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村【四方村“万元保安”】

　　人物名片:周大鹏,40岁,中专学历,徐东四方村人,现在汉口某大型企业担任保安,三代六口人在村里生活了数十年,拥有两栋房子,面临拆迁。 　　 　　接到拆迁通知后,周大鹏到隔壁村子去问了租房的价钱,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月在400元左右,他有点舍不得。
　　按照政策,从拆迁起到搬入还建房的过渡期,每个平方米政府补贴2元,他看中的房子约50个平方,只能拿到100元的补贴,“每个月要自己贴300元,两年下来得七八千。”周大鹏说话间,狠狠地掐熄了烟,他抽的是17元的黄鹤楼,每天一包,一个月下来也得300元。
　　说舍不得也不完全对,他的口边上,常常说出“哪里花不了300块啊”,可马上就会被“多少年都没为房子花过钱了”的说法替换掉。他有点不爽快。
　　周大鹏一家三代六口人,住在离二桥不远的徐东四方村,家里有两栋五层楼的房子,自己住一层楼,其余的房间全用来出租,根据他的“不完全统计”,每个月的租房收入在一万元上下,“这不算多,我们村里差不多每家都有两栋楼。”
　　即便住在城市中,他更习惯用村里人自居,他说,很容易辨认出村里人的样子,村里人喜欢穿整套阿迪达斯,上衣三条杠,下衣三条杠,鞋子三条杠,还夹着一个手提包,“外面的人管我们叫九条杠。”在他们看来,这样穿就是胃口。
　　他原本是开的士,开了差不多五六年,现在汉口一家大企业做保安,早上八点踩着摩托车来,中午回家喝点小酒吃点饭,晚上六点再踩着摩托回家,准时得很。刚来公司的时候,他喜欢扯着喉咙和同事聊天,被老总请过去谈了一次话,音量才低下来。
　　周大鹏从不加班,初来时见到加班的同事,他特地还问过一个部门经理,“我问他,这么辛苦工作,他每个月赚多少,他说有五千,我跟他说,你在这就是养命,我在这就是养老。”养老的周大鹏,不时早退一下,回家打理一下租房和照顾孩子的事宜。
　　他惦记着给女儿送饭,每天下午放学时分,拎着两个硕大保温桶的周大鹏都能引起家长们的侧目,免不了要跟周围人解释一番,“不是我女儿一个人吃,每天都有四五个同学,放着自家的菜不吃,只吃我家的饭。”他家每天要准备四五个菜,荤素搭配好,老婆在家算好时间,他一下班就能立马送过去,再冷的天都是热的。
　　这让他有点得意,城里孩子的父母,工薪阶层要上下班打卡,没时间也没精力,他的妻子,打结婚起就没有工作,专心在家照顾孩子,舍得花钱花心思给孩子弄吃的,“我女儿自己说,她比班上的城里孩子幸福多了。”
　　
　　户口问题喜与忧
　　
　　周大鹏的感慨有点苦尽甘来的意思,他知道,打女儿上学开始,她就一直在羡慕同班同学,羡慕着他们的城市户口。
　　为着这城市户口,周大鹏也和自己父母吵过架。上个世纪50年代末,武汉开始第一批重工业产业的建设,大量征用城市中的农用地,其中就包括周大鹏父母所在的村庄。周家父母原本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粮农,土地被征收后转为菜农,以种植洪山菜薹为生,到70年代末,连菜地也被征用,变成无地可种的农民。
　　“那时候,国家有政策,村委会代表农民将地抵押给企事业单位做建设,企事业单位按照每亩地几个人的比例接受农民成为职工,也就是第一批农转非。”周大鹏家所在的村庄,对口的单位是环卫局,农民转业过去就是环卫工人,好歹是吃国家饭,很多人挤破了头。
　　周大鹏听父亲讲,转业的指标分配到每个家庭,只有那么一两个,父亲衡量了一下,主动放弃了,“从前的非农户口还能领粮票肉票,到要转业的时候,都不兴粮票了,没用。”周鹏的父母在屋子前后圈了一点地,自己种菜自己吃,日子过得艰难。
　　因为农村户口,周大鹏吃过苦头,80年代末,他20出头,找对象难,谈一个吹一个,“村里人好像都这样,男人要找城里姑娘,女人要嫁城里儿子伢。”他的婚事搁了好几年,后来,家族里的大伯出面,介绍了武汉郊区的远亲,这才定下来。结婚后,媳妇的户口从郊区迁进城,落到村子里。
　　到大女儿上学时,户口的问题又出来了,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女儿上村办的小学,只用出点书本费,虽然便宜但教学质量不高,周大鹏一咬牙,出了高昂的借读费,让女儿上了离家远的名校,上学第一天,女儿从学校哭着跑回来,“老师让同学们给她捐款,因为全班就她一人是农业户口。”这让周大鹏哭笑不得。
　　这样的状况直到女儿小学毕业才好转。90年代末,长江二桥建成后带旺了徐东片区,四方村将临街的地段整修出来,做成门面房出租给商户,收取租金,村委会所得收益中,一部分用于村里的开发,另一部分作为公共资金,每月给村民发生活费,一户人家每人几百到几千不等,“凭户口才能领钱,之前转业出去的,哪怕是住在村里,也没有。”周大鹏带着父母同住,一家六口,每个月领村里的补助就有几千元。
　　农业户口的另一个好处是让他添了小儿子。在女儿七岁时,他申领了准生证,生了小儿子,儿子的户口也落在村里,“反正只要村子在,我们就有饭吃。”
　　
　　建房出租成潮流
　　
　　要是前些年,落户在村子里,还能分到宅基地,做房子。周大鹏结婚后,找村委会批了块地,自己建了两间两层的红砖房,一楼做成门面出租,二楼是自己和父母自住。“因为村里做门面赚了钱,一般人家做房子都留了门面出来,出租给外地人做生意。”
　　那时的四方村,早前村里自办的企业对外承包,不少外地人在村里打工,有租房子的需要,周大鹏记得,他偶尔在家的时候,经常有工人过来询问,有没有房子可租。“当时村里有一批人,头脑很灵,自家人挤一挤,空出房子来赚钱。”四方村是公认的,附近村庄里最早开始做租房生意的村子。
　　周家人也动了心思,本来打算直接在二楼往上加,考虑到安全问题,周家人决定重新建房,2005年,在周家老屋和周大鹏自己的宅基地上,建了两栋五层楼的房子,两栋房子外型和内里都一模一样:一楼是门面,每层楼分为15到45个平方不等的几间卧室用来出租。周大鹏在一楼安了防盗网,装了对讲门铃,自己住的五楼修了一个大阳台,砌了水泥的“菜圃”,运了泥土上来种菜。
　　周大鹏立了很多租房的规矩,比如,只租给附近的大学生,学生在租房时,要提供电话号码,身份证复印件和学生证复印件;他既是房东又是管理员,房子施行和小区一样的管理制度,每户将垃圾打包放在门口由他统一收走,这个要求十分严格,曾经有一位女房客,喜欢随地乱扔瓜子壳,只住了两晚上就被请走。
　　村里人说,周大鹏家是四方村的第一栋楼房,在他之后,村民们陆续开始建房,原先只在宅基地上建,租房收益可观后,从前的前庭后院也建满了房子。村委会不得不出来立了规矩,一律只许建四层,房型和外观要求一致,最好连外墙颜色也一致。规定虽如此,不少人家还往上加了五层,乃至六层,村民们偷偷摸摸地建,看城管白天来,就歇着不干活,城管一走,晚上就加紧赶工。房子往上“长”,村里也是默认的,村委会还会提前打好“招呼”。
　　尽管地如此紧张,还有村民在房前做了敞亮的亭子,用来安排红白喜事。周大鹏说,四方村的人,到酒店办喜酒的人少,讲究在村里办的大排场,谁家孩子过十岁,要热闹上个四五天,碰上有人结婚,流水席能摆上七天七夜,不管大人小孩,端着碗就上桌,不讲客气。村里有人专做本村的宴席生意,几个人凑成一队,提供厨师、桌子、碗筷和用具,只收加工费,旺季时,每个月能做20天的生意。
　　
　　村子分红很可观
　　
　　周大鹏的女儿再过一年就要高考,根据村里的政策,村里可包干她上大学的费用,前提是毕业后要回村里工作。“我姑娘不肯,我说她是个苕,待在村里有股份拿,回来就是看好自己的钱。”
　　放在以前,他也是个“苕”,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办起了肉联厂和塑料厂,只招本村村民做工,包销到武汉各地,厂子不愁效益,村里征收一点,每人每月还能拿上800元工资。周大鹏技校毕业后在外面的水泥厂做工,工资每个月有1000多,没舍得回去。结果,2000年,两个村办厂被村里承包出去,原来的职工还能从厂子里领到一笔生活费,让他后悔不已。
　　2005年武汉城中村改造开始,根据先改制、后改造的原则,村集体成立股份制集团,一部分村委组成董事会,负责开发,一部分村委并入街道办,负责服务工作,所有登记在册的村民,依据工龄,按比例无偿持有股份,也是股民。
　　根据四方村的政策,18岁以下统一持有1万股,超过18岁,按每年1万股往上递增,赠股是一刀切,只到2005年为止。算下来,周大鹏有30万股,他将两个孩子的股份算在老婆户头上,还有30万股。“可以一次把股票全卖了,按一比一换钱,也可以留在手里,每个月有生活费,过节费,养老费,还有年终分红。”他选择了后者,2005年年末,他家3000元的分红,到2009年年末,他一个人就有2万分红。
　　养老的心态也来源于股份。在村里,他的同龄人,大部分是在麻将桌上消耗时间,他们的下一代,多数也在啃老生活,“肯在村里做个保安,巡防员,扫扫地,就是了不得的事了。”他是为数不多的出来工作的人之一,“待在村里,每个月就只有生活费,如果出来,除了生活费,还能挣点烟酒钱。”周大鹏说,他骨子里还是有农民的习惯,喜欢积积攒攒,有时候还有点小气,比如打牌,“输个一块两块的,就装马虎过去。”
　　与邻近的村庄相比,四方村的“股民”分红略多,有眼红的混混,跑到村子里来收保护费,甚至开地下赌场,周大鹏见得多了,“其实他们很怕我们本地人,只敢把外地人掐着玩。”碰上打打杀杀的,村民们也不怵,该干嘛还干嘛。
　　显然,村民们更关心“股份”,实行分股到户之后,四方村全面实行村务公开,招商引资的项目,基建集资的项目,村委会先在村里贴出告示来,还会派专人到村民家走访,“其实这也只是个形式,主要是我们自己会主动关心,村里要干什么,能不能赚钱。”据说,每逢村里上新项目,告示没出来,麻将桌上已经讨论成一团了。
　　
　　选村长不逊选总统
　　
　　跟着股份制一起走进村民生活的还有“民主”,“民主”这个词,是周大鹏从女儿的政治书上看过来,他认为可以很好地形容村里现在的状态,“遇到有争议的事情,我们要跟村民代表反映,代表们再反映到董事会上。”
　　现在的四方村,得称呼书记为董事长,称呼村长为总经理,其他的都是主任。现任村长,是7年前由全村村民选举出来,已经当了两届。书记、村长从前都是由乡里指派,2002年之后,村长改为普选。
　　选村长的程序时:先从满足条件的人选中选出3名候选人,还设有一名不指定备选人,满18岁以上的村民拿到选票后,既可以从3人中选1人,也可以写下备选人的名字,但是,只有在备选人有超过40张票时,才算作有效候选,基本上,村长会在3名原候选人中诞生。
　　村长选举不亚于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要分别组成团队,挨家挨户地拜访拉票,除了许诺将来的美好生活愿景之外,更现实地要“以物质换选票”,一些时候是直接用现金。据说,在确定选票属于自己之后,候选人会派专门人员上门发钱,金额在一百到几百元不等,这已经成为拉票的潜规则。
　　距离四方村不远的三宝村,曾经有村民砸下50万竞选村长,以一票之差失利,待下一届选举到来,又砸下50万,终于得偿所愿。还有一位从村里走出去的成功人士,每年都要花上几万块选村民代表,选了4年,去年年底竞选成功,正准备着下一届竞选村长。
　　周大鹏说,投票时,他选的就是现任村长,连着两届,选的都是他,至于选举幕后,他不了解。他不了解的还有很多,尤其是很多关于书记、村长和会计的事情,村里也没人了解太多,只知道他们不住在村里,孩子大多不在武汉,在村里做的房子还没有普通村民高。
　　这并不妨碍领导班子在村民心中的好印象,周大鹏们对村里的前景如数家珍:工业园的租金要涨价了,每年能多收两三百万;临街的门面要扩大,增加经营面积,每平方米的租金要涨上两三元;村子东面的地,村委会租给某家房地产企业,准备开发高档楼盘……
　　因为这届领导的经营能力出众,村民们计划着留住他们,“书记最多连任两届,村长最多连任三届,两人都是最后一届了,他们也想下来,我们不想。”村民们私下里议论,“不管干部们怎么当,只要有经济效益就行。”周大鹏觉得,这也是“民主”和“公平”的一种。
　　
　　拆迁不可避免
　　
　　拆迁来了。村里的公示栏早贴上了通知,拆迁须知也发到了各家各户的手上,周大鹏塞在包里,有事没事就拿出来研究,重点位置用红笔划上了标记。他核算了一下,自己大约有1000多平方米的面积,除了能还建800平方米的房子外,还能以每平方米2800元,拿到余下面积的现金补偿,他觉得有点少,“徐东这片,房价最低也得六七千,2800什么也买不了。”
　　他学会了上网,主要是浏览各地拆迁的新闻和政策,他还养成了买报纸的习惯,对于二七长江大桥的走向,经过徐东的地铁线路,中北路延长线的建设,所有关系到他们村拆迁的,他都做了简报和研究。上个星期,他被推举为临时村民代表,和拆迁办交涉,“我们不要钱,只要房子。”
　　根据他收集过来的信息,曾经有东湖村的居民,还建后足有两栋楼,“别说是一辈子,就是三辈子也有得依靠。”他的规划里,以最基本的90平方米一套的还建房,他拥有的面积可还建10套。
　　2009年底到现在,村里的1500多户人家,签约搬迁的不到三分之一,因为“钉子户”们的坚持,还建楼的规划一改再改,四方村原地还建成三个小区,其中A区为村民自住楼,B区、C区为统一的出租楼,A区将选取武汉市的中高档楼盘做比照开发,按照小区的模式管理,由专业公司做物业管理和保安,还配备收费停车场。
　　“大家都想住A区,房子不够,往B区迁了好些人。”周大鹏要拿到的A区房子也不能令他满意,只有90平米、125平米和180平米三种,因为签约太晚,他只能选择90平米的房子,“完全不够住。”
　　因为签字拆迁的人太少,村里请了附近有名的拆迁队,周大鹏听自家门面的租户说,拆迁人员已经过来打过“招呼”,下次来,就不客气了。租他门面的生意人,开了几年的超市,最近正忙着低价出货。
　　相比周大鹏,妻子对小区的生活更为向往,周家附近有个刚建好的楼盘,晚上吃完饭后,她总要带着小儿子到小区里散散步,2009年上半年,房价下跌时,她还想过买一套,“还好没买,现在有现成的。”虽然要等上两三年,她仍觉得庆幸。
　　尽管有着拆迁上的不如意,周大鹏还是认为自己赶上了好时候,“我的父母辈,辛苦了一辈子,什么也没有,我的下一代,错过了政策的好时代。只有我们,没做什么大事,却什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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