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转型是一场持久战 外贸转型

　　此前近10年，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与美欧国民储蓄率下降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失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持续，美国国民储蓄率的回升意味着他们对进口的需求将减少。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签署了《上海公报》。这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放弃了对中国实施20余年的全面贸易封锁，中国近代以来首次以平等身份，全面进入世界主流市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从此开始演绎出“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成功故事”。中国跃居成为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最高，出口部门就业已经数以千万计，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也做出了有力贡献，在某些年份，贡献率甚至接近一半。所以，中国外贸的走向无论是对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还是对全球贸易的稳定发展，都意义重大。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出口同比下降也几乎与危机同步：2008年9月，雷曼公司倒台，全球金融危机陡然升级；10月，中国出口开始环比减少，环比减少走势一直延续到2009年2月，其后又于5月、8月两度出现环比减少；2008年11月，中国出口进一步开始同比下降，同比下降止势一直延续至今。
　　外部冲击使得中国对外贸易转型的问题前所未有地突出。
　　
　　“好转”迹象不可高估
　　
　　目前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好转迹象，资产市场相当红火，中国对外贸易也有所回升，7月份以来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千亿美元，9月份出口额更突破1100亿美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转型的压力由此减轻。虽然美欧口等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经济出现改善迹象，但其实体经济部门仍然糟糕的处境和各国普遍出现的“无就业复苏”现象告诫我们，对其经济的某些“好转”迹象不可高估。
　　直到今年第二季度，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GDP环比都仍然下降，同比降幅更大。根据刚刚发布的统计数据，第三季度英国经济环比下滑0.4％，而不是此前市场普遍预测的环比恢复增长0.2％。至此，英国经济已经连续6个季度下滑，萎缩时间跨度为英国历史之最。发达国家实体经济部门的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仍然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全球金融稳定报告》预计，到2010年底，银行仍有待确认1.5万亿美元实际和潜在资产冲减，金融业损失隋况的好转主要体现在证券方面(而证券资产情况的好转又源于巨额资金投入，因而其可持续性存疑)，信贷资产情况仍然堪忧。
　　失业更是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的大患。美国失业率已达9.8％，美国朝野上下、国内国外普遍认为突破10％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自然失业率是在5.5％左右，加上过去4周内放弃寻找工作而未被计人的失业人口、被迫从全职转为兼职者，美国“不完全就业”比例在5月底已达16.4％，目前更高。而美国还是目前主要发达国家中境况最好的。
　　不仅如此，目前各国反危机政策的副作用已经开始显现，资产市场一时的火爆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较为长期的滞胀未必没有可能成为现实，甚至经济再度下行也未尝不可能。从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除非出现新一轮新技术革命，否则世界经济不可能真正摆脱当前这场危机。
　　更有甚者，即使主要出口市场经济复苏已经真正启动，中国也不能指望出口同等幅度回升。此前近10年，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与美欧国民储蓄率下降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失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持续，美国国民储蓄率的回升表明再平衡进程已经开始，而这意味着他们对进口需求的减少。
　　
　　要内销!怎么内销?
　　
　　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顺应经济增长模式，更多地依靠内需驱动，全面打通内贸和外贸；其二是提升外贸、特别是出口贸易的效益，实现可持续增长。其中，出口转内销又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因为这不仅仅有助于出口企业缓解出口萎缩的燃眉之急，更有助于改善我国广大国民的生活质量。毕竟，论款式之时尚，品种之繁多，质量之精良，外销商品都明显高于内销商品。为了推进出口转内销，各级政府部门也花费了不少力气，但不少出口企业面对内销市场仍感困难。
　　虽然外贸出口企业很多仅仅是制造车间，不少有发展前途的企业需要提升层次，铺设流通渠道，自创品牌，但并非所有制造企业都需要走上这样的发展道路。在一个经济体系中，需要专业的制造、代工工厂和流通企业相互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我国众多出口代工工厂与海外批发、零售企业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合作关系，尽管由此而提高的收益大部分落入海外企业之手。
　　那为什么这些在出口市场上生龙活虎的制造企业面对内销市场时却倍感困难?为什么难以与国内流通环节形成类似出口市场上的关系?症结在于，我国国内批发、零售市场不规范行为泛滥成灾，流通企业依仗对销售渠道的控制而对生产企业予取予求，不仅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近乎敲诈勒索，甚至连基本的准时支付货款也做不到。相比于海外采购买方能够及时付款，保证制造商资金流，他们会作何选择，可想而知。为了切实有效地推进出口转内销，努力纠正国内流通环节的不规范之风是第一步。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未雨绸缪
　　
　　在中国对外贸易和整个经济发展全局中，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我国经济领导人早就期望能够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众多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1959年6月30日，陈云同志在为苏州刺绣研究所的题词中指出，“苏绣是一种很高级的工艺品，但是我们还希望它成为大量的出口品，只有大量出口，才能更大量地发展它。”服务贸易同样如此。毛泽东同志曾希望向海外输出数十万劳工，但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恶劣而未能实现。1982年12月6日，陈云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报送的一份简报上批示，要求大力发展劳务出口。
　　在改革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为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奠定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为了改善国际收支，消除外汇缺口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中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走上了全力以赴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实质经济出口部门之路，从单纯的进口替代模式转向出口导向与适度进口替代相结合的模式，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勃然兴起。30多年来，从纺织服装、皮具箱包、塑胶制品、玩具到家具，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纺织服装工业，堪称“衣被天下”。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保出口产业”的努力令劳动密集型产业受益匪浅，劳动密集型传统出口制成品出口降幅小于出口总额降幅。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此类消费品在危机时期需求降幅必然明显小于投资品需求降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危机淘汰竞争对手效应发挥了作用，帮助“中国制造”提高了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毕竟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海外竞争对手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他们虽然可能具备成本比中国更低的所谓“优势”，但其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比中国差得很远，在危机当中比中国同行更早地成批倒下。
　　但这种“成功”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可能因此放慢提升结构的风险。由于成本上升而竞争对手增多等原因，中国不少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虽然幸存，但利润率已经极为微薄。紧固件出口利润率直到1990年代中期仍有20％以上，近年已经下降到2％～3％，企业稍有松懈就有可能亏损，而如同紧固件这样已经、或正在从“摇钱树”沦为“苦菜花”的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为数不少。
　　为此，不能仅仅满足于帮助劳动密集型产业渡过难关，甚至鼓励他们躺在出口退税等措施上苟延残喘。在危机真正淘汰了中国产业的海外竞争对手之后，为了长远的发展，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到销售所在的国家开展投资，把对方的类似产业掌握在自己手里。无论怎样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些低增值制造环节最终仍然要大量向低成本的、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借当前时机，把未来的海外生产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届时就可以在不可避免的产业转移发生之际依然享受到相关利益。

相关热词搜索：持久战 转型 外贸 外贸转型是一场持久战 转型升级需要一场持久战 从韩国经验看湖北外贸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