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家》 影评 企业家落马，怪自己还是怪制度？

　　私人企业家有没有“原罪”？当然没有，如果人们弄清原罪一词的含义的话。如果非要讨论原罪，那有原罪的是当初限制乃至取缔、禁止私人企业的法律、政策及政府行为，因为，这些法律政策是反人性的、反自然的。私人企业在70年代后期复生，乃是人类所能找到的最自然的经济组织方式之自然复原，任何一个具有正常理智与情感的人都会认可它的正当性。即便是当时的执政者，也出于实用考虑而承认了私人企业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在后来得到了越来越完善的法律承认与保障。
　　不过，尽管私人企业并无原罪，部分私人企业家却有“后天之罪”。
　　
　　合法性与正当性之分
　　
　　渐进改革的性质决定了，私人企业家必须在极端恶劣的制度环境下生存，法律总是滞后的，直到今天，政府的权力始终不愿放弃对资源的控制与对市场的严厉管制。私人企业家必须应付某些荒唐的法律与贪婪的权力，贿赂策略似乎就是唯一选择。
　　
　　主流经济学家正是这样为私人企业家的一些败德行为辩护的。罪魁是不合理的制度，在那种制度下，私人企业家不得不贿赂官员。这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反过来，制度环境造成的某种必然性并不能把一件败德行为变成道德行为。在那种情况下，那样做或许是必要的，我们却不能因此说那种做法就是正确的。经济学家们恰恰犯了这样的逻辑错误，他们声称，企业家贿赂政府官员，推动了经济增长，因为贿赂腐蚀了管制，提高了要素的流动性，推进了市场化进程，从而提高了效率。贿赂行为反而成了值得肯定的行为。
　　当然，对于企业家的贿赂行为，或可略做仔细界分。一类是为了维持企业正常生存，而被动地贿赂官员，以换取其不干预、不禁止。也就是说，用金钱来收买官员不作为，用金钱来赎买自己做正当之事的权利，这包括进入某些被政府禁止的行业。这样的行为就其性质而言也是不合法的，但在“公平的旁观者”或“明理之人”或具有正常的理智与情感的人看来，是可给予宽宥的，因为其要追求的目标本身是正当的。
　　但另一类贿赂行为，则似乎难以得到人们的宽宥，此即，贿买官员旨在积极地谋求某种特权，不是以金钱换取官员的不管制，而是以金钱催动官员为自己设立垄断，或者打压交易对手，或者像在国有企业产权交易中那样压低交易价格。由此所生成的乃是权贵企业或攀附权贵的企业。这种金钱贿买行为所追求的目标是不正当的，对他人或公共利益或市场秩序构成了显著损害。这不是私人企业家的原罪，而是一种后天之罪。
　　上述两种情形也正是孙大午和顾雏军均被官方查办之后民意、舆论反应截然不同的根源所在。孙大午的行为当然不合法，但却被舆论普遍认为是正当的；顾雏军的行为除了不合法之外，还有种种不正当之处。孙大午落马，引发人们对制度不合理性的反思；顾雏军等人落马，却没有多少制度变革意义。
　　经济学家为私人企业家作的辩护之所以引起巨大争议，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看出这两者间的重大差异。
　　
　　搭便车的陷阱
　　
　　也正因为忽略了这两者间的差异，使经济学家不能为制度变革开不出有效的药方。当然，经济学家天天在喊制度变革，他们说，面对企业家的种种不规范活动，不应过多责备企业家，而应当致力于变革制度。这话没有大错。问题是，制度该如何改起？
　　当经济学家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制度时，预设了一个前提：对于企业家来说制度是给定的。于是，当经济学家呼吁变革制度时，他们所指望的变革主体，显然不是企业家，而是企业家群体之外的人。
　　经济学家主要是向政府呼吁。经济学家一直强调自利，这个时候却偏偏忘记了自己的前提。普通政府官员本来就从不合理的管制规则与制度中获益多多，他们正是企业家贿买的对象，为什么要变革？
　　于是，经济学家的呼吁直奔开明的最高当政者，呼吁他们强制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经常把希望寄托于当政者的审慎。主张改革者如此，主张宏观调控及政府管制的经济学家同样如此。
　　经济学家似乎也对企业家之外的社会其他群体呼吁。假如他们推动政府改变了规则，企业家生存的制度环境就改进了，企业家就可以高效率地为社会创造财富了。在这里，经济学家公开地鼓励企业家选择一种搭便车策略。但其他群体比企业家群体更傻吗？企业家会聪明地搭便车，社会其他群体为什么就不能等待搭企业家的便车？
　　于是，整个社会被锁死在旧制度中，丧失了变革的可能性。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从未指出一条有效地改变规则的路径，相反，它让企业家群体以及整个社会沿着看似能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最终却大幅度增加整个社会交易成本的危途狂奔。其结果是，经济增长了，但政府权力似乎没有缩小。一个个自以为聪明的企业家自己也在帮助维持、甚至强化这个体制。金钱或许能够软化旧体制，却不可能变革旧体制。到头来，企业家自己也成为这种体制变革迟缓的受害者：他们在各种各样的风波中，随时被政府拉出来充当挡箭牌。
　　归根到底，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私人企业家如果没有任何犹豫、没有进行任何变革制度的努力，就接受了不合理的规则，或者更进一步，利用这种规则获得特权，那企业家就要为自己未来因此而遭受的谴责及可能出现的法律后果，至少承担部分责任。
　　因此，仅仅为了让自己避免那些可怕的后果，企业家就必须拿出一部分精力致力于变革规则。企业家不能指望别人替自己改变商业领域的规则，这只能是企业家的责任。事实上，规则形成于该领域参与者的行动中。管制规则就形成于政府官员、企业家、消费者、舆论的互动过程中。碰到不合理的规则，企业家如果起而抗争，很可能迫使政府改变规则。如果企业家总想搭便车，那商业领域的不合理规则就会永久化，他们因为这规则而落马时，就没有道理怨天尤人。
　　当然，企业家要具有制度变革意识，就需要超越单一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逻辑，需要某种道德自觉与大规模的商人自治运动。道德观念会让企业家面对不合理的规则时，不至于不假思索地采取贿买策略，而是会稍微认真地关注规则问题，并有勇气投入到变革不合理规则的抗争中。商人自治则可以让企业家变革规则的努力真正影响到社会、政府。这两点才是企业家避免成为法律、政策牺牲品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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