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辉　“正常”才是精神病人常态] 精神病人送治规定

　　张天辉，26岁，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生，拍摄流浪精神病人的纪录片《七区病房》获2007年全国大学生DV大赛一等奖。 　　 　　对那些天真而真实的精神病人，也许心理障碍并未伤他至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永久性的剥夺了他们参与正常社会行为的机会。
　　
　　要拍照了，小玲蹦蹦跳跳地脱下病服，露出又红又艳的新衣裳，对着所有人腼腆地微笑；“新疆”正在照看病人，华强轻轻叩开铁门，送去热气腾腾的方便面，问“新疆，要不要辣”，他知道“新疆”爱吃辣；开饭了，立志负责分饭分菜，忙得不亦乐乎；一个病人病情发作，大伙七手八脚地帮着护士抬床、拿输液的药瓶……
　　电影《飞越疯人院》里的精神病院是个牢笼，活生生的人被禁锢成化石。张天辉拍摄的精神病院更像一片净土，具有家庭般的温暖。这里，并没有精神病人的歇斯底里，取而代之的是这些病人的单纯和可爱。
　　
　　
　　与“疯狂”相反，他们很温顺
　　
　　张天辉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大二学生，一直想拍纪录片的他，趁着放寒假的时间，想回家找个题材正经八百地拍拍。开始在厦门最有名的景点鼓浪屿拍了几天，感觉没什么劲儿。
　　偶然间，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仙岳医院“110病房”的报道，介绍厦门市精神病专科医院仙岳医院第七病区的情况。这里专门接收警察送来的在厦门流浪的精神病人。他们没有监护人，没有家庭地址，没有收入来源，是一群被抛弃的人。“当时就很触动，里面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我很想了解。”
　　放下报纸，张天辉直接跑到医院，“踩踩点”。医院在山脚下，特别安静，像一个疗养院。病房外隔着一道一道的铁门，没有办法进去。他在门外走来走去，时不时传来的嚎叫声和哭喊声，刺激着耳膜，“特别好奇。”等了很久，好不容易有位来送东西的患者家属，他机灵地跟着混进去了。
　　隔着铁栅栏，能看见一楼的病房，病人们秩序井然地排着队，手里都端着一个盆，似乎在领药吃，大多神情木讷，而此时电视里正放着喧嚣的娱乐节目。这种鲜明的对比深深吸引了他，纪录的心情越来越强烈。
　　张天辉直接找到了医院书记，表明身份，说要做一个寒假社会实践，拍拍医护人员怎么照顾病人，无私的人道主义精神。书记觉得这个事不错，一级一级报上去，进展很顺利。
　　进入七区病房的第一天，张天辉并没有带机器进去，他需要先得到病人的信任与接受。穿上医生的白大褂，他是忐忑的：自己的突然闯入，会让这些都有精神创伤的病人如何反应。没想到，病人们看到他，没有任何躲避，就像看到很平常的一个医生一样，过来打招呼，对他示好，一些站得远远的，会憨憨地招招手，笑呵呵的。
　　“这一点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精神病人的‘疯狂’正好相反，他们表现出十分的谦卑和温顺。”
　　
　　七区病房里没有虚伪
　　
　　许多流浪的精神病人被警察送来时，蓬头垢面、全身脏臭、有的伴随外伤、有的生活不能自理，从他们入院的第一天，吃喝拉撒都成了医护人员的事。张天辉最开始想表现的是医护人员，但是，架起机器时，反应最大的不是病人，反而是他们。
　　“从事这个工作容易引致社会歧视，医护人员心有芥蒂，不希望将来出现在公共媒体上。”
　　张天辉转而把镜头对准病人，25天跟拍最终浓缩成44分钟，纪录了他们最常态的生活情景。
　　“大多数正常人马上就联想到举刀杀人、嬉笑怒骂等失控行为。其实不是，那里有一定的封闭性，但又是完全自由的，他们在一块儿做游戏、唱歌、画画、吃饭，医护人员都很照顾他们，生活得很快乐。”
　　华强父母双亡，因为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很受歧视，没有朋友，亲哥哥也不管他。语文好的他，交了不少笔友，那是他的精神慰藉。一次到厦门找笔友没找着，身无分文的他在流浪中病发，被警察带到七区病房。他是爱帮忙的“热心大哥”，谁病了谁要搬什么，第一个抢着干，因为肚里有点墨水，还常常主动担当“知心大哥”。
　　“新疆”很小时就被人从新疆拐骗出来，被胁迫当了一阵子小偷，后来不愿意干就跑了，流浪了一段时间后被送了进来。他 是最天真的一个病人，常常给华强打打下手，帮着干活什么的。由于语言不通，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只好用“新疆”这一亲切而又概括的称谓代替。后来医院还专门找来一位新疆的警察和他交流，可他也没能说出个具体的地址，只好又留在了这里。
　　来自重庆的老大哥王立志患有狂躁症，伴随妄想症。他一遍遍重复自己认识多少有头有脸的人，都是妄想，可以确定的是他以前是个小包工头，能赚钱。在石狮打工时他父亲去世，从老家办完丧事回来时，妻子却带着九岁的儿子和别人跑了。在病房里面，打扫卫生，监督病人吃药，他样样都利索。脑袋好使的他会偷偷跟张天辉说，带我出去吧，以后你家装修我包了。
　　片中唯一的女性角色小玲是个胖姑娘。关于她的故事不详，小玲很小就入院，开朗的她是病区的开心果，还被一个出了院的女病人认作干女儿。每逢干妈来送吃的或来电话，是小玲最开心的时刻。现在到了青春期的她有了情感的萌动，知道什么是漂亮了，也常常追着华强满院子跑，说要嫁给他。
　　四个个性鲜明的病人，构成了《七区病房》的四道风景，他们的生存状态，也是精神病院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在拍摄时，张天辉一方面把自己完全融入进去，另一方面则力图用事实来说话，尽量少加入更多的人为因素，因而尤为真实。评委会在对《七区病房》的评语里这么写道，“审慎的视角和丰富的细节捕捉，使片子不动声色地体现出对人性的观察和对生命的尊重”。
　　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张天辉觉得自己理想主义色彩较浓，也有点“悲天悯人”。25盘素材带里，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发生。有些病人由于没有饱的概念而去抢别人的饭吃；有些病人常常是衣冠不整大小便失禁；还有些病人病情发作时歇斯底里。这些都没有剪到片子里，“这是他们生理无法控制的，并不是我力图表现的。我不是去纪录灰暗世界里的灰暗，而是去展示出那里的光芒。”
　　拍纪录片很费时，而且带子、交通、膳食等费用全得算上。张天辉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却一头扎了进去。拍摄期间进出病房，张天辉会不时地给他们带些吃的用的，还会把拍摄的照片冲出来送给他们。隔了一两天没去，会特别想念。“跟他们在一起你会感觉很开心，他们之间的友谊既单纯又深厚。这里没有虚伪――所有的情感都是非常诚挚的。”
　　
　　
　　“回家”的路太远
　　
　　张天辉心里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第一天进入病区时没带机器，当时正好小玲的干妈来看小玲，干妈要走时，小玲冲上去和她紧紧拥抱，那个感人的场面没能记录下来。最后片子里只有一个小玲给干妈打电话的镜头，虽然也打动人心，他觉得还不够。
　　这个病房都是被抛弃的病人，他们如同思维拙稚的幼童，渴望着关爱和体贴，却一次次被遗弃。即使这样，对于外面的世界，他们也有自己的梦想和期待。“新疆”随身揣着一张记着“好朋友”手机号的小纸条，在他眼里，这是一线宝贵而又美好的“希望”。如果不是华强的“好心”提醒，或许他不会知道，上面记着的只有10位数的手机号，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拨通的空号。面对亲情的忤逆，王立志仍然选择宽容，并坚定地等待着希望，“我去外面搞建筑一个月至少能挣一千块钱，在这什么也做不了。”费劲力气说服护士长给老家拨通了电话，没说两句，对方马上就挂断了，“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提出“非住院化运动”的口号，意思是尽量不要把精神病人关在封闭的医院里，远离人群对病人的康复没有好处。像抑郁症、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这些都属于较轻的精神疾病，比如华强他们都有清晰连贯的表达，也具有劳动能力。如果康复以后重返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更有助于他们融入社会并且康复。
　　110送来的病人，并不全是精神病人，有的是弱智，还有些流浪很久丧失沟通能力的。如果进院前都做精神病鉴定的话，既有手续问题，还有费用问题。于是，七区病房成了一个处理流浪“三无人员”安置问题的无奈选择。医院院长对此很头疼，“医院总不能把他们再推出去流浪吧。这些人一般都被家人视为包袱，活着的时候是根草，死了以后就是宝，说是医疗事故，要医院的麻烦。”
　　张天辉说的“回家”，并不完全说将看护精神病人的责任推给其家人。这个“家”，指的整个社会。“医院解决治疗问题，生活关爱方面交给家庭和社区。”但是，这个心愿对于华强他们来说，似乎有点遥不可及。关在病房里面，得到的信息非常少，生活非常单调。当病情好转需要回归社会的时候，又可能会受到外界的歧视。如此循环，他们被社会接受的可能将越来越小。
　　影片最后，朱华强喃喃自语，“以前还能出去采采花，闻闻花香，现在，花什么时候开都不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太不保险，无论如何，七区病房是个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还有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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