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拍电影之于我就像修行】 人生就像拍电影

　　我一直觉得人很苦,这种苦有的是很表象的,有的不是,我就想拍后一种,拍电影之于我就像修行。 　　 　　蔡明亮来北京,穿着刚淘到的一双手工布鞋。他喜欢这种一针一线手工纳制的感觉,在台湾上候佩岑节目时他也穿着这种鞋。“我坐在东风娱乐台,听着候主播在讲娱乐新闻,谁劈腿了,谁又‘走光’了,五分钟后她要谈我,我真想逃走。我只能让自己更茁壮一点,做我自己。”
　　2009年,《脸》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亮相,这是蔡明亮受法国卢浮宫之邀为其拍摄的第一部馆藏电影。“我完全不知道卢浮宫馆长跟我说的是什么,他讲法语,我不懂,这可能是我的优势,所以我不用理会他说什么(笑)。其实,馆长什么都没说,只问我什么时候开始而已。”
　　这个马来西亚出生,台湾长大的外乡人,作为台湾电影的代表人物,走出了区别于李安、候孝贤的华语电影的另一条路,成为对现代城市里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最忠实的解读者。
　　“一个亚洲导演去洛杉矶,华人媒体爱问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到好莱坞发展,为什么我要去好莱坞发展,好莱坞对我来说也许是个监牢,我在追求我创作上的自由。”蔡明亮的电影如其人,这也许是卢浮宫从200多个导演名单中选中他的原因。
　　2010年,蔡明亮大陆之行,他说最希望的还是能带着电影一起来。
　　
　　电影节,博物馆
　　2009年候孝贤任金马奖主席,蔡明亮重返金马奖。2006年他曾因为不满金马奖评审对他“个人主义太重”,“不平民化”的批评,宣布永远退出。
　　候孝贤、杨德昌和蔡明亮是台湾电影一个时代的象征,与候、杨相比,蔡的风格另类而小众。“我不是故意不要大众不要观众,可是我做完作品并不接近大众,而是接近我自己和我追求的艺术表现,来到市场的时候,在这个全球化的概念下,很奇怪忽然又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小众组成的一个众。”
　　蔡明亮至今执导的剧情长片仅有5部,却荣获了威尼斯、柏林、戛纳等国际电影节几十个奖项。“电影界是很残酷的,你再有名,你的电影不好,他们不喜欢你一样进不去,我从1992年开始拍电影,没有一部电影是卖座的,可是每次都进到最难的竞赛,所以我敢在街头卖票。”
　　为庆祝2007年戛纳电影节60周年,组委会邀请了全球35位导演,每人拍摄一部以电影院为线索的3分钟短片。蔡明亮是受邀的五位华人导演之一,在作品《是梦》中“我第一次把自己生活的记忆很明显地放进来,李康生演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我母亲演她自己,年轻的父亲和老母亲,所以叫《是梦》”。
　　这部片子拍摄于一个上世纪80年代前常见的那种黑盒子一样、独幢、有一千多个位子即将消失的老戏院,“拍时它已经关门20年了,充满了灰尘和跳蚤。它们正在逐渐地被摧毁掉,淘汰掉,不留任何痕迹”,蔡明亮剪辑了一个22分钟的长版,连同30把从戏院里拆下来的已经开始腐烂的椅子,组成一个装置艺术,受邀去了威尼斯双年展,“这个作品就是观众要坐在这椅子上看这个电影,椅子会继续腐坏下去,最后坏到不能坐。有艺评家说这个作品宣布了电影的死亡和复活。”
　　在威尼斯,西方媒体不再问蔡明亮为什么一直用李康生当主演,不再问台湾的“政治”发展形势,直接问他电影是什么。一个法国女记者说:“你的电影很特别,因为镜头很久,很慢,所以让我‘看到’,让我有感觉。”《不散》在台北演的时候,一个学生告诉他:“我从来不看国片,因为你在街上卖票给我,我看到了颜色,听到了声音。”“两个时代的人,一个东方一个西方,他们在我的电影里看到同样的东西。”
　　蔡明亮说自己从来不想经营故事,“故事会让我们忘记了影像的力量,我整个力量都在经营画面,很像画家的方式。2009年在斧山电影节放映《脸》,看到最后让?皮埃尔?利奥德从卢浮宫的洞口钻出来时,我忽然很感动,那个洞的上方是达芬奇画的《施洗者圣约翰》,旁边是圣母、圣婴,在那个超大的屏幕,他站起来就是一个巨人。利奥德曾经是法国新浪潮代表特吕弗的御用男主角,他老了,但在我心里,他活生生站在那边,那个伟大的创作就在后面做背景。”
　　在卢浮宫拍《脸》的三年中,西方艺术给蔡明亮很大刺激,“特别是那些很大很大的画,让我非常感动,很多时候,我是一个人在他们打烊之后站在里面工作,完全迷失在其中……”
　　“我相信作者只是在跟自己对话,有一个东西想表达出来。”在波兰,外国记者问蔡明亮,“导演你怎么这样拍呢?莎乐美不是这样跳舞的?”“我回了一句,你记不记得电影是有导演的?雕塑家你怎么不问怎么这样雕呢?”
　　“为什么上世纪60年代电影作者论在法国发生?很棒的是法国连到了中国台湾,连到了亚洲,电影要进博物馆了,我们可以寻找创作的自由,创作也许是有距离的。观众看到一个很长的镜头,他会知道自己坐在一个博物馆里看一个创作。”
　　蔡明亮的DVD在台湾只出10张,每张100万台币,卖给台北美术馆这样的收藏者。“我把它做成艺术品的概念,而不是街边的廉价品,电影在复活,电影还有一个空间要被彰显出来,就是文化。”
　　最近台湾公共电视找蔡明亮拍一个写实的电影,碰触当下失业、自杀等社会问题,“我当初做很多片子都是这种路数的,揭露社会问题,处理上也很强烈,但我到了50岁,再处理这个题材一定是不同的,我也很期待,现在电影之于我,真的是非常自由,我可以拍一个作品面向片商,也可以拍一个面向博物馆。自由不只是争取,要有大环境来配合,有一个背景来促进,懂得怎样去探索自由。”
　　
　　台湾是少数选择性很多的地方
　　蔡明亮的人生从到台湾开始转折,“我父亲非常高兴把我送来,学校里面有教官管你的头发、穿着、行为。”大学蔡明亮选读了戏剧,读莎士比亚,家里很反对,大二时遇到一个电影老师,给他很重要的启蒙,“从第一堂课到整个学期结束,我都似懂非懂,她讲柏拉图描述原始人在岩洞里面取暖,看到自己的影子,文明就开始了,自我追寻就开始了,她讲电影是从这个哲学的角度切入的。”
　　蔡明亮在台湾经历了商业电影的衰落和新电影的兴起,“电影开始有文学,开始讲不同的语言,没有政治干预,可以平民化,不一定要明星,可以很强烈地表现自己,变得独特,有风格。”台湾有很多先辈,出去很早,带回很多讯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如同意大利新现实、法国新浪潮、德国新电影一样,给台湾电影带来了曙光,发展出另一种可能性。”
　　上世纪80年代台湾商业片瓦解,有人说是候孝贤“这帮人”害死了台湾的票房,蔡明亮反驳:“其实正是台湾没有票房,这批人才有机会出来搞创作。台湾的电影是什么?每一个导演在拍自己风格的电影,从那个年代到现在我一直在拍我自己的电影。”
　　1980年蔡明亮的毕业作品在台湾舞蹈大师林怀民与戏剧专家吴静吉等人共同创立的“云门实验剧场”首演,其后他又从事商业电视的工作,在经历了小剧场导演、电影编剧、电视编导等工作后,上世纪90年代,台湾电影幕后推手、李安电影制作人徐立功找蔡明亮洽谈拍片,从此开始了数年的合作。1994年蔡明亮执导的《爱情万岁》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台湾,然后开始我的学习跟创作之路,一直走到现在。”
　　蔡明亮的电影弥补了台湾新电影对纯个体情怀的关注的缺失,展示了丧失理想与信仰支撑的后现代人无目的、无归宿的极度疏离、隔绝的边缘化生活。“随着台湾发展越发多元化,老的建筑不断在推倒,代之以新建筑,我内心的感受非常奇特,身为台湾新一代电影作者,我们在用镜头注视现在,希望可以从中找到面对未来的勇气。”
　　“我一直觉得人很苦,这种苦有的是很表象的,有的不是,我就想拍后一种。拍电影之于我就像修行,并非是设想一个主题完成就好,‘拍电影’这个动作和过程是最大的考验,也是最有冲击力的。”
　　在电影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娱乐、商业的概念时,蔡明亮更迷恋电影本身。“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小城市,人口不多,却有10家戏剧,每个都有1000多个位子,一天两场,常常满座,每天的作息都很按部就班,好像进庙堂,所以电影院在我的记忆里面就很像一个庙堂,带有一点崇敬的心情去观影。我小时候看很多非常好的电影,长大回头去找那些残缺的记忆,组成我电影中很多的创作,让我觉得特别迷人。电影是可以阅读可以丰沛生命的,电影也应该有很多选择,台湾地区可能是亚洲少数选择性最多的地方。”
　　
　　把自由还给观众
　　去年蔡明亮的电影在台北北美馆上映,那里人山人海,每天2万人参观皮克斯动画的展览,馆长对他说:“导演我这边人多,你来卖票吧。”蔡明亮跟李康生摆了个摊位,站了8小时卖了50张票。“小朋友来找我签名,我签完说长大要看我的电影,我不是偶像,我在街头拉一百个观众留下十个、两个,都是一个开始。”
　　“我知道这个社会大部分还是不要改变的,娱乐就好。我们整个亚洲人都有一种功利的概念,其实错过很多丰沛、很多阅读,错身而过,可能还吐着口水,自以为是。”
　　“林怀民讲,这个时代没有大师,不再培养大师,可是我不放弃,上一代我改变不了了,我要培养新的一辈,到偏远的乡村去讲,里面有小孩子,通过作品、演讲和卖票,先把他拉进来。”
　　蔡明亮跟李康生开一个箱型车开了9年,每次上片前两个月就开始,从台北到高雄,高雄又到新竹,一天做3场演讲,卖200张票。“如果我不做,连这一万张票都没有,听到我的演讲,就是一颗种子,这1万张票里将来也许会出现一个‘诺贝尔’,我和观众共同来成就这个事情。”
　　《河流》有人说既不讨好男性观众,也不讨好女性观众,台湾的同志也骂他怎么拍这么阴暗的电影,“日本一个片商在柏林买了下来,我去帮他做宣传,问他为什么要买,他说他只是想让日本人都看到这个电影……在凋零中还有这些人。”
　　蔡明亮很欣赏一位印度大师的话:你淋过一次雨,就再也不淋雨了。“我去过一个妈祖的小岛,那里没有电影院,这可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如果人们都会观察生命,热情生活,会爱人,就不需要艺术来唤回听觉,唤回敏感。大部分媒介使我们越来越迟钝、低落、平庸,小朋友只要接触电脑就可以了,所以做一个现代的艺术家更难,你面对的所有观众、现实是一个挽不回的大趋势。”
　　“所以要保持热情,同时也非常冷静,像外科医生一样准确处理作品。我不会傻傻地拍电影,第一个电影‘火车进站’,吓跑了当时观影的人,电影的力量在那个时候就用完了。电影的力量是什么?应该有创作和交流的概念,观众越来越会思考,主动的选择个性,电影要把阅读的自由还给观众。”
　　在台湾,蔡明亮也遭到很多质疑,“大家都觉得不应该有这种电影,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20年来我还坐在这儿、每两年拍一部电影,所以有的人说我的电影是拍给20个人看的。我很感谢我一直有机会可以这样子生活,商业片别人在拍,明星别人在制造,我不急,我走了20年才到一个状态。”
　　蔡明亮还记得有一次午夜两点剪完片子回去,遇到警察临检,“我没带驾照,就赶快换李康生带我,我们骑摩托车经过台北那个凉风徐徐的夏天的永河桥,我忽然间升起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建立在我们长期被质疑,没有商业性,不会演戏,等等,但是那时我忽然意识到,十年了,我们还在一起做作品,我就对小康说,我好幸福。”
　　“做作品到最后就是反映生命”,拍《脸》的时候,蔡明亮的母亲刚过世,“我看着她,跟家人说,‘妈妈要走了,不要吵她,心里诵经,不要出声’,我看到一个生命的庄严,呼吸从急促到缓慢再到急促,最后就像一个油灯,油尽灯灭。我到了几十岁,再重新看我的创作,我的人生,真的是镜花水月。像我这样一个导演,走了十几年,都在街上卖票,什么时候可以拍电影?就是当下的状态,要去珍惜它,你永远拍不到已经错过的东西。”

相关热词搜索：就像 修行 之于 蔡明亮拍电影之于我就像修行 蔡明亮河流完整版 蔡明亮导演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