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斌 王振耀:我为公益狂

发布时间:2020-03-26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中国5.5万个亿万富豪,应该把每年的捐款基数定为100万元,建立一种基本的公益慈善道德体系,作为基本的社会责任底线。         从司长到教授,履新3个月以来,王振耀的角色转换平稳而快速,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感觉到不适应。
  今年6月的一次公开活动中,他首次对外宣布,自己已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一职。新工作是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没有行政级别,他从一名高级官员转而成为教授。
  王振耀的离开,引来无数猜测。有人说他是因为觉得自己在官场孤独,所以选择离开;也有人说他是因为要退休了,很可能要被调去干两年巡视员的闲职,现在离开反而是更好的时机;甚至还有人猜测,是不是他对媒体说了太多话,受到了批评,无奈选择离开?
  尘埃逐渐落定,有关去职的各种传闻也已烟消云散。王振耀正在以新的身份投入工作。关于今后的工作目标和对慈善事业的理想,9月初,他在自己的“新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我不就是个平民吗?”
  从北京平安里地铁站出来,向北走,转进胡同,在两间小饭馆的掩护下,一座刚翻修的四合院,就藏在这里。推门进去,幽静的院落完全阻挡了街外的喧嚣。
  记者敲了敲门,坐在电脑前的王振耀回过头来,立马起身相迎。黑色的短发中隐藏着几丝银发,今年56岁的王振耀,在民政部22年,曾是3任司长。从故宫旁边白砖青瓦的民政部,搬到这市井街巷的四合院,王振耀完成了从官到民的转型。
  “我不就是个平民吗?怎么会不适应呢?”王振耀用手轻捋了一下短发。身份的转变,并没让他感到有多少不适应,如果还有人叫他司长,他就笑笑,其实心里,他更喜欢别人称呼他老师。当过兵,做过民办教师,王振耀对之前的经历一直记在心里,做一名教师,也成了他的理想之一。即使在民政部为官之时,王振耀也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做教授授课。
  虽在官场多年,王振耀并没有官场的架子。他会把手机号直接印在名片上,采访从来不用预约,不管认识不认识的记者,拨打他的手机,只要能回答的问题,他都来者不拒。
  有一次电话采访,因为白天他要讲课,记者便和王振耀约在了晚上,但是打过去,占线;再打过去,还是占线。后来电话那边终于通了,王振耀先是一阵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有个广东的记者,上来就问,后来我一看,说了40多分钟,时间太晚了。”
  还有一次采访王振耀,是用家里的座机打过去的,王振耀接受完采访后突然问,你是住在XX吗?他说话有些兴奋:“我们住得很近啊,我一看你这个号码的前四位,就知道咱们住得不远。”他就像聊家常一样,不会端着架子对别人说话。
  王振耀去职的消息传出后,在微博上,一些记者记录了他们和王振耀接触的故事。一名记者写道:“同事说他在官场很孤独,我信。2006年,我请王振耀到电视台做节目,去停车场接他却找不到他人,原来他骑了个黑色二八自行车来了。”这名记者说,“送他走的时候,我还记得穿西装的他上自行车的身影。哈佛肯尼迪学院的硕士,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真诚、谦逊、开明、勤勉。”
  
  “我的性格改变了,我会自己瞧不起自己的”
  
  为官之道,无不奉行“谨言慎行”,但王振耀则反其道而行。在汶川地震之后,他先后就“政府慈善”、“巨额股权捐赠”、“慈善基金免税”、“善款流入财政”等事件做过公开表态。而在民政部举行的有关慈善方面的发布会上,他曾一人回答所有的问题。
  言多必有“失”。去年,有媒体报道,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团队的调查显示,汶川地震募集的巨额善款,大多数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收入”,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专家甚至估算,全国的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
  面对这一报道,王振耀则公开言明NGO(非政府组织)面临的问题。他谈到,现实是“一些NGO组织公信度不高,回馈不明确,导致公众不愿意将钱交给NGO使用”。这一表态使得王振耀成为了很多人驳斥的对象。第二天,在某慈善论坛上,就有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在网络上,很多网民也认为他“在为政府辩护”。
  面对质疑,王振耀说:“我都看到了。”一般官员的思路是,质疑声越大,自己往往有所退缩,但王振耀不是,在他眼里,现代社会不让老百姓说话,这是不对的。官员应该听得批评意见。“我想,有缺陷的回应,比不回应好。遇到疑问了,如果相关的官员不吭声,那就完了!”
  于是,有人猜测,王振耀的离开,或许与“敢说话可能导致的说错话”有关。对此,王振耀给予否认,他笑着说:“至少我没有这种感觉。”
  一位民政部官员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民政部有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并没有听说过部长因为某一人的言论,而批评谁。王振耀甚至还被部里的新闻部门拉过去,给其他官员做培训。在民政部20多年,在体制内如此长的时间,王振耀认为自己守住了底线。“总有人要走的快一些,这是我的性格,但是我的性格改变了,我会自己瞧不起自己的。”
  
  “说我另类的,都是我的朋友”
  
  “你可真是官场的另类!”王振耀并没有把这句话当做贬义词,每每谈起这一评价,王振耀就会哈哈地笑出声:“说我另类的,都是我的朋友。”
   在民政部呆了20多年的王振耀,习惯官场,也是一个扎实为官的人。在基层政权建设司,他推动村民自治选举,在农民中普及“海选”;在救灾救济司,他推动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以及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民间组织和慈善捐款数量屡创新高。
  “我敢说,在民政系统工作,为公共服务我没有偷懒,还是为老百姓真正地做了一些事情。”这是王振耀对自己的评价。
   他对自己的另一个评价是,学者气太重。
   1986年,王振耀毕业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到2000年,他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行政管理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王振耀把学者气留在了骨子里。
  为了推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王振耀曾把各地的民政干部“关”在北京,让他们请示当地政府,要求一个月“铺开”低保。最后,这些干部们不仅表了态、还要录像。“谁也赖不了,一个月完不成,就得算账。”后来别人在背后说他,真是个“学者型官员”。言外之意是,不懂实际。
   但王振耀不在乎,一个月后,这事成了。现在,他走在街上,如果听到有谁说“有困难大不了吃低保去”,王振耀就会高兴上好一阵子。
  为了推进80岁以上老人的高龄津贴,去年,王振耀把沿海地区的工作会议安排在宁夏召开。会上,有的沿海负责同志发言说:“我们的财政状况不太好,怎么可能马上就实现给80岁以上的老人发津贴呢?”说完这句话,对方一拍桌子:“哎呀,我们都上王司长当了!”因为在此时,财政偏弱的宁夏,都已在全自治区实现了这一制度。这些沿海富省又怎么好说自己没钱呢?
  “所以很多朋友们说我‘另类’,就是开个玩笑。”王振耀说,“可能是他们觉得我没有按照常规出牌。但我觉得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间,恰恰是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方式反而奏效。”
  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任上,王振耀的“另类”个性一点没变。
  2005年中华慈善大会召开之时,王振耀谈到捐款免税时,现场掏出了500块钱,他要看看,作为一名主管慈善的司长,如果要办理个人所得税免除,到底要多长时间。
  从这一刻开始计时,到拿到收据,王振耀记录下了所有程序和时间。“后来发现要两个月,经过10道程序,才拿回50元的个税免除。”这一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弄得北京市很震动。”王振耀说,捐款事件之后,北京市税务局很快就改正了,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月捐款,下个月就能拿到收据。
  王振耀的“另类”,让他交到了很多朋友,他去职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很多许久没有联系的朋友都发来了短信,虽多是惋惜之意,但让他颇为感动。
  
  “现在的慈善制度已经超过了民间的行动能力”
  
  决定离开民政部,除了李连杰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盛情邀请外,前段时间接连发生的杀童事件,对他触动极大。那天在电脑上看到这一新闻,王振耀心里抑郁难耐,“我是管儿童福利的,这种事情发生还了得?!”事过数月,王振耀提及此事依然激动不已,手中的茶杯重重地墩在桌上,水滴四溅。
  此事成为他离开官场的催化剂。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管过儿童福利的官员,应该投身到公益事业中去,推动社会理念转型,如果公民社会更快发展起来,可能会对社会矛盾缓和起到作用。
  今年4月,王振耀向部里递交了调离申请。作为在体制中工作了几十年的司局级干部,又获得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抗震救灾模范”称号,再过两年退休,退休金也要比一般的司局长高。
  “有段时间我想,这一走,那些医疗啊、待遇啊就全没啦!”王振耀犹豫的时候,他慈善界的朋友们劝他:“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活啦?” 王振耀说,自己要和大家在一块,太留恋了就不合适。真实的王振耀不愿意自己标榜什么。
  有媒体报道称,公益研究院的启动,李连杰“壹基金”提供了2000万元启动资金,其中有1000万还要通过课题申请的方式才能得到。这和过去拿固定工资的司局长又差距甚远。除了待遇、级别,王振耀的离开,在很多人看来,所丧失的或许更多。
  有观点认为,在官员位置上,推动慈善制度的发展或许更有帮助,“比如捐款免税,如果王振耀不是主管慈善事务的司长,只是个平头百姓,即使两个月办下来免税单,也不会让北京市产生多大的震动。”
  但是王振耀则极力想淡化这种观点,“大家要改变一种理念。你看国际的慈善组织,强大的公民社会,是内部有活力的,一旦要依靠政府来推动公民社会建设,那样建设起的公民社会,是不合乎公民社会建设的一般规则的。”他认为现在的慈善制度已经超过了民间的行动能力,对NGO公益事业来说,进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对他们的帮助更大一些。
  最近,王振耀提出倡议,中国5.5万个亿万富豪,应该把每年的捐款基数定为100万,建立一种基本的公益慈善道德体系,作为基本的社会责任底线。这个倡议无疑给中国富豪施加了慈善压力。王振耀说,他的理想是希望形成一种这样的社会风气,让慈善事业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从“官员”到“平民”的转变,王振耀说他面临着比以前更大的压力,他认为,中国慈善事业需要一个系统的规划,在科学的引导下,才能一步步发展下去。有很多人相信,这条路,也许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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