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群书　我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高群书导演作品

　　商业片票房过亿不一定是坏了良心,但拍电影让人看不下去肯定是可耻的,不管商业片还是艺术片 　　 　　陈国富找到高群书之前,老高正为《四大名捕》选景。到了云南、西藏和新疆后,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荒凉感抓住了这个壮硕、硬朗的北方汉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从云南一路驱车,昏昏沉沉中突然登上高原时的感觉,荒芜、平静、亘古不变的沉默,这时,风吹经幡的啸声传来,脑中忽然闪现出两个字:风声。”
　　
　　在《风声》之前,高群书的名字不如他的作品红。
　　这个在石家庄电视台工作过的新闻人,凭电视剧《命案十三宗》一炮打响,执导的《征服》更被公认为最火爆的警匪题材剧,直接带火了孙红雷。《东京审判》是他的电影处女作,此后,他的《千钧。一发》成为第9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的百家传媒年度致敬电影。
　　所以,高群书说:“我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还不带‘之一’!”
　　
　　不“装蒜”还叫大片?
　　
　　刚进入《风声》剧组时,制片方的预期是“不亏就不错,拿到8000万就是胜利”,高群书说那不行:“如果我来了,就拿8000万对我是个侮辱,那我来这干嘛呀?必须得过亿!”
　　他一贯强势,担心别人误以为他沾陈国富的光,也许让他更加强势。陈原先设想的《风声》是中片的规模,高群书坚持他的想法:《风声》必须是一部大片。
　　按大片的标准看,原著《风声》有其局限性: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别墅里,即推理小说中所谓“密室疑云”或“孤岛谋杀”类型,没有广阔背景,没有千军万马,和自家兄弟《集结号》比起来缺少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大场面。
　　“大片是有要素的,第一必须搭景,第二必须有大场面,第三必须有航拍。”他用好莱坞的戏参照,“既然叫大片了,你得有装蒜的东西。大场面具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装蒜,视觉上有开阔感,看完这个场面,你说投资多少,大家伙信,觉得它值这个钱;第二个是营造时代氛围,把观众带入其间。”
　　他们放弃了选景,而是斥巨资在峭壁上搭起了一座城堡式的别墅,人与兽的搏杀斗智,就在这里展开。
　　另一个“装蒜”的大场面是影片开头汪伪政府“国庆”的一场戏,原剧本里是用资料表现,但高群书坚持实拍再现,这个想法惨遭周围人的一致反对:政治不正确,国庆档上映的电影,怎能出现庆祝汪伪政府国庆的戏?
　　老高拍胸脯,“出了事我负责。”在新闻喉舌中滚打多年的他,深谙尺寸拿捏之道,证据就是《东京审判》题材敏感、《征服》里血腥暴力受虐样样都有,但却没在审查中出过问题,“我在这样的体制里游刃有余。”
　　大场面实在难拍,天津街道上的建筑全是文物,保存完整的天津码头大洋行里,进驻了中国银行、人民银行等各种机构,必须协调。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完成了,整条街张灯结彩,印有汪精卫招贴画的标语是用布做成的,有30多斤,挂起来能从5层楼垂到地面。只用一次的霓虹灯就花了60多万,而且为了保护建筑还不能用钉子固定,特地找一家公司进行技术攻关,粘贴在墙上。光这一场欢庆街戏就耗资约200万。
　　《风声》该是老高从影以来拍得最阔气、最奢侈的一部戏,但大片考虑的不光是怎么把钱花出去,还有怎么把钱收回来。《风声》拍完后高群书说,“这个戏票房没有两个亿就算失败!”
　　
　　谁耍大牌跟谁急
　　
　　高群书自认脾气不好,拍摄前给陈国富打预防针:“华谊的演员谁来不要紧,但来了必须合作、必须听话,别在我这儿耍大牌,耍大牌我就翻脸,管你是谁!”
　　他有一套激发演员最佳状态的办法。把非专业演员一把塑造成影帝是他的专利。饰演《千钧。一发》男主角的马国伟,原本是派出所的警察,平时连电影都看得很少,更别说拍电影,但第一次拍电影,他就拿到了上海电影节的影帝。
　　“以前我还给中央台拍过一个儿童剧,用的全是农民,他们连剧本都看不明白,但是演得特别好,当然一开始也受质疑,当时这在中央台是个笑话。”
　　拍摄《风声》期间高群书只发了两次火。一次是张涵予受针刑的戏,找了专门的“针替”,来扎针的大夫特意强调,由于真要扎进穴位,所以每个地方只能扎一次。“开拍之前我反复强调,做好充分准备,跟焦员绝对不能虚,可拍下来焦点还是虚了。当时我就破口大骂,我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替身演员不是腕儿就不是人啊?针都扎到肉里面,你上去扎一次看看?你拿那么多钱,不就是买你个技术。技术都不过关,你凭什么要求演员反复给你拍!”
　　另一次是因为苏有朋。他饰演的白小年是个昆曲名伶。一开始,苏有朋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造型师给他梳的中分头让他特别扭,老是趁人不注意就偷偷梳回去。高群书找他严肃地谈了一次话:“这个角色就是天天在一个别扭的状态里,你要觉得别扭就对了!演男旦,前有张国荣,再前有梅兰芳,这都是高山仰止的人物,你不能差太远吧?”
　　他钟情于美国早期的黑色电影,对电影人的德行有鲜明的好恶:其实很多导演们生活得也都不黑暗,该泡妞的泡妞,该吸毒的吸毒。(电影拍得那么黑暗)是干什么?就是拍马屁去了。说穿了就是拍威尼斯、柏林电影节评委的马屁去了。
　　但是,“干,比说什么都强!”――还是记者时,高群书在太行山区采访,曾看到某乡政府墙上的一条标语。忍不住作愤青状时,这条标语总能让他清醒过来。
　　“《风声》不准备挑战人类智商,试图当救世主的导演都是愚蠢的。究其根本,希区柯克想的不过是用引人入胜的叙述,把自己对世道人心的理解敬献给大众。”这个半路出家的导演说,自己始终最关心人与社会的关系。将来他要做一个“你”系列,用记录小人物的方法,还原中国100年变迁的历史。
　　
　　《风声》不只是杀人游戏
　　
　　
　　人物周刊:你觉得《风声》设的这个局,跟杀人游戏有相似处吗?
　　高群书:当然有,密室小说、阿加莎•克里斯蒂、杀人游戏有相同的元素,但是这样分类还是太简单了。
　　我对这个题材感兴趣,它更像以前拍得很多的商业电影――警察和罪犯、猫捉老鼠,只不过反过来了,抓人的是坏人,被抓的是好人。
　　人物周刊:这几年谍战剧为什么这么火?
　　高群书:因为涉案剧不让上黄金时间了,而谍战剧就是改头换面的涉案片,换汤不换药啊。我深有体会,《征服》火了以后,多少人来找我拍同类型题材。上面突然下令,不让上黄金时间,很多公司钱也花了,本也写了,演员也给了订金了,怎么办呢?就改成40年代、30年代的。《刀锋1937》就是我改的,涉案片改成一抗日片,变废为宝。
　　人物周刊:听说你自己还写过侦破小说。
　　高群书:写了半本推理小说。我比较喜欢钱德勒那种黑色小说,不仅仅是推理的,还是表现社会的。包括谢尔顿的,包括康纳利的《八百万种死法》。康纳利原来是写犯罪的新闻记者。我关注人和社会的关系,对推理不特别感兴趣。
　　人物周刊:电影完全没有遵循原作的故事逻辑,小说是一段历史的AB两面说辞,罗生门式的,电影的叙事结构是怎样?
　　高群书:正叙。对于一部主流商业片,分线的叙述方式过于艺术,我喜欢看一件小事引起一连串的反应。我们是从一场暗杀开始的。日本人设了个局,发了个假情报,地下党就上当了,然后接触过情报的5个人进了监牢,“老鬼”的任务就是脱身,把情报传递出去。这是科恩兄弟式的结构。科恩兄弟所有片子都是这样: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引起很多大事,牵涉很多人,闹得一团糟,然后“咔”,结局。
　　
　　涉案剧鼻祖的一个鼻孔
　　
　　人物周刊:你原先是电视台的摄像,怎么当上导演拍电视剧的?
　　高群书:当摄像那会儿,觉得导演还不如我呢,就想办法筹了笔钱,自己当导演。第一次就是一部恐怖片,那还是80年代后期商业片最活跃的时候,是走音像带、录影带发行。
　　人物周刊:卖得好吗?
　　高群书:被评为当年最卖座的录像带。它特别商业,也很幼稚,原来叫《蓝骷髅》,后来改名叫什么《死亡的舞蹈》。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一直愿意做商业片?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必须能卖钱。
　　后来,1994年的时候,陈胜利叫我跟他一起给公安部做《中国大案录》。陈胜利刚拍了《“九•一八”大案》,中国纪实警务剧的开端。他想把涉案片商业化,让我做总制片人,正好那时候我刚从电视台辞职。中国的涉案剧由此而来,我也算是鼻祖之一吧。或者说开山鼻祖是陈胜利,我是这鼻祖下面的一个鼻孔。
　　
　　人物周刊:当时中国电视业刚刚开始有商业剧的苗头吧?
　　高群书:是啊。《中国大案录》坚定了我的信念。做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持,最绝望的时候,希望来了。有一句话影响了我:“我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证明我正确”。在此之前电视作品的命运是什么?一些企业给你一笔钱,拍完了,省台播一次,中央台播一次到两次,最好进一套,那就到头了!
　　人物周刊:你凭什么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
　　高群书:从头说吧,我第一个片子就是商业片,这个他们比不过吧?有哪个导演是第一个作品就是商业片的?
　　人物周刊:据说著名的冯小刚老师也是碰壁后才开始转拍商业片的。
　　高群书:我是最早的、自觉的。1988年我拍了第一部纯商业片,这些人谁干过?1994年我开始当制片人,拍那么多警匪剧,全赚了钱。我拍《命案十三宗》,每集花5万块钱不到,当时定了个目标:第一,我们要让最有文化的人喜欢看;第二,也要让最没文化的人喜欢看,就不给丫中间的看!事实证明,你问陈丹青,他特别喜欢看,很多作家喜欢看。那就是我对题材把握和好莱坞叙事的一个实验。成本100万都不到的系列剧,一把卖出去420万。
　　我拍的《征服》,全年全国收视率第3,所有人都学。这两个片子是我的商业片试验,都成功了。
　　
　　大师满足自己,巨匠满足对方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说“中国现在的商业片没故事,艺术片不真诚”?
　　高群书:我一直想做一个努力,让我们现在的电影跳过第六代、第五代,直接跟第四代、第三代、第二代、第一代血脉相连。说得不客气点儿,第五代是毁中国电影的。90年代,所有电影的终点都是电影节,得完奖回来,票房确实是很好,新鲜啊。但电影节代表的,始终是一小部分人的口味。回头你面对观众时,情况复杂了,你不能认为那几个评委同意的事儿到这儿还有效力,没那回事儿。
　　第五代受过刺激,环境逼着他们一定要绝处逢生。我们这代比较平和,能坦然接受各种东西。要可持续发展,你还是得拍主流啊,拍大多数人怎么想、怎么活的。
　　人物周刊:你曾说,“我想做巨匠,不想做大师。”这也是跟第五、六代撇清关系?
　　高群书:简单来说,巨匠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师是为自己服务的。我的朋友牟森有个很粗俗的比喻,我很认同:“大师都是手淫者,自己为自己服务,自己满足自己。让对方满足,那是巨匠。”中国电影的失败在于人人觉得自己是伯格曼、塔尔科夫斯基、安东尼奥尼。和钱、制作条件、体制没任何关系。在一个刚挣得温饱,甚至还有很多贫困地区尚在为温饱挣命的国度,奢谈大师是不道德的。我们更应该吝惜资金,用电影给人慰藉平抚。
　　人物周刊:现在大片老招人骂――甭管是第几代拍的吧――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高群书:有些片子前期期望特别高,但宣传发行一看片子,他心里没了底。为了把这局给翻过来,把成本给收回来,让短期利益得到保证,采取了一些轰炸式的欺骗性宣传。但谁也不傻,观众是花钱买票进去看的,看完之后蛮失望的,那就不可抑制地骂出来了。
　　(实习记者伏昕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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