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 [资本的后殖民处境]

　　赛义德关于“旅居”的叙述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资本在各种场中的可转换性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爱德华?赛义德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实际开创者，也是批评领域多元文化主义的奠基者之一。同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丹尼尔?贝尔一起，他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之一。《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研究》(张跣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是国内学者对赛义德及其开创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第一次完整系统的梳理和研判，不仅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以其鲜明的创新意识和细腻的理论思辨，为国内的后殖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成果和资源。
　　除导论部分外，《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研究》全书共分六章，分别研究了赛义德的早期思想和他关于东方主义、世俗批评、巴勒斯坦问题、文化与帝国主义等问题的论述，涉及赛义德几乎全部的重要著作。作者以“不得其所”为关键词，对赛义德的文化认同和学术意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不得其所”(out of place)源自赛义德的回忆录。有学者将其译为“乡关何处”或者“格格不入”。这样的译法显然不能够准确传达赛义德思想的深刻内涵，“乡关何处”过于怀旧，而“格格不入”又显得矫情。在将这个词诠释为“不得其所”之后，作者赋予了它“生命的”和“学术的”双重含义。就其“生命”的意义来说，赛义德从小远离故土，经历着包括语言的分裂、身份的困窘等常人无法体验的深刻的心理磨难，长大之后也是东奔西走，居无定所，总是心有旁骛，保持警惕，永远处于“世界之间”，永远没有真正“家”的感觉。就其“学术的”意义而言，赛义德始终徘徊于客观知识与政治知识、“霸权”与“话语”、历史与结构、抵制与共谋、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之间。这种独特的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赋予他同帝国主义及其霸权话语展开斗争的武器和力量，又在一定程度上伤及自身。
　　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指出，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既不在西方统治历史之内，也不在东方统治历史之内，而是与它们保持着一种切线关系。这样，他们同西方统治历史，就既可能是一种紧张关系，又可能是一种共谋关系。他的学术著作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充满了真知灼见和精神的力量。但同时，在他把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后现代状况的矛盾性、不协调性、未完成性及其可能性问题的一个集合体。在他打破了种种藩篱之后，他自己也开始失去了依靠和根基。
　　回顾国内以往的后殖民研究，往往可以看到两个极端：一种情况是，只看到西方后殖民理论家同西方霸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看不到他们内在的矛盾和尴尬，尤其是看不到他们努力争取西方文化霸权的认可的这一面目；另一种情况是，对于后殖民理论家的理论贡献，对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和欧美的文化霸权都同时纳入到自己的批评视野之后，所产生的积极意义视而不见，完全视其为西方霸权话语的共谋。本书作者从文化认同这个具体而重要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赛义德话语实践的多形特征的准确把握，揭示了其话语实践具有的学术／政治的双重性，尤其是揭示了其中既相互分裂、相互背离，又相互挪用、相互促动的复杂关系，这无疑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在对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开创性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作者通过对其潜在的杂交视角的具体分析，认为“赛义德的理论是一种激进的反抗理论与批判理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论是悲观的、消极的，因为它过高地估计了霸权的力量”，并进一步指出，“在知识和表征活动中，既不能把这种霸权绝对化、本质主义化，也不能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比如，在谈到《文化与帝国主义》的方法论困境时，作者指出，“折中主义可能既是它力量的源泉，也是其软肋所在。折中主义既使得它在保持其后结构主义方法论框架的同时能够乞援于传统的人道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东方主义》的方法论困境”。又比如，在对备受责难的赛义德的职业生涯进行分析时，借助于布尔迪厄的“场”的概念，作者指出，赛义德关于“旅居”的叙述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资本在各种场中的可转换性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向上流动的跨国经历不仅仅是在索要权威，而且是在重新界定权威，这一次重新界定会有很多人受益，因为它意味着重新构成文化资本，也意味着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简言之，中心不但能够改变，而且已经在改变”。换句话说，出生地的特权和目的地的特权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处于支配性的欧洲中心话语中的他者的文化空间也因此得以扩展。这样的论述把后殖民理论家特别是赛义德的族裔出身、文化背景、个人经历、职业规范同他们的思想方式、理论追求结合起来，揭示了这种身份所具有的重要的文化性、政治性和地理意义，既是辩证的、深刻的，也是有富有创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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