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竞争的残酷 残酷的“教育竞争赛”

　　“十二五”规划如是说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快发展继续教育，支持民族教育、特殊教育发展，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牵动人心的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显露出竞争的残酷。
　　幼儿园成为稀缺资源。据统计，2009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50.9%，学前一年毛入园率也只有74%。城乡学前教育发展差距显著，2007年全国城镇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为55.6%，农村只有35.6%，两者相差20个百分点。有些儿童没有机会“挤”进幼儿园，还有些在捐资助学费、入托费、餐费、各种兴趣班费用等一系列费用加起来的高额数字面前“望园止步”。
　　孩子们的休息时间被学习占据着。从学校下课就进了补习班，丧失了双休日，每晚做作业到十一二点。从早上六点起床，到深夜疲惫地躺到床上，他们累计每天需要忙碌十六七个小时。原本对于知识与智慧的追求变成了加分工具，技巧取代了对未知的探求，外语的学习也从对一门语言的掌握变成了生存工具。
　　“素质教育”成为“应试教育”戴着的假面具。2010年7月31日，山东省沂水县在第58号文件中称：只有教育教学质量提高了，才能使更多的学生顺利通过各类选拔性考试，帮助他们实现人生价值。一位南京第13中学的中学生改编了《童年》歌词，这样写道：“右手边的书桌上，试卷还剩下了一叠叠。镜片前的舞台上，只有老师站在上面。我看见重复的画面，反复提醒南通联考就在明天。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自由的世界……”
　　大学校园里，在行政化、衙门化、官场化的学校体制下，对真理和智慧的探究在功利性目标面前变得微不足道。党政领导、教授腐败现象屡见不鲜，如学者李公明先生所言，一种统治着校园的官场文化，使教育和学术成为官场文化的婢女。
　　大学费用成为家庭的一副重担。据统计，中国一半以上人口的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而普通大学学费和基本生活费每年至少得1万，也就是说，占中国人口50%的家庭没有能力负担孩子上大学的费用。
　　置师资和需求于不顾的高等教育扩招，促使院校攀比不断升级，制造了巨大的教育泡沫。从幼儿园一路冲刺，到大学本科、硕士、博士毕业后，求职还要面临供远过于需求的局面，据统计，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最高竞争比例达到2362:1，堪称“千里挑一”，但求职者们无从选择，来年又将以更高的纪录卷土重来。
　　
　　I专家观点 I
　　
　　严琦（全国政协委员）
　　由于幼儿教育没有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很多农村地区的孩子和一些城市困难家庭的孩子都无法进入幼儿园。幼儿园也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还有一些掌握优势教育资源的幼儿园在收取高额的赞助费。
　　一边是很多孩子没有上幼儿园，一边是一些家长对优质幼儿园趋之若鹜或面对高额赞助费不得不望而却步。从幼儿园这一起跑线开始，有的孩子就已经在接受不平等教育。是否接受幼儿教育、幼儿园办学条件的差异，会影响到幼儿的成长，尤其对幼儿的情感、认知等非智力因素和后天成长影响较大。
　　我建议把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幼儿园的管理和收费按义务教育阶段的要求执行。政府要加大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将幼儿教育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幼儿园不再收费，而是按户籍入园。无论是民办幼儿园还是公办幼儿园，统一纳入国家财政补贴。
　　但是，实现学前教育公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正式调整政策前，可以先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比如按目前的市场情况，制定出一个新的行业收费标准，对不同级别的幼儿园收费作出具体规定，对违规者给予重罚甚至取消其经营资格，把整个行业的收费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
　　
　　李锦韬（中国教育学会初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在减负问题上综合治理非常重要,但学校要主动承担义务,尽可能把个体的快乐、生命上升到国家发展前途的高度来思考。这样,我们在课程改革中才能明确方向。
　　一些人在认识上存在偏差，以为学习的目的是使学生出人头地。这就使得很多人不停地给孩子施加学习压力,导致学生感到负担很重。我认为，“减负”应该要减被动学习的负担,把它减掉了,学生主动了,对学习就有兴趣了。
　　我们要把社会教育转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因为在培养人才方面,一刀切的方式是不可能完成人才培养目标的,灌输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学生自己,所以我们提倡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为每一个学生服务,实行个别化、个性化的教育。
　　目前教育领域成批地生产标准件,同一化、同步化现象明显。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教学改革――选修课的安排、学校课程发展等等应根据不同需要进行设置,而不要都把学生硬塞进应试管道里。
　　袁贵仁（教育部部长）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有一句话：“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是我们的工作目标。我们想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模式。
　　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方面，一条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另外一条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设计了要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因为我们现在强调转变政府的职能，明确政府管理的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权利和责任，形成不同的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这首先是要划分责任，哪些是政府的、哪些是学校的，以此来推进学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我们特别强调要改变目前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改用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正确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对学校来说，行政管理是必要的，但不必要的干预是不必要的。
　　学校内部也有行政管理的问题，这主要是高等学校更突出。我们提出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我们的基本制度。同时，我们要发挥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科研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的建设，还要注意发挥群团组织的作用；在大学的管理中还提出要加强章程建设，实行依法治校，明确各个方面群体的权利和应负的责任；强调通过章程建设，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鼓励和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让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学校的决策咨询，帮助学校更好地依法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但要随着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适合学校特点的制度和政策的健全来逐步推进。
　　
　　I“微”观教育 I
　　
　　@梦醒的时光
　　生了孩子后，我们就是唐僧肉，谁都想过来咬一口。
　　
　　@《一封致家长的信》
　　因物价上涨，赞助费从原来“院内4000元/年，院外8000元/年”，调整为“院内9000元/年，院外18000元/年”。
　　
　　@竹子青青
　　虽然交了那么多钱，但交钱的时候心里还是挺欣慰的，毕竟孩子终于有学校可以上了。但交完钱后，心里又挺不平衡的，这个幼儿园，去年的赞助费是一年1万元，今年一下子涨到一年2万元！幸亏自己早生一年，要不等到明年，说不定又涨成什么样儿了！
　　
　　@《中国青年报》
　　71.1%的公众认为学前教育收费“非常高”，26.2%的人觉得“比较高”，也就是说，超过97%的受访者对学前教育收费不满。其中，63.3%的人认为学前教育存在乱收费。49.9%的人认为学前教育收费高的原因是少数公办著名幼儿园供不应求，收取高额赞助费，47.1%的人觉得大多数民办幼儿园按市场定价，追逐高额利润。
　　
　　@提瑞婷（山东省政协委员）的双胞胎儿子
　　“妈妈，您去开会责任重大啊！开会的时候一定要提提我们作业负担太重啊！”
　　
　　@MtR1105（南京第13中学学生）
　　总是要等到考试后，才知道南通的试卷很冒险。总是要等到放假前，才知道假期比别人迟一点。我的青春我的梦，自己做主却变成最大谎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无法实现的心愿。
　　
　　@李晶（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小学部老师）
　　我在课堂上喜欢“装弱智”，故意犯很多低级错误，学生们发现错误后会给我进行纠正。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们抓住我错误的同时，对那个知识点的理解能够更加透彻，还能够提升自信心。
　　
　　@大学生网友
　　我曾经给母校下了个结论：这所大学就是官僚体系的缩影。学校机关如省府，院系如地市，学生如草民。至于辅导员，算是乡镇长。
　　
　　@朱清时（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大学行政化的表现是一切运作都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做什么事都是靠行政命令，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不是通过学者、科学家讨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应该代表教授的声音，现在成员多为各个系的主任、院长甚至校长。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有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前是副部级，“文革”后变成司局级，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考虑到大学跟社会的交往问题，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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