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当音乐遭遇政治 李白的政治遭遇

　　在北京秋天的音乐节,或者在南锣鼓巷的“江湖”酒吧,有时会遇到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台湾人张铁志。2008年在内地出版《声音与愤怒》之后,他又出版了《时代的噪音》。有时会和他的文化人朋友们一起座谈讨论网络、新闻与民主,有时在推特上结交“异见分子”,旁观中国内地的各种事件,有时也会去拜访被本刊评为“青年领袖”的民谣歌手周云蓬。他语速不快,观点也不激进,如果你聆听得够久,他是可以越说越豪放的。
　　他的书中频频出现“反抗”、“愤怒”等字眼,却是由来已久。他所在的台大,过去傅斯年从北大来担任校长,带入一些自由学风。1949年春天,台大和师大学生闹起学潮,要求“反内战、反饥饿”,学生因此遭到逮捕、处死,史称“四六事件”。这是1949年后,台湾学生运动的滥觞。
　　“不能说天生叛逆,但我会去质疑主流和权威。”张铁志在1990年代初的大学时期完成了他“愤怒”的转型期,那也是台湾解严后不久,剧烈变动的民主化时期,摇滚乐成为这种青春躁动的出口,他听齐柏林飞船、披头四、皇后、深紫、迪伦等等。他们解密经书般研读马恩选集(那是许多台湾人最初接触的简体字书籍)、葛兰西与福柯,激辩台湾的政治经济性质,或者在校园门口递传单给同学们,让大家来认识那些不公正, “终日和社团朋友们辩论、思考关于台湾、两岸以及世界的问题,包括教育改革、环保、女性主义”,成为“体制的叛徒”。
　　1993年12月,为了争取权益,学生们主张修改“大学法”。这个法是要在“立法院”审查的。“审查那一天,我们大约有两百多名学生在立法院门前抗议,然后冲进立法院里面和警察的人墙对峙,混乱之中,因为我是运动领导人,所以被警察拖走要拉到厕所私下殴打我,还好路上被一个记者看到,骂他们说不能这样对学生,但我已经嘴巴都出血。”
　　当时退休的“行政院长”郝柏村来台大演讲。因为反对他在政时的威权措施,所以学生要去反对他演讲。为尊重其言论自由,只在他演讲到一半时,张铁志们举起布条静默地抗议。
　　1993年,台大附近一家小咖啡馆“甜蜜蜜”成为台北地下音乐、边缘艺术、学运分子的基地。张铁志亦出没其中,“确实在那些荒诞、狂暴、恶搞的音乐、行为中看到与学运之间的共通性。”毕业后,他继续去探访那些地下音乐的秘密基地,虽然那些live house大都活不久,但独立乐队却越来越热闹,也有更多创作专辑出版,包括后来为内地熟知的魔岩的杨乃文、张震岳,以及陈绮贞等。
　　毕业后他做了两年记者,又当兵。30岁那年,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而后,他对“发多少paper,讨论的问题与现实无关,全是象牙塔里彼此的对话”的博士生涯有所倦怠,甚至对拿不拿学位都开始无所谓了。
　　《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是他出国念博士前写的,想用一本书告别青春摇滚岁月。2004年在台湾出版,当年被《联合报》选为年度好书之一,竟然“在台湾奇怪地畅销”。台湾一本书卖到两三千本是常事,他的书卖到一万册,印刷到第十版。
　　大陆已经成为台湾生活中重要的“他者”。“资本家们”早已向大陆前仆后继,但是两岸公共领域的交往仍然薄弱。张铁志渴望为这部分的交流付出努力。
　　“越来越多媒体人、文化人进入大陆。但一部分人选择与大陆的权力/财富集团站在一起,把大陆纯粹当作赚钱的商业乐园、或者享受在大陆高规格的待遇,以至于不论是出于个人利益,或是因为信息限制,他们多半是只为大陆热烈欢呼。”而张铁志可能更多地选择与大陆的公民社会力量站在一起。
　　试图推动台湾社会的人权教育、关注人权问题。他们也与台湾独立音乐人合作,组织演唱会来进行人权教育;他还在“守护台湾民主平台”的组织担任执行委员,关注与监督台湾的民主;“外省台湾人协会”是张铁志参与的另一机构,“这个组织希望促进台湾的族群之间有更多的彼此理解,因为族群的政治矛盾是过去台湾二十多年民主化最严重的威胁。”
　　张铁志大概算是台湾最年轻的政治与文化评论者之一。“同样的年龄,朋友们都物质生活富裕,我还是骑着大学毕业时买的摩托车,没有多少存款。”
　　张铁志与内地关系密切,不仅是因为新近女友是一个大陆人。追溯渊源,张铁志的外公黄埔军校毕业,1949年后去台湾,与内地音信断绝。大陆开放以后,他的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才踏上了探亲之旅。最近,张铁志远在南京的素不相识的表妹突然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她一直在看他的文章。他被这样的戏剧性给震撼了: “她的爷爷与我的外公是兄弟,他爷爷加入共产党,我外公进黄埔军校。同样雷人的是,因为我母亲、外公姓仲,原来是孔子的弟子之一,仲由(字子路)的后代。”
　　摇滚与政治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摇滚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张铁志:摇滚乐从一开始就是以一个反叛的姿态诞生,从青少年对成人世界的反叛,到一种对抗主流体制与文化的反叛。但是,摇滚乐作为一种商品,又无可避免地成为文化工业的一环。于是,我们看到不同的摇滚人不断在市场、名声、明星体制中挣扎,有人被这个体制吞噬,有人则得以维持创作的尊严。
　　在国外,正是因为摇滚乐与商业体制的紧密结合,它确实对青年文化影响深远。它不仅影响许多听者的个人生命与态度,也可能冲击这个时代。如1985年的援助非洲饥荒的Live Aid,2005年支持非洲发展的Live 8活动,我们都见到摇滚乐如何动员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
　　人物周刊:你如何开始写乐评的?如何理解音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张铁志:1997年左右,有杂志知道我对这个感兴趣,邀请我来写。当时我刚刚知道这样一件事:英国首相布莱尔上台的时候,英国的一本音乐杂志《NME》邀请很多乐队抨击布莱尔,说他的新中间路线其实是偏向右派的,譬如说删减单亲妈妈津贴、教育津贴,等等。本来我以为摇滚巨星没有太深刻的政治意识,可看到我喜欢的那些音乐人,全都反应那么强烈,我被震撼到了。当然后来知道因为英国的摇滚人多是工人阶级出身,所以偏向工党。
　　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我发现音乐可以说是时代的原声带,很多人通过音乐去了解社会议题,譬如黑白民权问题、反越战等。这都让我看到了音乐和政治结合的可能性。每个时代的代表性乐队都关注时代的矛盾。60年代Beatles、 Bob Dylan,80年代至今的U2、REM、radiohead,美国的Bruce Sprinsting……都是这几年最重要的音乐人,他们都深度参与社会。
　　人物周刊:音乐真的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吗?
　　张铁志:历史中确实是有的,从迪伦到U2,他们确实都唤起许多人对某些问题的关注。
　　音乐人或艺术家重要的是去提出问题,反思我们的处境,并刺激人们思考,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推动了社会进步。
　　歌曲的美学价值还是很重要,政治性要通过这个来表现,如果只是政治的话,那不就变成革命歌曲了吗?罗大佑早年蛮摇滚的,李宗盛早期是民谣的形式,不那么流行时挺好的,很真诚的。我认为,崔健比罗大佑有更多艺术的坚持。
　　人物周刊:你写的两本书,谈的都是过去国外的老摇滚歌手,这些书对中国当下有什么帮助呢?
　　张铁志:我写的时候,并不是思考对当下的中国有什么帮助。但是确实有不少朋友跟我说,这些文字让他们更确信摇滚的力量,也知道摇滚冲击体制的这种可能,而不会犬儒下去。我喜欢崔健说的一句话:如果文艺没有批判的精神,就只是娱乐。这个社会并不缺更多的娱乐。
　　人物周刊:你的书中有“反抗”两个字。
　　张铁志:我对摇滚乐的关注和政治反抗的关注,其实背后都是一样的,亦即希望有另一个世界的可能,现实中可以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反对好莱坞电影,是反对只有一种主流美学;我们反对大唱片公司,所以推动独立音乐。主流不是罪恶,独立也不是比较好听,却是为了能够多元化。
　　政治上也是一样,现实政治体制和主流体制使得其他声音出来的可能性变少,所以我们打开这个空间,让更多不同声音出来。民主让世界有更多可能性。
　　大陆摇滚与台湾摇滚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大陆的摇滚乐?同时谈谈台湾的摇滚。
　　张铁志:大陆的大城市已经有相当的城市现代性,但还没有表现在文化产品如音乐和电影上。我特别欣赏大陆的摇滚乐中有一股强悍的生命力,生猛的能量,尤其是那些从90年代末期出现,至今仍然活跃的,80前时代的音乐人。是台湾所欠缺的,或者已被驯服的。不过对年轻一代来说,台湾和内地都活在全球化时代,接触的信息也接近,因此越来越少本质上的区别。
　　台湾摇滚乐,有比较商业化、主流化的,也有比较独立性、实验性的。现在台湾摇滚的形式可能比过去更丰富,却不一定更有思想。
　　台湾摇滚乐我喜欢的有:浊水溪公社、交工、1976。他们是独立的摇滚乐队。大陆的摇滚乐的歌词水平比台湾高。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否喜欢扮演“批评者”的角色?
　　张铁志:批判权力,不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商业权力,为那些微小或异议的声音发出更多声音,是一个评论者不可回避的道德责任。
　　(实习记者史卫燕对本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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