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是诉讼之王【“诉讼之王”严义明】

　　无论是科龙案、周正毅案，还是如今的“要求政府公开4万亿投资的细节”，严义明所选择的公益维权案，都是具有高社会关注度的热点事件和焦点话题 　　 　　严义明缠着绷带，坐在电视台摄像机面前。
　　他耐心、细致、异常冷静地重复陈述着他在律师事务所遭3名不明身份的人袭击的全过程，不放过每一个细节。遇袭半个月来，这是这位号称“中国股市维权第一人”接受第N家媒体采访，面对第N个记者重复第N遍的标准陈述。
　　
　　在他身后，是美国《商业周刊》2002年“亚洲之星”的黄金色奖牌，配着白色的绷带，构成一个合宜的画面背景。
　　不论五官长相还是精神气质，这都是一个典型的上海男人，缜密、精明、不动声色。连叙说自己的遭遇，都冷静得如同在法庭上替委托人陈述某个相关事实。
　　
　　“战略伙伴”
　　
　　半个月来，严义明把自己放在媒体的聚焦之下，频繁地接受报纸、杂志和电视台媒体的采访，冷静地按自己的步骤打着自己手里的牌。
　　报案之后，上海警方已经从东北抓捕到了3名犯罪嫌疑人。“我向警方表达了感谢”，不过，“案子还没有完结，背后的主谋还没有找出来”。他在等待着他想要的结果。如果主谋在一周之后还逍遥法外，他准备了第二套应对方案――通过媒体公布举报信。不到证据确凿、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
　　 从1998年的红光到银广夏、科龙案和后来的要求政府公开关于4万亿的信息，他所面对的，是从上市公司、企业到中央政府这样的庞然大物。他一直都和媒体记者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曾在中欧工商管理学院上EMBA班的严义明，对一门叫企业战略的课程记忆尤为深刻，他喜欢用“战略”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行事策略和职业抉择。回顾自己的10年“维权”历史，他总结出个人最大经验是：“尽可能地把媒体作为一个战略参与者引入进来。”
　　“你个人在和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做利益博弈的时候，你的力量很弱，必须考虑引入战略参与者，把和你有相同责任觉醒的媒体引入一起来做。我这次被害，凶手立即被抓住，就是这个原因。”“在公益律师群中，我做的案子都比较难，但是每个效果都很好，为什么？我不是孤独在做，有这么多媒体在和我一起努力。”
　　目前，除了媒体，他选择独自战斗着。和其他公益维权律师没有交集的原因，除了客观上工作太忙，主要是出于自我保护，“一个人做事比较容易；如果抱成团，那是忌讳的。”
　　2005年7月，严义明以科龙电器小股东身份发布《致科龙电器全体股东书》，要求罢免顾雏军在内的6位董事，并自荐任新独立董事。在这一场地方政府、顾雏军等等多方势力博弈的事件中，他给自己在其中的作为打了7分，“我感到满意。从一开始我就估计大致能走到这一步。”此外，他更想看看谁的动作更快。
　　严义明是个很现实的人。“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接受的程度，什么时候该放弃。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懂得什么时候放弃，才可以做到更多想做的事情。”
　　他很满意自己对细节和对整个事情进展节奏的把握：事件中的其他利益方会怎么想？对方以他的能力，能对事态控制到什么程度？那么，“我作为进程中的一方，大概该如何去影响？在哪一个阶段发挥能量？我该如何满足要求？”
　　“对一个律师来说，辩才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平衡感。如果平衡感不好的话，你会失度，方向就会错误。”严义明说：“我会说自己比较适合当律师，是因为我的平衡感还是有的。”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不时会提到“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司法公正”和“我们党”等等。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态度诚恳。另外，在讲述那些没有很好回应他的中央机构时，他会频繁地引用国家领导人相关的话，对领导们的“开明”表明赞赏和拥护的态度。
　　当然，这也是他的策略之一。
　　他小心地处理着与司法界各方的关系，尽量“让每个人都能有交代”。 “不能光想自己，也要让别人活，如果不让别人活，你就死得很难看。和谐社会追求的就是这点。顶多就说严义明不听话。”
　　
　　一个法律实务者
　　
　　严义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这个城市里，人们大多讲究实际，明哲保身。但是，严义明也强调，同样在这个城市，还有余纯顺（探险家）和韩寒这样“另类英雄”的存在，“同时具备务实、缜密的作风和冒险精神，我想我算一个。”
　　从22岁起，严义明开始自学法律。“很诚实地说，当时只是认为学法律有前途、有用处，最初，我还是想去做生意。” 90年代，他曾两次东渡日本，第一次是为了学日语，第二次在日本最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学习法律实务。1993年严义明回国，他从报纸获知，律师资格考试正式成为国家考试，“既然之前读过法律就去考吧，竟然考出来，那就做做看吧。”
　　1996年，当了律师的严义明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第一次怀疑。当时，他所在的上海市徐汇区法院为了提高法官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允许经济庭的法官自己直接受理案件，因为经济收入与业务量和受理金额挂钩，法官们常常找律师介绍案子。
　　“我看到有恶人先告状的事，而且法官还判他胜诉，因为他要靠律师帮他赚钱，很难会判他败诉。做律师仅仅是为了赚钱，这过程还要牺牲良心和社会公正，我觉得没意思，不如去做生意。”
　　此时，日本的伊藤忠商社要在上海设立一家合资公司。懂日语、会法律的严义明前去应聘，后来成为这个合资公司筹备组的负责人。“改行之后，觉得还是挺痛苦的”，半年后，他再次回到老本行。
　　1999年，严义明加入上海最大的律师事务所――锦天成，成为其第一批合伙人。一年前，他代表中小投资者将红光实业告上法庭，这是中国第一起因虚假陈述引发的小股东状告上市公司案。2001年，严义明在媒体上刊登《银广夏股东征集公告》，代表近1000名股东提起诉讼。2005年7月，严义明又开始关注科龙事件。
　　显然，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妨碍到了律所其他人的利益。锦天成的一些同事向他指出，他所热衷的股市维权和律所的定位之间存在冲突。“他们说的也是对的，锦天成定位在商务法务，为企业提供法务，和我做的维权不完全一致。我想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职业理想追求而妨碍到别人。经过很痛苦的思考，我决定离开。”
　　离开时，严义明是“净身出户”，之前所做的投资也没有收回。“人做出战略选择的时候，必须意味着选择之外的东西都要放弃。我想既然决定做一件事情时，就不该考虑其他的。”
　　2005年5月，严义明随后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一切要重新开始，“心里有很大的不安”。“其实，每一次重新再来，我都有很大的不安。包括之前当律师和不当律师，又去当律师，我做得比较好了，都是已经看到了一个很光明的前景了。”新成立的律所业务刚开始很困难，到2007年局面逐渐好转。
　　现在，严义明的律师咨询费是1500元/小时，“考虑汇率和物价上涨因素”，考虑他的助手们都还不具备合伙人的资格，他的生活还很滋润。
　　1987年，上海发生了一起公车售票员于双戈持枪抢劫银行的大案，郑传本律师在法庭上为包庇重大盗枪抢劫犯于双戈的女朋友蒋佩玲作辩护。彼时距文革后律师制度恢复不到8年，律师还被视作一件摆设，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往往是配合法院和公诉人走个过场。但是，身为辩护律师的郑传本从蒋佩玲的立场出发，为维护其的利益作了最大的努力。当时，上海电视台转播了庭审过程，一时轰动了上海滩。
　　这给当时刚刚开始学法律的严义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郑传本对建立律师的形象和社会定位做出了非常大贡献，律师不再是一件摆设。只有让拥有法律知识的辩护人，对抗拥有完全法律知识的公诉人，这样的审判才是公正的。”
　　至于自己选择的股市维权和如今的公益维权，他认为，家人还是理解他的，而且“自己尽到了一个儿子、丈夫和父亲的基本责任”。从22岁开始学法律，“每天工作和学习不少于16个小时，睡觉时间不长于5个小时。大年初一都不休息”，“这两年好一点，逢年过节可以陪陪家人、陪陪父母。”
　　
　　诉讼之王
　　
　　美国知名畅销法律小说作家约翰•格里森姆曾写过一部畅销小说《诉讼之王》。讲述了年轻律师克莱•卡特在他人的鼓励和指导下，以集体诉讼的方式，以大公司为目标，为受害的客户打官司，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律师一跃成为华盛顿特区的“诉讼之王”。据说当时美国诉讼法界人士人手一本，每个人都想从中学习如何能成为诉讼之王。
　　在美国，集体诉讼主要发生和应用在侵权案件中。律师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诉讼成功，律师可以获得为各公司赔偿额的30％-40％左右的律师费，那将是个天文数字。全美最富有的律师都是在这个领域挖金掘银的。
　　然而，在中国目前的法制环境下，集体诉讼制还不可能被引入。作为中国集体诉讼模式的探索者，到目前为止，严义明做这一块基本为公益性质。每每记者追问他选择维权诉讼的最初动机，严义明都会追溯到学法律之初的梦想，“学法律的人都一样，都想着为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做一点贡献。后来忙于工作和生存压力，就没想过。我后来觉得还是该重新回到这个理想。”
　　无论是科龙案、周正毅案，还是如今的“要求政府公开4万亿投资的细节”，严义明所选择的公益维权案，都是具有高社会关注度的热点事件和焦点话题，他也每每借助媒体的力量。
　　这让律师圈里的很多同行对他有看法，认为他沽名钓誉，借着“维护社会公正”之名炒作自己。对别人对他动机的揣测和怀疑，严义明轻描淡写地说“这也很自然”。但是，“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让媒体十多年来炒作严义明这个人呢？”
　　依他的叙述，他所选择的公益维权案件有两条标准：“一是做此事对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法制有建设性的意义；二是从一般律师的功名角度说，我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所以，他在1998年选择了证券市场维权，并评价自己“对证券市场公正的交易秩序的建立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
　　 2005年，严义明决定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环保”和“农民工权益受侵害”上。因为，“环保案件很容易成为公共事件”。至于后者，他发现自己和这个群体脱节，最后选择放弃。
　　他很快意识到环保维权做起来也很难，最难的是在举证上。当时，山西临汾市被联合国评为全球污染最严重十大城市之首，严义明到当地做调查，对一家排污企业排出来的污水取样。但是，无论是临汾还是太原的环境检测机构拒绝为他做污水检测，“理由是他们没有设备，所以做不了”。
　　连想证明一家企业排污都证明不了，这让严义明很烦恼，不知道该怎么做下去。2007年4月，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家环保局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这让严义明终于找到了尚方宝剑，“这样就不必自己举证，只需要求政府公开污染的信息，然后拿着这些信息去打官司”。于是，他耐心等待着2008年条例正式执行的日子。
　　如此这般，他所关注的从“环保”进一步扩展到更敏感的“政府信息公开”。1月7日，他奔赴北京，向财政部和发改委各自递交了申请：要求财政部在“两会”前公布2008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以及2009年的财政收入、支出预算；要求发改委公布4万亿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内容。
　　这两项信息公开申请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但是，“无论是发改委还是财政部给我的书面回复，都很不令人满意。于是我又提出复议的申请。”在目前的舆论压力和高层官员的表态下，严义明乐观地估计，到5月份能拿得到两部委的书面回复。
　　“如果没有，我就要提出行政诉讼了。”事实上，他已经开始操作其中的一些事，他接受记者采访的一周前，已经通过邮寄的方式要求国务院公开全国人大转交给代表所提交的建议。这当然是和4万亿有密切关系的。
　　严义明关注的话题显得越来越具有政治敏感性――他想“围绕着全国人大的工作方式，不断地要求相关的行政机关公开相关信息”。他给的理由是，这样“一定会加强和落实全国人代会制度，一定会提高人们对人代会制度的认同。”他认为自己拥护人民、拥护政府，和党的目标一致，“不过是在方法上、进度和阶段有些认识不同。所以，我也不太担心什么。”
　　结束采访，他匆匆赶往外地去处理一起商务法律业务，“人总是要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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