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观点 追求有思想的网络生活

　　“十二五”规划如是说 　　加强重要新闻媒体建设，重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建设、运用、管理，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传播能力。 　　 　　如今，很多人每一天的生活都从打开电脑开始，然后更新微博，或者继续“偷菜”。
　　我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嵌入了一个网络社会。正如阿诺德?汤因比在他的著作《历史研究》中写道的：“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是由于现代技术的惊人进步，导致‘距离消除’，现在历史被如此迅速地创造出来，以致它常常使我们惊诧不已。”
　　以微博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自媒体”的产生，让人们似乎一夜之间发现有了发布自己信息和意见的“一亩三分田”。在只有140个字信息发布容量的微博上：学者号召解救乞讨儿童活动，绝症男子无憾告别人生，江西宜黄拆迁事件中的钟家姐妹直播事件进程，公安局通过微博实时发布案件进展……甚至，在微博上更新一条自己的信息，已如同问候一句“吃饭了吗”一样平常。
　　而同样的，我们也发现，以往即便一句私己的话，发布在微博上，便有了无数个人的“围观”；而一件也许以往无法找到公布途径的事件，利用微博，也许就能见了天日、甚至推波助澜……在网络社会里，什么是公共事件？什么是私人话语？界限已越来越模糊。
　　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道，“当一些人还在‘煞有介事’地拿着‘大喇叭’（象征自上而下传达信息）喊话的时候，如今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喇叭’。一瞬间，前所未有的兴奋激荡全身，人们举起形色各异、长短不一的‘小喇叭’，谈论家长里短，评说声色犬马，非议朝政、臧否人物，千军万马、千言万语，但就是再也汇不成一句话。”
　　这也许是我们目前直面却无法回答的问题之一。而“互联网会不会促成中国社会的大幅转变”？网络社会是否会被商业力量所左右？网络生活是否依然延续着几千年传统的“规训和惩戒”？网络的情绪化是否会挫伤公众的理性和明智？面对网络海量信息已日益改变了的阅读方式，我们是否将丧失独立和深入思考的能力？我们每个人拥有“小喇叭”的未来前景又将怎样？这些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每一个单拎出来，都沉甸甸的“能砸死人”。
　　虽然微博解救乞讨儿童活动的实效尚待验证，但它的发起者学者于建嵘所说的“杜绝一切儿童乞讨，让所有乞讨儿童都回到学校，这是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至少能让一个日渐被淡漠的常识逐渐清晰。而让那些理应得到解决、但仍受到不合理压抑的问题，在网络力量的参与和助推下能够拨云见日、彰显公平，这才是和谐的、公正的网络社会的力量。
　　如何引导网络社会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是一个更加宏大意义的命题。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肯定的：网络的公共领域向公民的开放，让中国普通民众都能找到一个发出声音的出口，是让每个人的公民价值得到体现的一种方式。
　　
　　I“微”生活 I
　　
　　@微博打拐志愿者
　　我文化水平不高。但我深知流浪在街头的孩子的感受。因为我也是个农村的娃。希望大家用微博传播力量，去尽一份我们的微薄之力，让孩子们早点回家。
　　
　　@梓唯_5hi
　　围观是一种力量，但是围观解决不了最直接的问题。
　　
　　@#郑在打卡#
　　各位脖友早上好。你认为房价会降吗？
　　
　　@新周刊
　　说说你那儿，打的起步价、跳表价、燃油附加多少钱？
　　
　　@姚晨
　　昨晚得知，竟有策划公司致电我大学同学，问他想红吗？想红就和他们配合，炒作我和他的绯闻，我同学断然拒绝。瞧瞧，离个婚，各类阿猫阿狗都来混水摸鱼，那个“90后歌手自认小三”也是产自这样的皮包策划公司吧？真搞不懂，做这种下作事的人是缺钱呢？还是缺名？最缺的恐怕还是“德”吧。
　　
　　I专家观点 I
　　
　　网络批评不应只是个人化的生活方式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个人如何进行自主的信息发布和思想表达？网络空间中能否形成充满活力的公共话语？共有媒体中表达和讨论的特点，一方面促进了个人的自我表现，让个人尽可能地发展自己独特的内在生活，另一方面又把对私人生活的侵入变成日常现象；一方面鼓励了公共生活的多元化，促成了各种议题与公众的组合，另一方面各种异议又很难达成共识。
　　就中国而言，网络在帮助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在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物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愈来愈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网络批评不一定非得板着严肃的面孔，它可以很好玩，特别是当它产生于人们上网的欲望、产生于人们跨越一切障碍而互相交流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尤其如此。网络批评最终不应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信仰体系，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网络批评不应该成为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方式或时尚，否则它将消失在网络空间的无垠黑暗中。
　　
　　I专家观点 I
　　
　　网络文化，挑战“主流”不是最终目的
　　彭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网络文化精神的形成，不取决于一两个网民的宣言，它更多的是网民的一种共同选择，这种选择需要通过网民间的互动得到巩固与推进。
　　但是，在网民的互动中，也会出现一些与初衷相背离的现象。例如，自由、平等，是网络文化精神中一个重要的追求，但是，网民互动的结果，可能形成强势声音对弱势声音的挤压，并非每个人都能进行自由的表达。网络一方面在实现对传统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另一方面又在无形中形成新的权力重心，昔日的平民可能迅速成长为新的网络特权者。这也形成了网络文化发展过程的一种矛盾。
　　网络文化常常被人称之为“草根文化”。这说明了网络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某种对照。当然，“精英文化”是一个内涵并不确切的概念，应该说，网络文化的初始标靶更多的是主流文化而不是精英文化。主流文化是在文化竞争中形成的，具有高度的融合力、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的文化形式，它们也是在社会文化中具有主导话语权的文化。
　　作为标靶的主流文化对于网络文化的意义是，一开始，挑战主流文化是网络文化的出发点，但是，到一定阶段后，追求主流文化的地位或者说跻身主流文化也许将成为网络文化的一个追求。
　　网络文化之所以一开始要做出挑战主流文化的姿态，是因为它自身还没有成型，它必须在挑战、改造甚至解构某些主流文化形态或产品的基础上完成自身的基本建造过程，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借助主流文化的外壳来进行自身的“原始积累”。而以主流文化为标靶，可以以较小的代价尽快获得成功。因为，鉴于主流文化已有的影响力，挑战主流文化很容易在瞬间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挑战主流文化，也顺应了许多人对于一些缺乏创新的主流文化的不满或厌倦情绪，顺应了人们对求新、求异、求变精神的追求。例如，对一些主流电影作品的倦怠，使人们对“恶搞”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这种共鸣并不是以艺术价值判断为基础的，而是对某种文化精神追求的认同。
　　但是，挑战、“恶搞”、“解构”，并不总是合理的，即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网民的意愿。它们也只是网络文化的阶段性的特征，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的文化是注定没有长久的生命力的。当破坏到一定程度后，它就要开始举起建设的旗帜。而在破坏过程中，网络文化也会逐渐积累起自己的“物质”基础，那时它也就不再需要借助主流文化产品或形态的外壳。
　　
　　I延伸阅读 I
　　
　　我变成了机器人：失去了以前的大脑
　　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五花八门。有些人如饥似渴地接纳最新技术，他们手中掌握着十几个甚至更多的网络服务账号，随时获取大量的信息供应。他们写博文，发帖子，上Twitter。有些人并不在乎自己是否站在技术最前沿，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也都泡在网上，他们的手指在台式机、笔记本以至手机的键盘上敲打着。不管是在工作中、学习中，还是在社会交往中，互联网对他们都变得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还有些人每天只上一会儿网――为的是查收电子邮件，跟踪新闻事件，研究感兴趣的主题，或者在网上购物。当然，很多人根本就不上网，因为他们承担不起上网的费用或者不想上网。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就社会整体而言，自从软件程序员蒂姆?伯纳斯?李为万维网编写程序代码以来，在短短的20年间，互联网已经成了通信交流、收发信息的首选媒体。即使以20世纪大众传媒的最高标准来衡量，互联网的应用范围也是史无前例的。其影响范围同样广泛。出于自己的选择也好，迫于大势所趋的客观必然也罢，我们已经接受了互联网在信息集散方面独一无二的快捷模式。
　　就像麦克卢汉预言的那样，我们似乎已经抵达了人类智能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关头，这是两种大相径庭的思维模式之间急剧转型的关键时刻。为了换取互联网所蕴藏的宝贵财富，平心静气，全神贯注，聚精会神，这样的线性思维正在被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取代，这种新模式希望也需要以简短、杂乱而且经常是爆炸性的方式收发信息，其遵循的原则是越快越好。约翰?巴特勒以前是位杂志编辑兼新闻学教授，现在经营着一家网络广告公司。他这样描述自己在不同网页之间匆匆掠过时经历的心智震颤：“在网上游荡了几个小时之后，当我正在东拼西凑地完成任务时，我‘感觉’自己的大脑腾空而起，我‘感觉’自己正在变得聪明起来。”我们大部分人上网的时候都体验过类似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人陶醉――足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忽视互联网在认知方面带来的更深层的后果。
　　我开始感觉到，电脑绝不只是一个对你言听计从的简单工具，它是一种能以微妙而又确定的方式对你施加影响的机器。电脑用得越多，它对你的工作方式的改变就越大。我发现自己再也不会在纸上写东西、改东西了。没有删除键，没有滚动条，没有剪切和粘贴功能，没有恢复命令，我感觉茫然若失，不知所措。我的所有编辑工作，全都要在屏幕上完成了。在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多多少少地变成了一个文字处理器。
　　
　　两个平行的过程
　　现代社会中，我们同时经历着两个平行的过程：公共空间的私人化与私人空间的公共化。这两个过程并不是不相容的，事实上，它们彼此渗透。第一个过程反映了公共生活的缩减，政治先是变成地方性的，然后变成个人性的。在第二个过程中，过去被视为纯属个人的私事也成了众人关心的问题，不论隐私以何种形式被侵犯，都意味着亲密的和私人的生活领域被逾越了，个人的自我理解与个人的内在意义都被迫重写。
　　很多观察者都曾经指出，公共空间的私人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毋须怀疑，这种私人化是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产物，具有多重原因，而且几乎渗透进入了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生活的私人化自由其重大意义。如果生活的私人化被看作能够把个人同群体的压力相隔绝、保护个人不受公众要求的暴政侵害，那么它就应该被当成文明的一个重大成就。通过允许个人同其生而所属的或者是不得不置身其中的群体拉开距离，私人化促进了个人的尊严，在很多地方增加了人类的福祉。在健康的社会里，隐私服务于两种基本目的，它们具备同等的重要性。首先，私生活是个人自主、个人表达和亲密关系的领域。隐私权能够保护个人不受他人侵害。它彰显了一个事实和一种认识，即个人虽然是共同体的一员，但也是独立的个体。自我是一种有条件的、甚至是脆弱的构建物，其存在与认同必须具备一些可能的前提，而隐私权就是其中之一。其次，隐私能够对社会空间加以规范。它不仅保护个人免受侵犯，而且，通过调节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距离，在我们的公共参与中起到一种根本的文明作用。
　　不论在公共环境和私人环境中，人类关系都被一种默会的然而人人都会遵守的社会距离所调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建立在对个人边界和个人空间的尊重的基础上，这种尊重在我们的道德意识中非常基本，以至于我们习焉不察。只有在这种尊重被打破之后，我们才会意识到那个基础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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