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喜　宝弓开张三百年:聚元号一张弓多少钱

　　北京三环外团结湖的几间简陋平房就是杨福喜带领他的徒弟们制作弓箭的作坊，其规模已经全然不比清朝皇家兵工厂“聚元号”的声势了。如今，“聚元号”和京城其它许多老字号一样，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被“逐出”了核心地带，成为京城民间传统工艺的“流浪儿”。
　　
　　燥热的夏季，杨福喜不透风的作坊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刺鼻气味，那是用猪皮熬制的粘合胶耐不住高温腐败后所发散出来的恶臭。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作坊中，杂乱地摆放着已经完成的弓和各种构件，许多东西在其它地方已经很难见到。杨福喜拿起家传的一把修复如新的道光年间的角弓，上面刻着铭文的正文竟然连他自己都已经不认识了，只有落款刻着“道光三年毅甫制”（1823年）几个字确定了这张弓和“聚元号”的历史。杨福喜说，这张弓是“聚元号”掌柜为纪念弓箭铺成立百年的特制。在“文革”中，家人为了保存这张弓，被迫将其锯为两段，这是对这张古弓的致命打击。
　　2006年,正当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日益高涨的时候, 有着三百年历史的“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为杨福喜的“聚元号”也带来了新的面貌，杨福喜干脆就将那张宝弓放在作坊中，供人随时观赏。
　　
　　风雨聚元号
　　
　　满人因以武功定天下，所以清代的皇帝都强调所谓“国语骑射”，而“骑射”中的射就是射箭，弓箭制作自然极受重视。 弓箭手工业是随清兵入关进入北京的，作坊集中在皇城的东四西南角的弓箭大院。大院内共有近百户人家，占地近万平方米，是皇家特设的高级兵工场。大院儿分设南、北两个大门，南大门的第一家就是“聚元号”。那里的弓箭铺皆为皇家所有，其产品均上交兵部、礼部、户部等，不得外卖。鼎盛时期的弓箭大院计有40多家作坊，300名工匠从事弓箭制作，每月产量达500张以上。除补充八旗兵丁的武器装备外，“聚元号”做的弓以供应皇宫为主，定期由宫中按弓箭大院的人数发放钱粮。
　　射箭在古代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儒门“六艺”之一，在礼仪、军事上有广泛的用途。但是这一情况在清末发生了变化，弓箭被洋枪洋炮取代。加之清政府筹办新军，老式军备日渐废弛，皇家弓箭工场沦为民间作坊。这时执掌“聚元号”的是第七代店主王氏(同行称其为小王)。小王夫妇因吸食毒品而无心经营弓箭铺，最终落得个山穷水尽，只好将其祖业变卖给杨家。小王是所知的最早“聚元号”传人。杨福喜的祖父杨瑞林(1884―1968年)，早年学习弓箭制作手艺。到二十多岁时，已是弓箭行业中较有名气的师傅了，但苦于自己没有铺面，平生所学难得施展，听说小王要卖铺子，便决定买下来。当时开价是40块大洋，这对于一个手艺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杨瑞林在亲友帮助下，才成为“聚元号”的第八代店主。
　　杨瑞林得到这个店铺后又增加了一些品种，使“聚元号”增色不少，如:弩弓、弹弓、弹弩、袖箭、匣箭、箭枪等等，并于民国初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奖，因其奖状上有国民党的印章，家人在“文革”时将其烧毁。同时被毁的还有乾隆皇帝所题金字大匾、一些国外向“聚元号”下的订单，以及他们祖上珍藏的一些珍品弓箭等。
　　1949年以后，“聚元号”弓箭的国内外销量很大。订货最多的是蒙古国和青海省，他们与“聚元号”订了常年合同，弓箭达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盛名之下，“聚元号”只有请其它几家店铺代做，做成后打上“聚元号”的字号，以此来满足市场的需求。“大跃进”时期社会上又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很多人为了打麻雀到“聚元号”买弩弓，其购买者之多，更是到了这里刚下料，那边就交钱订货的程度。后来中央号召公私合营，杨瑞林带领全家首批参加了公私合营，成立了“第一体育用品合作联社”，即后来的“北京第一体育用品厂”，杨瑞林还荣幸地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不幸的是，老式的加工作坊一朝废弃，在生产方式上为“聚元号”的弓箭生产带来厄运。“文革”时期，弓箭更是被当成“四旧”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聚元号”似乎走向了终结。
　　1998年，杨福喜看到《北京晚报》在北京射击场里用活禽供客人射猎的新闻，引起了杨福喜很大的兴趣。他和家人就带着传统弓箭来到了射击场，拿出中国传统的弓箭与这里的体委干部见了面。一位干部听说杨福喜是传统弓箭世家，格外重视，在他们的鼓励下他有了恢复“聚元号”的决心。同年“聚元号”第九代传人杨文通收拾了一间平房，挂起珍藏多年的牌匾，“聚元号”重新开张。杨福喜也先后辞掉两份工作，全身心投入弓箭制造技艺的学习之中，并正式成为“聚元号”第十代传人。
　　
　　
　　一张弓的诞生
　　
　　弓箭制作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从起初的用于狩猎到后来的用于战争,弓箭制作形成了成熟的技术。杨福喜说：“弓箭制造和别的行业不太一样，必须师傅手把手地教才能学会。材料都是天然的，像木材、桦树皮、牛筋、牛角等等，天然长成的没有一根一模一样，所以无法像现代工业那样用卡尺或者天平计算使用多少材料，只能用眼睛看用手摸。”做一张弓要200多道工序，历时3到5个月，横跨多个行业，木工、漆工、画工、皮具制作，甚至针线活儿，样样都很有讲究。杨福喜说，学习弓箭制作后，他精神上的变化太大了，生活也因此而改变。
　　以眼为尺，以手为度，很少有具体数据可以参考，弓箭制作全凭工匠的技艺和经验。“聚元号”的弓主体结构内胎为竹、外贴牛角、内贴牛筋、两端安装木质弓，是用猪皮鳔把水牛角、竹子、牛筋等材料粘制成一体的传统反曲弓，其形制属于清代满族弓，最麻烦的是原材料的来源。“聚元号”对材料的要求很严格，比如木材要用榆木或水曲柳，牛角要用南方水牛角，箭的羽毛则要用扇起风来比较“硬”的法国鹅毛。使用工具有板凳、锯刀、木锉、筋梳子、弓枕等十多种。据说，清朝时候有专门的原料采购商，现在很多原料都难找到，“比如牛角，得是60厘米以上长的水牛角。但现在的屠宰场往往不会等到牛长那么大就杀了，100根牛角里，能找到七八根合用的就不错了”。
　　杨福喜从父亲杨文通手中将弓箭制作的技艺继承了过来，家族的手艺因此得以延续。“有时我睡觉的时候都在想弓箭的做法，虽然手艺日臻纯熟，但还是不断地想做得尽善尽美。”随着时间的累积，杨福喜做出的弓箭越来越多。但是最开始，情况并不乐观，就因为信息不畅、无人知晓，一件件工艺品躺在屋里睡大觉，根本就无人问津。
　　2001年全年“聚元号”只卖了一把弓箭，看见满屋子里自己做的几十把弓箭，杨福喜的心情很压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4年多的时间，我总共制造出了几十把弓箭，就在我苦恼时，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中国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而徐开才又把香港的谢肃方带到了“聚元号”。“两位研究弓箭的专家，不仅与我探讨了传统弓箭的各方面问题，而且还购买了弓箭，为我解决了大问题，并成了最好的朋友。”
　　
　　2004年10月，一位高校研究生将一篇“聚元号”的艰难处境的文章发在网上，这为杨福喜带来了很多朋友。这样，不仅达到了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传统弓箭的初衷，而且所有的弓箭3个月时间也都被爱好者们一抢而空。2005年的大年初一，杨福喜全家正在外吃饭，一位外地的客商，把最后一把弓箭也买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购买都需要预定，“聚元号”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聚元号”的困惑与不困惑
　　
　　欧洲有些地方，每年都会划出一部分狩猎区。在开猎的第一个月里，规定必须用弓箭狩猎。“我并不特别担心弓箭因与现代生活的实用意义相脱节而萎缩，因为它还可以成为艺术品。我感到焦心的是：作为传统技艺，作坊与传人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杨福喜现在已经50岁了，是“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的唯一传人，他的手下有三名徒弟，跟着他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艺，他希望在其中能找到合格的传人。“学做弓箭必须要真正喜欢，如果想着挣钱，是不行的。弓箭就是我的生命，一件工艺品，必须要静下心来，不能浮躁，不能功利。我是这样要求自己，也是这样要求徒弟的。”
　　一个称职的弓匠，一辈子不停地做，最多也就能做出一千张弓。杨福喜四十岁才开始做弓，他说到头儿了，也就能做出几百张。“可就这几百张，全世界哪儿都没有哇。冲这个，只要有口粥喝，我就不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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