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返乡农民工生活实录:返乡农民工创业指南

发布时间:2020-03-22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市外出打工者约300万人,而各个区县在市内的打工者,也有300万人左右。   2008年11月13日,重庆市劳务办、市劳动保障局公布,截至1明底,该市有10多万在外务工的农民工返乡,但未出现明显的大规模返乡潮。
  相关人士指出,随着年关临近,民工将会有一次大规模的返乡高潮。
  做“棒棒儿”(帮别人挑东西的职业)一天能赚多少钱?
  好的时候三四十元,一般只有二十元。还是在深圳当库管舒服些,不冷,―个月还能定期领钱。
  还出去么?
  想出去,挣钱多,能给父母多买些药。但我没得文化,也没啥子经验,怕别人又不要我了。
  没有技术可以学啊。
  嗯,镇上现在举办了培训班。啥子电焊、缝纫之类的,可惜家里急着用钱,我只能出来。
  2008年12月14日晚6时,重庆北站。
  一位拎着两个大包的中年男子闯入舒方明的视线,他跑过去想挣点“业务”,对方没有理他,顺手招来一辆出租。而大多数乘客虽然大小包―大堆,可他们不会打车,不会喊“棒棒儿”,他们一定去挤公交车。
  舒方明知道这趟列车是广州来的,慢车!一个月前,他也坐过这趟列车。
  35岁的舒方明家住合川区双槐镇,家里5口人,上有生病的父母,下有读初中的儿子;2008年4月,父亲被查出心脑血管疾病,他不得不南下打工。因为没有任何经验,经同乡介绍,他好不容易到深圳一家玩具厂当了库管员,工资只有1000元,但每月可以定时给父母买药,他很满足。
  原本对于是否要回家过年,舒方明有些犹豫,他不想将辛苦钱花在火车轮子上,“回一趟要好几百元,顶娃儿上学一年的费用呢!”可2008年10月,现实让他的假设提前告吹,他所在的工厂倒闭,他失业了。
  舒方明从老板口中听到了他不太瞳的四个字:金融危机。
  舒方明在随后找工作的20天里处处遭遇尴尬,“我没有(打工)经验,也没有文化,别人一问我的情况,根本就不愿和我谈。”深圳就业无望,他和老乡到广州碰“运气”,可那里的情况比深圳还糟,连工地上都民工爆满,3天的等待后,舒方明无奈选择了回家。
  “我不知道啥子‘金融危机’,只希望能找个事做,哪怕(金融危机)晚来几年都行,等我将老汉(重庆方言:父亲)的病治好再说嘛。”
  到家后,舒方明发现。村里很多人都提前回来了。
  据了解,舒方明所在的双槐镇外出务工人员达2万多人,约占农业人口的1/3。在该镇外出务工密集的长梁村等地,除了过年外,平时很难看到中青年男女。据合川区劳务办统计2008年返乡农民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8.25%,其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占回流总数的50.98%。
  这段时间都在干嘛?
  主要在参加招聘会,不知道投多少简历了。
  如果无法就业,有何打算?
  就业肯定有难度,只要调整好心态,迟早会找到工作。如果在春节前还不能在重庆就业,等年过了我还是要出去,不是东莞就是北京。
  “你是不是农民工哦?”以前工友常和叶立开玩笑。叶立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穿着也不像农民工,“他们说我在装,其实我真的近视。”
  叶立,重庆市开县人。1997年,21岁的他到广东东莞一家机械零件生产企业打工。第一个月,他绝大部分时间都蹲在操作间,做最呆板的零件加工,老板给了他1500元。机械的工作重复76年,直到他“跳槽”到一家日资企业,他开始尝试技术工种,收入也成倍增长。
  2006年,他用省吃俭用省下来的积蓄,在重庆主城渝北区全款买了一套商品房,“那一刻,我觉得变成城里人了!”当他憧憬更完美的未来时,金融危机来了。
  “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只觉得老板请员工聚餐的次数少了。”叶立说,随着公司的订单大幅减少,传出了裁员消息。10月上旬,失业的叶立踏上返乡的火车,“路上想起打工11年的点点滴滴,有种说不出的感受,很不舒服。”
  “我在东莞的工资平均5000元左右,现在只要能找到离家近点儿的公司,2000多元就行。",找工作的过程中,叶立对工作性质以及薪酬的要求一降再降,可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是没有着落。
  外出打工有什么感受?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不属于我,至少现在不属于我。
  知道金融危机么?
  知道,不是很清楚,我就是因为这个被炒鱿鱼回重庆的。
  想过将来么?
  想过,这次出去的感受很深。人还得要有知识。起码要有生存的一技之长。我打算回学校,哪怕再交点钱也得毕业了。
  以后还出去么?
  要,我一定要去上海看一看。
  魏群华现在很烦,他最怕村里小孩问“广州好耍不”!
  魏群华的家依山而建,出门就能看到长江,在库区万州的搬迁中,他们家有幸留了下来。懂事的时候,魏群华就喜欢站在岸边,想长江那头的上海。“电视上的上海太繁华,比大山里精彩多了。”
  初中毕业后,魏群华到万州上了一所职高,专业是计算机。但他一直盘算着“闯世界”。2008年9月,他拿着生活费私自跑到广州,寻找同村的外出务工人员。
  因为他只有17岁,老乡费了不少力气,“请人家吃饭又喝酒,才勉强答应我当操作工!”魏群华说,“那样的生活简直就不是人干的,味道特别呛,还常加班。”虽然生活和当初想象的“混社会”有别,但为了“给父母看看”,他一直坚持到11月。
  魏群华记得那天是星期五,厂里聚集了很多工友,车间里的机器并没有转动。“老板说要裁人,主要是皮鞋的销量不好。”和老员工相比,他没有任何优势。结完工资的那刻,魏群华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将希望寄托在老乡身上,可这次老乡们也自身难保。在这个外销型企业偏多的地方,工人大有“谈金融危机色变”的阵势。
  11月14日,魏群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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