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大阪世博会,日本制造风靡全球|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会

　　高速发展中的日本企业,首次以“企业馆”的形式参加首次在亚洲举办的这届世博会,成为一大亮点。索尼公司开发出的特丽珑显像管,让索尼电视随即席卷了全球市场。而直至1970年初,上海才研制出中国第一台19英寸电子管彩电。
　　夜幕降临,瑞典馆的塑像亮起灯光,光彩迷离。
　　东芝公司场馆由1500个四方形的金属单元围绕而成,代表“未来的森林”之意。
　　
　　日本燃气协会场馆的主题是“笑语世界”,白色建筑前方的大型红色通风口看起来就像一张大嘴。
　　
　　南都周刊见习记者 黄修毅
　　
　　1970年日本大阪世主题 人类的进步与和谐
　　主要展品:世博会首次来到亚洲,日本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冈本太郎设计的太阳塔和阿波罗登月带回的月亮石,抗震摩天大楼结构实物模型、可视电话、电动汽车及时速可达5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模型成为热门展品。本届世博会一方面演绎了日本和世界对未来城市发展的展望,也把人类最新的科学技术从试验室演绎为现实。
　　
　　“只有我独自站在人民的一边”,1965年7月,毛主席对访华的安德烈•马尔罗这么说。其时,刘少奇刚被“赶”下来不久。时任法国国务部长的马尔罗,以其小说家的敏锐注意到毛主席的身边不离一名护士。而在当时的报道中,这名护士在现场照片上“消失”了。
　　第二年的5月16日,一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宣告了“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帷幕,也开始了被称为“十年浩劫”的历史低潮。
　　一个月后,上海各高校停止招生,大中小学也随之停课。就读于南汇县(现并入浦东新区)周浦中学的初一学生黄林,得以躲过期末考试,书包一扔,感到“一身轻松”。而在同校高中部三年级读书的姐姐黄平,就没有那么快意了,三年的准备眼看要付诸东流,憧憬的大学在最后关头阖上了校门,她不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当时间到了往年开学的时候,她和身边的同学被人流裹拥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从全国各地“大串联”至此的“红卫兵”,挥动着宝书,涌向金水桥畔。这个历史镜头在未来三年中,还要回放九遍。在1968年7月的那次接见中,毛主席斥责五位学生领袖,说他们“持极左倾向,搞派性,疯狂地自相残杀”,让他伤心。
　　黄平们并不知道,几乎就在同时,世界上掀起了一股“红色风暴”,从布拉格到巴黎,从芝加哥到西贡,各国青年打着各色旗帜要颠覆现行制度。
　　随着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因报道大量突发公共事件的需要,CBS的著名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的晚间新闻节目,被扩充为电视杂志栏目《60分钟》。镜头对准在越南稻田里成批倒下的美军士兵,展示着“人们有权利了解的真实”,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被点燃到了顶点。此时,已在上海市郊海桥大队“插队落户”的黄林,则收获了自己播种的第一畦豌豆。闲得无聊的知青们在豆子上刻出美国大兵的尊容,投入炉火,听煮豆相煎噼啪作响,“幻想着要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
　　“文革”期间,《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纸成为人们获取消息的主要来源。在电视媒体开始兴起的时代,上海的电视媒体开始别出心裁地直播“批斗大会”。
　　1968年3月,第二次面对电视直播的摄像机镜头,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横眉冷对造反派“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恐吓,坚持道:“我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 ”电视直播因此中断。
　　彼时,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上海开始建设通讯卫星地面接收站(代号“八一四”工程),用来接收国际通讯卫星3号转播的阿波罗号载人宇宙飞船登月实况。
　　“阿波罗8号”的登月,把全世界的目光从纷扰的世事里短暂地解脱出来。从“阿波罗8号”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的宇航镜里看到的,是一个安详宁静的,蓝白相间的,没有贫富之分,没有愤怒的地球。
　　在日本,有6000多万人为争睹“月亮石”,参加了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这届以“人类的进步与和谐”为主题的盛会,是世博会第一次在亚洲举行。适时,日本自1960年开始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已近尾声,生产过剩现象日益明显。1970 年日本GNP近1500亿美元,超越当时的西德,位居世界第二。
　　高速发展中的日本企业,首次以“企业馆”的形式参展,成为了大阪世博会的一大亮点。索尼公司开发出的特丽珑显像管,让索尼电视随即席卷了全球市场。而直至1970年初,上海才研制出中国第一台19英寸电子管彩电。
　　从1970年开始,“日本制造”从纺织品、钢铁向电子产品过渡,一个新的日本出口产业初见雏形。面对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钢铁、汽车等行业迅速行动。八幡制铁与富士制铁两家公司在1970年正式合并为“新日本制铁”,成为世界生产量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三菱重工与五十铃,日产与富士重工的合作则注定了日本汽车市场日后的井喷。
　　十年“文革”让中国的工商业几乎陷入停顿,唯有战略工业的发展得以维系。在上海启动的人造卫星、东风导弹和运载火箭的“七零一”工程和核能发电站“七二八”工程,在1969、1970年数次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
　　在“两弹一星”试制成功后,中国的核地位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承认,而日本的崛起又成为了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再加之1965年后中苏边境4000多英里边境的纠缠不断,中美两国的走近变得势所必然。1970年起,美国官方不再称中国为“红色中国”。
　　皑皑的大雪覆盖下的黑土地,黑龙江的上海知青度过了第一个冬天。
　　徐友渔和数学系的学生萧成了好朋友,萧常着运动短裤、背心、打赤脚,风度全不落俗。他们在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同时,也在自然科学上下功夫,一起阅读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达尔文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马根脑的《物理学基础》等书。“我们时常发出感慨,传统中国式文人要在思想领域有所建树,是先天不足的。与科学和理性精神的隔膜,犹如儿童发育过程中严重缺钙。”
　　那个时候,一本叫《出身论》的油印小册子在“知青”中间传开,它的作者是时年28岁的北京青年遇罗克。他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知青”中引起共鸣。
　　黄林已经是第二次在最后关头,从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名单上被“拉下马来”了。大队宣传干事向他比划道:“你父亲的反动材料,有这么厚一叠”。被划归为全国人口6%的“黑五类”,使得黄林在第三次被推荐上大学的时候,自动选择了放弃,在他现在看来:“像遇罗克这样的异见者,搁现在就是个韩寒。”
　　但是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遇罗克在关押两年后被杀害。1973年,“死不认罪”的贺绿汀懵懵懂懂走出被关押了五年的劳教所,“搀扶”他出狱的是次女被逼自杀的噩耗。老人倔强地挨过了1978年,在病床上接受“平反”,守望至上世纪末,却再也没有作出《牧童短笛》《森吉德玛》那样清越抒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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