯承取的吗？
　　邓朴方：是的。那时在重庆要上学，该取个学名了，刘邓两家住在一起，孩子都在一起玩，父亲就请他来取。
　　记者：你父亲自己可以取啊。
　　邓朴方：刘帅的学问多好啊，他多尊重刘帅啊，他们那种亲密关系，我们都是亲眼看到的。因为我小名叫胖胖，“p”是我那个“胖”字的元音，“ang”是“胖”字的辅音，所以刘帅就用元音取了个“朴”字，用辅音取了个“方”字，他亲自找的，“朴方”两个字就是朴素、方正，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记者：这个名字对你有什么影响？
　　邓朴方：我觉得朴素方正，我这一辈子好像都这么做过来了。是不是刘帅有点儿神啊，不知是这个名字对我的影响，还是他看待我这个人取的这个名字，不得而知。
　　邓朴方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小的他随着父亲转战迁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迁往北京。正像刘伯承元帅所给他取的名字一样，虽然父亲是国家领导人，邓朴方仍然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过着朴素的生活。
　　邓朴方：我上八一小学的时候，学生中间有一种不好的风气，比爸爸，谁的爸爸是团长，谁的爸爸是司令，谁的爸爸是将军。问我爸爸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都不是，就觉得好像我们比别人低一等似的。
　　记者：是不是你爸爸妈妈有交代，不要到外边说这些？
　　邓朴方：没有，他没有讲过他自己是什么官，妈妈也不给我讲父亲是什么职位。从来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也从来没问过。直到五年级了，11岁了，才有人悄悄告诉我，你爸爸是财政部长，我说是吗？那时我父亲兼过一段财政部长。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骑自行车，自行车坏了，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我就找我们班主任去借钱，买公共汽车票。后来这个班主任跟我说，怎么总书记的儿子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那时候穿的裤子都是带补丁的，穿新裤子不知道腿该往哪儿放。
　　我现在还有一张照片，是朱老总和彭德怀下象棋，我父亲在旁边看，我就在旁边盯着看。那时我也比较喜欢象棋，小孩嘛。他们现在有时候看到照片还笑话我，看你那个补丁裤子，看你那个样子。到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家里面给我15块钱，那个时候学生的伙食费是12.5块，我还有两块五的机动费用。我一个月回四次家，公共汽车票来回一次五毛二，这样四个礼拜就是两块零八分，我的两块五减去两块零八分，还有四毛二就是我的机动费用，不觉得缺钱花，没想到要花钱。
　　记者：你上中学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你们同学，包括老师都不知道你是邓小平的儿子？
　　邓朴方：是这样。我在十三中上学，我在那儿呆了六年，都到高二了，我们团干部说团活动是不是要请我父亲题个词什么的，团委书记就交代给另一个团委委员，说你去找邓朴方说去，他父亲是总书记。那个同学说，啊，他是总书记的儿子。我们同学五、六年了，他还不知道我的父亲是总书记。那时候不觉得这是个事，你和别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优越的地方。
　　记者：你父亲在你们上学的时候会提特别的要求吗？你们是这样的家庭，出去不要说？
　　邓朴方：父亲倒没提，母亲倒是说，不希望我们来说这些东西。我们也没觉得非要说自己父亲是什么人，我们填表的时候也都故意回避一下。
　　记者：为什么这么做呢？
　　
　　邓朴方：我不知道老人家怎么想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他们是希望我们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生活。我觉得这一点也受益匪浅，我从小到大都是和一帮平民子弟在一起，一块玩儿，一块学习，没有隔阂，多好啊。
　　记者：但是那个时候也想象不到会有以后的这些曲折？
　　邓朴方：那当然了，那个时候是理想的社会，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我考大学的时候，考的是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想的就是毕业以后到深山老林里去工作。
　　记者：真这样想？
　　邓朴方：当然，你以为呢。这革命可是真的。
　　然而，邓朴方的革命理想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实现，1966年，也就是邓朴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和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记者：找你们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你们揭发你父亲的事？
　　邓朴方：是这样。
　　记者：揭发了吗？
　　邓朴方：你想想，我们父亲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揭发的，你说他有什么事情？没什么事情。不可能，就想找茬儿也找不出来。但是当时北大的主要目标就是无论如何要找到他的罪名。
　　记者：最后把你们带到哪儿去了？
　　邓朴方：把我们带到那些武斗基地里边。
　　记者：做什么呢？
　　邓朴方：就是审问，一天到晚审问。
　　记者：审什么？
　　邓朴方：审什么，邓小平和你们的关系，包括我自己也有点什么。他们又捕风捉影抓住我，说我攻击江青，他们就是想把我打成反革命。
　　记者：攻击江青这事儿有吗？
　　邓朴方：有吧？不过我也不是攻击，当时江青在北大大操场讲话，讲得很不像样子，我在底下说了一句，看你猖狂到什么时候？被人听到了。
　　记者：报告上去了？
　　邓朴方：可能也是揭发吧？反正是抓到了一些材料，当然我矢口否认了。我跟他们说，邓楠她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问就问我。
　　记者：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邓朴方：反正我想我总是第一目标，另外一个就是希望给弟弟妹妹们减轻一点压力。
　　记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是没有自由的。
　　邓朴方：那当然了，完全没有自由。
　　由于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所以造反派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邓朴方身上，并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预备党员资格。1968年8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邓朴方选择了跳楼自杀。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一直不愿回忆，这次采访，是邓朴方首次面对媒体披露当时的情景。
　　记者：最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让你很难忍受？
　　
　　邓朴方：大概是经过长时间的审问，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愿意说假话，真话也不能说的人。希望自己是有人格的，如果是作为反革命，将来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我本人是很好强的，说老实话，我自己也很革命，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很强烈的革命者，却被当做反革命，我很难忍受。所以当听到他们开始称呼我反革命的时候，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
　　记者：你开始采取这个极端的行动的时候，肯定是抱着一个必死的信念。
　　邓朴方：对，是的。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已经想清楚了，已经到头了，无论是你的革命生涯还是你的反革命生涯都到头了，路已经绝了。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是年轻，不是很有弹性。
　　记者：受伤以后被送到哪儿？
　　邓朴方：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没有做手术，后来就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
　　记者：为什么没有手术呢？
　　邓朴方：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反革命，当然是不可能给你做手术的。
　　记者：间隔了几天？
　　邓朴方：我记不清了，那时候昏昏迷迷的。
　　记者：自己有意识吗？
　　邓朴方：摔伤以后大概醒了一下，后来就又昏过去了，再醒过来就已经在医院里了。
　　记者：什么时候得到治疗的？
　　邓朴方：基本上就是躺着，没有做治疗。
　　记者：就干躺着？
　　邓朴方：对。
　　记者：最后苏醒过来以后，是什么时候才感觉到我要活下去呢？
　　邓朴方：没有。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哀大莫过于心死，真是一种心死都不会感到痛苦的状态。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受伤半年之后，造反派彻底放弃了对他的治疗，把他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福利院。此时，邓小平夫妇已被下放到江西，对于邓朴方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记者：清河福利院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
　　邓朴方：是民政系统办的收养老年人、孤儿的救济院。
　　记者：有人照顾你吗？
　　邓朴方：那是一间大屋子，有12个人，照顾我们的就是同屋的一位80多岁的老头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傻孩子，他们两个可以走动，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不能动的。一去就给我发一身棉衣、棉裤，就光着身子穿这些棉衣棉裤。
　　记者：光着身子穿？
　　邓朴方：对。平常除了吃饭什么的，就是做做手工。当时福利院有加工纸篓的活儿，过去的纸篓是铁丝编的，编的纸篓叫做编筐。编一个筐子四面的帮是3分钱，编一个底是1分钱。
　　记者：你会做这个吗？
　　邓朴方：我做什么都还可以，我只要学两下我立刻就是高手了，我编得又快又好。一个月挣几块钱，然后就去小镇子上跟几个人一块摇着车子，喝个酒，来两盘花生米吃。
　　记者：这几个月你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邓朴方：后来我想病还是要治的，我就一只手摇车子，从清河摇到中南海。我记得摇了很长时间，那时天已经比较热了，5月份了吧？天很热，大家都换衣服了，但是我没有普通的衣服，我就穿着棉袄，就这么摇着车子。
　　记者：现在开车大约需要1小时。
　　
　　邓朴方：我不知道有多少公里，反正摇了很长时间。记得有一个陡坡，我摇不上去，路边有个人看见了，帮我推了几把，才把那坡拱上去。当时摇到中南海西门，我对门卫说，我要见一见领导，一个战士就让我靠边站，把我推到西门斜对面的马路边上，远远的，我就在那儿等了好长时间。西门是过去我每天上学都进出的地方，最熟悉的地方。后来他们把我拉到一个地方，用吉普车把我和三轮车一块抬上去，拉回救济院了。我也做过上访的，这也算上访过一回。
　　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在江西的这段日子，邓朴方感受到了邓小平深深的父爱。
　　记者：这个时候跟父母有几年没见面了？
　　邓朴方：大概从1967年出来以后就没看到父亲了，三、四年吧！
　　记者：三、四年没见面，分手的时候你是家里的长子，很健全的人，这个时候再见到你的时候是这样，父亲没有说什么？
　　邓朴方：没有说什么，他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眼睛看我，无言相对。我不记得当时是流泪的，但是心里面的泪是在流，也许淌的是泪，也许淌的是血。
　　记者：在江西的时候，你是怎么渡过的？
　　邓朴方：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党籍也开除了，也没有职业，别人都分配工作了，有工资，我也没有工资，拿中办发的生活费，还有老爷子工资里扣除的生活费，等于是一个无业的人了。
　　记者：即使有工作，你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
　　邓朴方：身体状况不允许。那时父亲母亲还想让我做点什么事，我也想找到什么事做做。我在301厂当修理工，修理收音机什么的。结果江西那些工人都穷，妈妈到处搜集，没找到，家家都没有收音机。后来想做个什么东西，就把家里的照相机拆了，拆了再装，装了再拆，把一个破的照相机给修好。家里书多，从家里走时就把书背出来了，一个礼拜能看这么一摞书吧，那时候看书看得比较多。
　　记者：谁照顾你呢？怎么照顾你呢？
　　邓朴方：妈妈多一些，奶奶帮忙，重一点活儿，比如说给我擦身子，就父亲来。
　　记者：但你父亲那个时候已经有69岁了。
　　邓朴方：是，也是高龄了，那时我母亲有严重的高血压病，奶奶年纪更大，父亲当时就是家里最壮的劳动力了。
　　记者：在你身上发生这种悲剧，你父母心里应该是非常难过的，你能看得出来父亲难过吗？
　　邓朴方：看不出来，难过是一定的，但他不会表现出来。
　　记者：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没能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邓朴方：但是他自己从来不说这些事，一直到文革以后他也从来不说这些事情。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情，但是我惟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记者：怎么讲呢？
　　邓朴方：因为我自己的行为造成了父母的痛苦，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们，他们是精心培养我、教育我、爱护我，而我呢？却给他们这么大的痛苦。
　　记者：但是你的命运是跟他们的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邓朴方：当然大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弟弟妹妹不是也联系在一起了吗？但是我给我父亲造成的痛苦是最大的。
　　记者：你一直自责？
　　邓朴方：是的，一直是这样想的。后来，90年代了，我跟张百发接触的过程中，他给我讲过一件事。他说80年代初，前三门建了一排宿舍楼，修了一条路很漂亮，当时父亲去看，看了以后父亲就跟他们说，房子将来可不可以作为商品？如果将来卖房子的话，我要给我大儿子买一套，他是因为我而受伤的，其他的孩子我就不管了。我听了张百发的话以后，觉得这实在是父亲的一片心意，他内心的这种痛苦从来没有表达过，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看出他自己内心的一种伤痕，他的这种伤痕越深，我的伤痕也就越深。
　　
　　文化革命结束以后，虽经多方治疗，但邓朴方的病情却始终没有起色。因为在国外治疗过，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医疗和康复体系，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83年，病床上的邓朴方和他的病友向全国政协和人大呼吁，提出建立中国伤残人康复研究中心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提案，并最终获得通过，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开始走向正轨。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做残疾人工作？
　　邓朴方：开始也没想到要做残疾人工作，和几个病友商量，国外有康复中心，像我们这样的病人需要康复，就需要在中国建个康复中心，建中心就要筹钱，国家的钱不够，需要另外在外面再筹一点钱，建立一个基金会，没想到要做大事。
　　没想到基金会一经成立，大量的来信来访，接触到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上学的问题，待遇的问题，受人欺凌、侮辱、歧视，各种不公平的现象都来了，你看到了又不能不管，你需要做事，一步步做下来，我说我做残疾人工作是被拉下水的，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
　　记者：你征求过你父亲的意见吗？
　　邓朴方：我开始做康复中心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我母亲同意。我母亲专门打电话给崔乃夫，当时的民政部长，说我这个儿子希望做这个事情，希望民政部长帮助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崔乃夫部长后来才跟我说的。我请哪些叔叔阿姨帮忙，都是听妈妈的。后来我请了很多理事都是叔叔阿姨。就这样，开始一点点搞起来，越做越深，越做越难。要克服这些困难，最后就成立残联，大规模地为残疾人谋福利，大规模地开展一些康复计划，教育计划，劳动就业计划，文化宣传计划，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工作体系的建立。一步一步地做下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这样的话才使人们逐渐转变观念。转变观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喊两次就行了，要不断的宣传，不断的提醒，不断的让群众耳朵里听到“残疾人”三个字，大家慢慢觉得残疾人也是个人了。
　　记者：当然你现在做的很好，也做的很大，怎么一步一步做大的？
　　邓朴方：一点点做，踏踏实实做，不能来一点儿虚的。任何时候都要看到危机，而不是只看你有多少成绩，这二十年来都是这样的。我一直都在看我的基金会有什么问题，残联有什么问题。所以，从一开始，“人道、廉洁”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1984年，提出“人道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行”，当时胆子比较大，正在批判人道主义的时候，我提出来的。
　　记者：你当时为什么想到提这个口号？
　　邓朴方：人道主义是资本主义对抗封建主义所产生出的一种先进思想。为什么我们现在中国封建残余这么多，却不能提人道主义？文化革命中我们非人道的现象还少吗？我都这样了，你还说你不能讲人道主义吗？
　　伴随着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发展日趋良好。198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邓朴方担任主席团主席和党组书记。为了给残疾人筹集更多的资金，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等经营机构。然而，这种做法在给残疾人募集资金的同时，也给邓朴方本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记者：最难的是哪一段？
　　邓朴方：刚开始推动起来确实比较艰难，但是那时候也是最红火的时候。后来，到1988年，就说我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我在国外的个人存款达到300多亿美金。
　　记者：有吗？
　　邓朴方：我后来开过记者招待会，我说你们谁去把这300多亿我的存款找出来，我只要留1%就够了，其他我都捐献给国家。
　　记者：但是那个时候康华公司的生意，在大家的印象中很红火。
　　邓朴方：那就是历史撞到那儿了，本来是你既然要办事业，你又没有钱，后来就办了公司，办公司当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后来我发现办公司有很多牵扯、纠缠，说你办残疾人事业是以办善事为目的的，而办公司是要赚钱，截然不同的两个行为标准在我们一个组织里是无法协调的。后来我说交出去，我专心做残疾人工作，把公司交给国务院。
　　记者：并不是因为舆论的压力？
　　邓朴方：那是在后来了。虽然康华公司我已经交出去了，但名字都落在我头上了，所以一下子矛盾就集中起来，造成大家对我的误会。
　　记者：你怎么看待这些误会？
　　邓朴方：我开始当然有点急，我说哪能这样，我犯什么错了，我犯什么罪了，怎么老百姓这么对待我，怎么人们这么对待我。后来我想通了，这个事也不过如此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能变得了吗？而且我也想了，我都死过的了，剩下的都是赚的，我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我刚开始做残疾人工作时，身体状况并不好，泌尿感染两个月一次，有时候一个月一次，一年要好几次，泌尿感染发烧，高烧40度，一烧到40度就住院。我的肾脏也不好，肝脏也不好，我就想我随时都可能死的。没想到现在还活下来了，还能接受你的采访，都是赚的。
　　记者：这些委屈和误解跟父亲交流吗？
　　邓朴方：没有，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希望发生这种误解。所以我就一直在避免因为我们的行动而使他遭到困难，觉得这是我们做子女的一个责任，因为他太重要了，我们在做什么都是小事情。
　　在邓朴方的领导下，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目前，中国大陆的各个省市县以及乡镇街道普遍建有中国残联的地方组织。1990年通过的残疾人保障法把残疾人的权益列入了法律保障。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就业、体育、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助残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大中城市建成了一批无障碍设施，为残疾人出行、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便利。而邓朴方本人则表示，自己做了父亲希望他做的事情。
　　记者：可能提到你就肯定离不开你父亲的背景。
　　邓朴方：这是承认的背景，你不能说我做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没有父亲这个背景。起码一点，我要去见某个领导人，人家肯见吗？这个只能是给你一个背景，给你一个条件，给你一个便利，但你用不好还是做不成事。
　　记者：当他知道你在做残疾人工作的时候，他有没有表示过态度？
　　邓朴方：这就是我的事情了，我经常跟我们残联的干部检讨这个事情。当时我做残疾人工作时就有一种想法，就是不要依靠父亲，要依靠自己来做事情。
　　记者：很难。
　　邓朴方：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请我父亲说过一句话，没请他题一个字。所以现在他们找领导人支持残疾人事业的讲话，就找不到我父亲的讲话。后来在卡特的回忆录里，才找到了他会见卡特的时候，说过中国应当发展残疾人事业。后来卡特总统确实跟中国残联做了项目，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他说过这个话，所以我说我的私心把大家耽误了，也使得老人家在这方面没有多讲两句话，这是我的私心，但是我不后悔，人总得有点儿志气嘛。
　　记者：但是你要让他讲他肯定支持。
　　邓朴方：我要请他题辞，他当然会，这是善事嘛，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有点别扭，我就是不想，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私心。
　　记者：但是从一开始你父亲是鼓励你们去做事的，从事一个力所能及的职业。
　　邓朴方：作为父亲来说，他也并不是希望我们一定要做大事，我们有事做，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事，正正当当的做人，就很好了。他还觉得甚至是我们太出名了不好，要我们夹紧尾巴，他不希望我们有太多的风头。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夹紧尾巴，你们要采访，我们老拒绝，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但是我们习惯了。做事要踏踏实实做,做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光做人家看得到的东西，就用心不正了。当然我们也在宣传，老不宣传也不行，人道主义思想，残疾人问题，这些要宣传，但是绝不允许宣传个人的东西，包括当时人民日报各种文章，各种的采访，各种各样的节目，我们都拒绝的。现在有很多记者有意见，有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跟我到云南去，写了一大篇文章，他觉得好极了，但我不同意发表，他到现在对我都有意见。他说当初要是发了这篇文章，人家就不会对你有那么多误会了，他有他的道理。
　　记者：但这样执着的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你感同身受吗？
　　邓朴方：是在骨头里的，是在你血液里的，不是说我现在就可以躺下来，歇着没事干，过舒舒服服的日子了。文化革命后给我把党籍恢复了，党龄也都算上了，工资也补发了，我也有工资了。那时候多稳定啊，当然是什么都不做也可以。
　　记者：那为什么还要做呢？
　　邓朴方：五六十年代的人生观、世界观就是这样，你生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你做事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个问题。现在大家还能支持我，还认同我，我已经很幸福了，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由于对残疾人事业的突出贡献，中国残联以及邓朴方本人都获得了一系列的国际奖项，2003年12月10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颁奖仪式上，邓朴方被授予当年的“联合国人权奖”，他成为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此奖的残疾人。
　　记者：2003年底你得了联合国的人权奖，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
　　邓朴方：很淡。是好事，大家都很高兴，我也算高兴。但我不那么兴奋，也不那么激动。中国做那么多事情，我得人权奖，我才做了多少事情？我觉得人权奖只不过是两个标志，一是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得到国际上的承认；二是标志国际社会更加重视残疾领域。我得的奖多了，一堆呢！都是国际组织的奖，奖也都不小。但这个奖是联合国颁布的，更重一些，不过如此。
　　记者：但事实上没有邓朴方就没有残联。
　　邓朴方：那也不能这么说，没有我，也会有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可能进程会有所不同，地球离了谁不转呢？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是必然的，没有邓朴方来做，别人也会来做的。我觉得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大环节中的一个局部。它不是独立存在的，不讲这个，你再三头六臂，再人道主义，你再拼命也是不会有结果的。如果没有这个大的背景，老觉得自己做什么了，岂不可笑。所以我早就想交出去，让年轻人能够走到残联的关键岗位上来，现在我已经做到了。我把新一代的残联干部都培养起来了，把他们推到最重要的领导岗位上。
　　记者：现在离这一步还有多远呢？
　　邓朴方：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现在中国残联的党组书记也不是我，中国残联的理事长也不是我，我都交给年轻人了，现在交得只剩一个主席了。
　　记者：为什么？
　　邓朴方：人总是要死的呀！像我这个身体，现在虽然看着不像要死的样子，但是你总会要死的，我在考虑一个没有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你看，我十年前就下这个功夫了，这都是大事啊。你就是再能干能干几年啊，再说你再能干你又有多少精力啊。
　　记者：你的身体状况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尤其是残疾人。
　　邓朴方：这个，说句简单的话，看起来还不像要死的样子，既然不死就撑着吧！但是我一定要把人员培养起来，创造一个没有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事业，这才算最后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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