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梵志金钱这一关，我过了一半了] 曾梵志

　　“当全球的目光都落到中国时,你喊一嗓子就被看见了。这种艺术的繁荣也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必然发生的。说艺术家不爱钱那是假的,有钱才有更多创造力” 　　 　　提到2009年的曾梵志,你不能不把他和数字联系在一起。世界知名艺术网站Artprice公布了2009年度当代艺术家拍卖价格500强名单,前50人中,中国艺术家占据16席,8位跻身前20名。曾梵志以拍卖销售总额1107万欧元位列世界第6,中国第1。
　　2009年,除了参加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曾梵志还在国外做了两个个展。一个在纽约阿奎维拉(Acquavella)画廊,一个在巴塞罗那,由Godia基金会主办,他花了一年半时间慢慢准备,获得当地媒体的高度关注。
　　“纽约再好,好不过西班牙。” 曾梵志说。“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画廊,你感到你是在‘做生意’,而在西班牙,你会觉得问价格是失礼的事。”面对低调的西班牙贵族时,他意识到某些人的张扬实际上是多么粗鲁,“当你胡说八道时一定要小心些,因为你谈论的名画可能就在他们家的走廊挂着。”
　　他有过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建一个有国际水准的个人美术馆。他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做这样的事。他刚花3000万人民币买了一个法国国宝级艺术家的代表作,另外还买了一件越南的“顶级艺术品”,类似的“人类文明的结晶”他大约收藏了20多件。“严格来说,建立美术馆是国家的事。但国家级美术馆往往没有西方的顶级艺术品,只有一些糟糕的东西,这样误导别人是一件有罪过的事情。”
　　他认为真诚是艺术家最可贵的品格,也得意于自己有个天生真诚的女儿。当她指出老师的错误、并不感到害怕时,他由衷欣赏她的童言无忌。“如果你谈论政治,爸爸会打你。”许多年前,暴怒的父亲朝他扔东西,丝毫不顾及他身边还站着女朋友。“我都有女朋友了还要挨打。”他自嘲。
　　
　　“画画的高手”放弃学业混社会
　　
　　曾梵志出生在1964年。“文革”后期,人人自危。“我看到抄家、搬东西,我们围观。有亲戚让我在自家阳台上喊‘打倒某某某’,我也不明就里地喊了。我妈说,她最害怕的是别人剪了头发,赤脚站在晒到40度高温的石头上。”
　　他从小知道自己是一个漂亮的小孩,受人关注,这让他敏感、拘谨又害羞。日后才意识到,艺术家必须自恋,偏执地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他爱做白日梦,注意力不集中,学习糟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妈妈最害怕的是开家长会,因为别的家长会说,“看,那就是曾梵志的妈妈。”
　　他非常怕黑暗,若是突然停电,他能想象出鬼怪的形状,站在楼梯口放声大哭,大人匆忙跑上楼去安慰他。但他又对血腥的东西有异乎寻常的爱好,喜欢到医院看人缝针,缝一下,他的心紧一下,越是害怕就越想看。“小孩子突然死了,大人在哭,而我在场,这情景没法忘记。”若是哪里出了车祸,死了人,他们会飞跑去围观。他挤入人群看死尸,后面的大人使坏,轻轻一推,他就倒在冰冷的尸体上。日后这些经历都将作为坚固的记忆,进入他青年时期的画作。
　　画画是“业余爱好”,至少证明此人品行不算太坏,不致出去打群架,或因偷盗被枪毙。长江边的孩子,每年都有淹死的,忽然之间就会少一个朋友。
　　他初三就放弃了学业,在一印刷厂工作,“开始混社会”。往后几年里,他的青春期具有敏感、躁动、狂热的气质。武汉搞艺术的人挺多,还分帮,武昌帮、汉阳帮、汉口帮。他住在人民巷33号,作为“画画的高手”,属于一个小帮派。最具市民气的武汉,有着像上海外滩一样漂亮的老建筑、老洋房,在上世纪80年代,艺术氛围竟出人意料地好。
　　在教室里悬挂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画像,深深烙入童年记忆,他让他们进入了他的画;他还画过邱少云、黄继光这些英雄人物 ;《最后的晚餐》画的是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参加“晚餐”,大队长主持“神圣的”餐会。
　　他时常去北京。1984年,北京有蒙克的展览、赵无极的展览、劳生博的展览,这无疑让他感到震惊,这些现代艺术与官方长期宣传的艺术形态相去甚远。只要有重要的展览,他就一定要坐绿皮火车去北京。有时买不到坐票,就蹲在一个人旁边,盯着他看,等着对方下车。
　　1991年,他狂热地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发表,投稿到了《江苏画刊》。刊发时,他整个晚上没法睡觉。夜里两点拉开灯绳,重新端详杂志上的画和自己的名字。他拿到了300元稿费。在那时,300元意味着“可以请你吃顿好的”。
　　
　　居委会大妈都知道我是搞艺术的
　　
　　他对栗宪庭的“知遇之恩”感激有加。1991年夏,栗宪庭看到曾的《协和三联画》系列,纳入“后89新艺术展”中。这是曾梵志第一次参加群展。《协和三联画》被香港张颂仁的汉雅轩画廊买下,时价2000元。让他吃惊的是――用美金计算。而当年第一次卖画,他只换回了一台电风扇。武汉的夏天特别热,有了电风扇,他就不用一边画画一边摇扇子了。
　　曾梵志用张颂仁付的钱在香港买了一套昂贵的西装,在后来的一些故事里,这套西装被演绎成“3套”。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有了一套西装,穿着西装,在武汉的街头,意气风发地骑自行车。
　　他没有参加过体制内的展览,“如果能入选全国美展,也许还能评为副教授。那时我们听说,谁入选了,就能分到一套房间,带有抽水马桶。”
　　1992年,他参加了“广州双年展”,和他的前辈王广义、张晓刚等一起。他26岁,极度狂妄。“我应该得一等奖,”曾梵志对记者说,“现在我还这么想。近20年过去,当年站在奖台上的人有些已经消失了,其中那些最聪明的人都出国了。”
　　怀着所有外地人共有的野心,1993年,他带着母亲给的100斤粮票,在三里屯租了一间小平房。他没去圆明园,因为在那里,大多数人“只是希望活得像一个艺术家”。“那时三里屯一个酒吧都没有,晚上走路,走很远才偶尔看到对面有一个身影过来。”居委会大妈卷着大舌头说,“这是一个搞艺术的。”这让他感到北京还是很不一样,北京居委会大妈比武汉上过大学的人更能理解他是“搞艺术的”,而不只是“疯子”。但他也害怕被盘查暂住证。
　　最苦闷的是没人来看他的画。有一次,他听说艺术圈很重要的某某某要来北京了。他攥着BP机等了两天,等着被传呼,BP机死活不叫。要交下个月的房租了,他在街上游荡着,不敢回家。年轻的妻子坐在门口,大冷天洗衣服――他们没钱买洗衣机。
　　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少年一样自恋,曾梵志一直都在画他的自画像:没有表情的脸,杏仁般的大眼睛,红色嘴唇,紧张、不安的姿态,过分庞大的手。
　　1994年,他开始画《面具》系列。画了五六张,就急着让“伯乐”栗宪庭来看画。栗宪庭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曾梵志感到紧张,但还是坚持又画了10多张。后来栗宪庭为《面具》系列写评论,评价相当高。张颂仁又来了,一次买下了25张。“你的一个系列有人全部买下,这在行业里算一个事件。当时有些艺术家一年两年也很难卖出一张画。这意味着你发财了。”
　　许多年后他的身价高起来了,有人哭着喊着来求画,说,“我本来想在卧室放你和张晓刚的画,但现在只想放你的画。”他抵不住恭维,把画低价给了对方。“第二天,却看到那画被拍到了几百万。最生气的是,别人挣的钱也记到我头上。”
　　他不是没有虚荣心的。后来媒体不但登他的画,还登他的照片,他会想,我该选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呢?是站在画前,还是拿着一枝画笔?时尚杂志说他用香水、抽雪茄、穿名牌袜子,像一个贵族,“还有人说我开悍马,我怎么会开悍马呢……但我不能说我不喜欢悍马,这样会得罪我那些开悍马的朋友……”
　　他成名之后,时尚界对他趋之若鹜,却很少报道他在国外参加学术交流和展览的情况。他并非没有责任心的人,他关心着奥巴马、伊朗核问题、朝鲜问题、中日外交、国内不公平的事件。他对政治充满了兴趣,但依然认为“政治阴险的东西特别多”,不管怎么说,“作品总是第一位的”。
　　
　　我可不敢做局,因为太受关注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总是贯穿着不安和痛苦,这种痛感来源于哪里?
　　曾梵志:我从小记忆力好。亲眼所见的支离破碎的记忆,一闭上眼,就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人的极限我都经历过,饿得不行,隔着玻璃看冒热气的包子,想吃,但是没钱。16岁在印刷厂,连着3天熬夜加班,体力透支,不停搬东西,累得可以在任何地方睡着。冷得不行,没有衣服穿,还得站着,恨不得晕过去。然后回头看,从零开始,到现在什么都有了。我觉得我不怕失去什么了。金钱这一关,我过了一半了。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中国艺术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是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吗?
　　曾梵志:风水轮流转,不只是转到艺术家,而是各行各业都被关注,都有顶尖的出来。当全球的目光都落到中国时,你喊一嗓子就被看见了。这种艺术的繁荣也是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而必然发生的。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重要的艺术家、建筑师都在那里聚集着,因为那里有钱。说艺术家不爱钱那是假的,有钱才有更多创造力,做更多事情,帮助别人。
　　上个世纪的巴黎、二战以后的美国,都是因为政治经济最发达而成为艺术中心,他们给艺术家搭建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就会有最响亮的掌声,所以很多人拼命要挤进纽约。现在中国已经有这样的环境,虽然只是刚刚开始。
　　人物周刊:有种说法,说有的艺术家和画廊会用一些小手段,所谓“天价做局”,把作品的价格炒上去。
　　曾梵志:所有画价卖得高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天价做局”。我们要往后看,几年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水落石出。如果你未来还是天价,那就没有做局,如果一下从天上掉到地下,那你是不是做局?如果靠炒作,跳得再高也还要回到原来的位置。
　　到我们这个位置,有人愿意做局我们也不敢,因为太受关注。你知道同流合污是什么感觉吗?要让十几个人都上这条船,所有人宣誓一辈子不泄密。但总有人把事情捅出来,那你就完了。大的拍卖公司也不敢,他们是上市公司,有监管部门,不会为一点蝇头小利弄个大丑闻出来,葬送几百年基业。
　　外面的人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们没办法解释,也没必要解释。我也不想自己的画卖到那么高,一下弄到了七八千万。拍卖时是得有几个很疯狂的人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人物周刊:这样会不会造成有价无市的局面,同时让人觉得艺术市场存在暴利?
　　曾梵志:对,做局把天价造出来了,下一步就是赶紧去卖画,去抛售。但实际上,价格高了以后就没法卖了,也不敢去卖同一种类型的画,比如我的《面具》卖到特别高以后,我多少年都没再画这种画,没法大量获取利润。当时有的人写文章不太负责任,处在愤怒中,没有很细地去分析问题。
　　
　　有些人是被热闹场面感动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中国当下的艺术环境?
　　曾梵志: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也许艺术家在这个时期是幸运的。在西方没有这样的情境,他们的经济和艺术发展都非常稳定,不会出现什么奇迹。而中国却很混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出名,可以挣钱,聪明人都回国来折腾,有人会一夜暴富。中国太好混了,大家太着急了,太急功近利了。
　　人物周刊:这种环境对你自身有什么影响?
　　曾梵志:这种混乱、飞速变化的环境,会导致很多矛盾、不平衡、不和谐,有好有坏,模棱两可,这也是创作的源泉。我今年45岁,我有很丰富的经历,可能拥有一般西方人80岁的人的经历,甚至他们一辈子都没我这种经历。
　　人物周刊:是不是很多艺术家已经意识到世界在关注中国了,希望在世界格局中重新找到自我认同?
　　曾梵志:是。当然也有很多文章认为中国艺术品不应该卖这么贵,拼命贬低。这也没有道理,处于很不自信的状态,包括一些有地位的人。我们真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全世界去走去看,跟别人交流,得出这个结论来的。很多人就是坐在家里,盲目自卑,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创造奇迹。他自己没实力,死活就认为中国艺术不行。
　　所以需要一步一步来,向外展示而不是急着谈生意。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就是太商业化,天天想着把价钱弄高。我觉得需要5到10年时间大量做展示工作,这样你不用争别人就明白了。
　　人物周刊:金融危机给当代艺术带来寒冬,许多画廊因此倒闭,这对你有影响吗?
　　曾梵志:没有,我认为这是好事情,没人收购大量的画了。以前当代艺术热闹了,突然进来各种各样的人,不懂艺术不关心艺术,只是一个接一个剪彩,一个接一个混淆视听,做没有质量的展览。这些人不是被艺术感动了,是被热闹场面感动了。金融危机会让一切虚热退去,只有真正追求艺术的人能坚持下来。对我来说真的没影响,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曾梵志:我是幸福的,我拥有那么多经历,我的幸福不是卖了画数钱,而是创造。
　　人物周刊:想对中国当代艺术说些什么?
　　曾梵志:我想说的,也是时常对自己说的:慢慢来,不要着急。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
　　曾梵志:我死了之后,他们还会保留我的作品。
　　(实习记者刘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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