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现:名门望族,如烟往事 名门望族

　　你是你们家族第几代子孙？――这个问题放到现在，估计十个人有九个回答不出来。 　　但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家族观念相当深刻，除了严格编制族谱之外，稍微有点名望或是资产的家族，都会在当地修一座祠堂，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这类祠堂叫做“宗姓祠堂”。反过来，一座祠堂，其规模和气派程度，也与这个家族的名望和势力成正比。
　　可惜的是，随着家族观念的淡漠和人为的毁坏，封建社会所留存下来的祠堂多散落在村落，基本上无人看护，多倒塌消失，或几成危房。
　　不久前，记者从黄陂区文物管理所得到消息，就在黄陂区蔡榨镇的曾家大湾，有一座保存得相对完好的祠堂，这座祠堂非常特别，不论是外形，还是它背后隐藏着的历史，都让它在众多的宗姓祠堂里“鹤立鸡群”。
　　这就是“曾氏宗圣祠”。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曾氏宗圣祠所在的黄陂区蔡榨镇，历史上一直被称作“黄陂东乡”，这个地方住着八大姓氏，而曾氏一族被当地人称为“望族”，这个称呼一点也不夸张。
　　虽繁衍百年，但曾家并不是黄陂的“土著”。原本这个地方叫做“闵家大湾”，曾氏的一世祖明末从湖南一带迁徙到此，买了这里一家姓闵的庄园，从此曾家在这里定居繁衍，人口兴盛，愣是使得清政府将此地块改名换姓，变成了现在的“曾家大湾”。
　　除去人丁兴旺，曾家被称作“望族”，恐怕还有一层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嘉庆年间（1799年），曾家出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官员――曾大观，这座祠堂就是他主张修建的。
　　黄陂县（现在的黄陂区）向来是人才荟萃之地，人们常说的“尖黄陂”，也不见得都是贬损的意思。科举时代黄陂县举人、进士之多，列全省前茅。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涌现出的“文武三榜眼”，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曾大观，字静斋，当年的黄陂“文式三榜眼”之一，他虽是武榜眼，却满腹经纶。自幼聪颖好学，文武兼修，既善骑射，又擅长写文作词，在书法上的建树也颇高。他曾经在告老还乡前将自己的人生感悟辑成了一本书，但是很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书名至今也无从考据。
　　乾隆年间，曾大观以“武举”的身份入京，殿试榜眼，官封游击、总镇等职，在清末的地方剿匪战中骁勇善战，在作战中能够以一人之力抵挡数人。在带兵方面，曾大观以“严格”著名，剿匪途中有兵士触犯军规，立斩，说一不二。因战功显赫，曾大观在嘉庆年间官及绍兴水师提督，回朝后封“进士”，并得到嘉庆皇帝的“面见”。
　　曾大观故去之后，曾氏一族依旧是人才辈出：光绪年间的实业家曾谓卿外交手段灵活，善于理财，富甲一方；同盟会员曾觉为投身革命，不惜登报声明，与曾家断绝关系；国民党要员、曾经担任黄陂县县长的曾振瀛，在任职期间，大胆提出文明治县的纲要；还有刚刚故去不久的现代诗人、武汉市文联主席曾卓，一生都在血与泪、斗争与希望中歌唱着前进……解放后，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才俊也不胜枚举。
　　人才的多少，反映着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曾家的历史可以用那句“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来形容，从这一点看，“望族”一词，曾家当之无愧。
　　
　　红砖祠堂，唯宗圣祠可用
　　
　　宗圣祠并不难找，进入“桃元乡”之后没多久就看见一座红色的大砖房，很是气派，一座座灰色的三层楼中，这座祠堂显得“鹤立鸡群”。
　　宗圣祠坐西朝东，取“紫气东来之义”，东西长40多米，南北宽14米，总面积588平方米。宗圣祠依山而建，分为上、中、下三段，有“步步高升”的含义在里面。祠堂外墙全部用红砖砌成，大门上方有一方石雕“桃园小学”，门前周围的道路几乎不见泥土，都是用青石板铺就而成，因此一百多年过去了，祠堂仍显得纤尘不染，古韵十足。
　　紧挨着祠堂是一家农户，住着两位“空巢”老人，男主人叫曾宪池，今年58岁。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曾家第几代子孙，只不过祠堂现在没人管，也已经成了危房，曾宪池会不时地去祠堂看一下，偶尔接待一些来此探访的游人，渐渐地，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名份的“看祠人”。
　　对于自己的先人，曾宪池语气中仍然带着敬畏，他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从祠堂里捡到的半截剑，“那是曾大观的剑，他是武官，那剑只有半截，但是我拿都拿不动，而他却是要拿着打仗的。”后来这把剑，连同祠里供奉的曾大观的盔甲，都在1958年的时候毁于大炼钢铁。
　　红色的祠堂一般极为罕见，普通的宗祠只准用白石砌造，只有宗圣祠可以用红色，在中国历史上，曾子（曾参）凭借其在儒家学说中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儒家的重要建树，得以走进大儒殿堂，与孔子、孟子、颜子齐名，并称为“四圣”。只有这四个姓的家族才能用红砖造祠堂，因为皆出自圣人之脉。曾宪池还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这四个姓之间一般是不能通婚的，因为“都是一家人，都是亲兄弟姐妹”，结亲就有会“有乱纲常”。
　　宗圣祠自建成起就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前清时期还有规定：凡途经宗圣祠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以示崇敬。一般人除了每年的两次大祭之外，谁都不敢随意进出祠堂。
　　虽然祠堂已经成了荒宅，曾宪池闭上眼睛还能记起祠堂的内部构造：前厅大门一打开，两侧是厢房，给看祠人住的；天井里面有两棵很大的桂花树，桂花一开，远远就闻得到香味；中殿是会议室，是宗族长者开会的地方；上殿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和圣人。
　　“每逢正月十五，所有姓曾的都要来这里上香，我们小孩子就是凑热闹，玩灯，放眼望去，哪儿都是黑的，灯笼一照，红色的房子很好看。”
　　
　　身体还在，衣服却被扒了
　　
　　祠堂大修过两次：光绪年间一次，明国初年一次，在文革的“破四旧”当中，祠堂内外一切装饰物都被视为四旧一并拆毁，屋脊上的铜鼎被学校老师用巨锤敲毁当做废品卖掉了，屋檐上双龙戏珠的龙头，以及所有有人物雕刻装饰的部位，均被“斩首”。在这一场动乱中，宗圣祠“元气大伤”，之后就再也没人来管了。
　　土改之后，这里做过粮店，也做过小学，直到现在，祠堂的门额上的题字还是“桃元小学”，原本的“宗圣祠”的匾额遗失多年，最近才在一家农户的家里找着。那些祖先们的牌位，有些不知所踪，有些被武汉市里的一些文化人所收藏。
　　从外面看，这个曾经那么神圣庄严的地方，用曾宪池的话来说，就像一个人一样，身体还在，那些漂亮的雕龙画凤就像是一件“漂亮的衣服，被硬生生地扒了”。
　　在里面看更是荒凉，下殿的两堵土墙歪斜有一尺多宽，上殿屋顶下陷八寸之多，所有的立柱都已经炸裂，荒草丛生。曾宪池因为住得近，要是看见里面的墙面要塌了，就会找几根粗的木头把墙给抵住，“要不是老建筑牢固结实，早已经成为了一堆瓦砾，现在只能这样，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祠堂作为一个家族联系纽带，正面临着消失的命运，如今在外面打拼的曾氏族人再想认祖归宗，就会很难了。不过仍然有不少人回来就为了看一眼祠堂，找一找自己的老屋，“最后垮掉的是曾卓的老屋，很多人回来发现老屋早就垮了，都是一脸失望地离开，只有曾振瀛落叶归根”，曾宪池说，两年前，曾振瀛的女儿从台湾带着父亲的骨灰辗转回到了这里，葬在了曾氏的祖坟里。而年轻人们，几乎没有这个意识了，他们纷纷选择外出打工了，只有过年才回来一次。
　　同行的黄陂区文物馆张馆长也同样为这座民俗建筑惋惜，不过维修复原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他们正打算将宗圣祠申报为文物保护单位，“申请我们已经报上去了，只是还在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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