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罗威茨　辛德勒救了我们]辛德勒救了多少人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每当进入演奏音乐的场景，总会出现一个拉手风琴的人，他的原型是霍罗威茨的舅舅，去年10月在澳大利亚去世了；手风琴师旁边，有个小提琴手，那是他另一个舅舅。霍罗威茨家族是克拉科夫的音乐世家，两个舅舅演奏之出色甚至被痛恨犹太人的阿蒙•歌特所赏识。歌特是电影中那个清晨起床后在阳台上用狙击步枪点杀犹太人、嘴上挂着“今天就是历史”的纳粹刽子手。
　　在电影中，当纳粹士兵用卡车将集中营里的孩子们拉去屠杀的时候，一个穿短裤、戴帽子的小男孩寻遍集中营各处的藏身之地，不得不浑身颤抖着躲进粪坑里。那正是幼年霍罗威茨在集中营里的经历。影片结尾，人们在辛德勒的墓边放上一块块石头，其中有个穿浅色摄影背心的男人，正是霍罗威茨本人。随后放上石头的是他的姐姐纽莎，她是电影中辛德勒在生日宴会上亲吻的那个女孩。
　　
　　“《辛德勒的名单》里有太多我的亲人了。”霍罗威茨轻声说。在拍《辛德勒的名单》前，斯皮尔伯格对霍罗威茨一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采访。
　　1939年5月5日，霍罗威茨出生在克拉科夫的犹太中产之家。就在那一年波兰被德国闪电般侵占。波兰在历史上的数度沦陷，让这个国家的艺术伴随着哀婉忧伤，那是历史深处的悲痛。
　　霍罗威茨的艺术之路起步于波兰政治和文化解冻时期的1956年。自那年起波兰政府鼓励和资助新兴的原创艺术的发展，先锋爵士、油画、剧院和电影流行起来，而最吸引青年霍罗威茨的是摄影。
　　1959年，他移民美国，进入普瑞特艺术学院，师从当时影响美国时尚杂志潮流的阿列克谢•布罗多维奇。毕业之后霍罗威茨先在格雷广告公司任艺术指导，1967年有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他对特效摄影情有独钟。
　　去年10月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波兰电影展，霍罗威茨第一次来中国，但人们谈论他用的定语是“波兰斯基的挚友”。当波兰斯基不愿接受专访时，霍罗威茨成了波兰斯基的转述者。“我3岁时就认识他了。”那时，波兰斯基9岁，他们同在克拉科夫，两家的父母是好朋友。
　　“黎明时我向窗外?望，有棵年轻的苹果树沐着曙光。/又一个黎明我望着窗外，苹果树已是果实累累。/可能过去了许多岁月，梦里出现过什么，我再也记不起。”这是同样出生于克拉科夫的伟大诗人米沃什的诗句。霍罗威茨已经快70岁了，他的梦从一个黎明穿越另一个黎明，许多年后仍能记起。
　　我可不像你们那么崇拜波兰斯基
　　人物周刊：在您眼中辛德勒是怎样的人？
　　霍罗威茨：我认识他本人，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我的父母和他保持了很长时间的联系。我这里有一张我父母和辛德勒70年代在越南的合影。如果你真想了解辛德勒，可以看约翰•布莱尔的书，他拍了部纪录片，采访了很多大屠杀幸存者。（斯皮尔伯格）拍《辛德勒的名单》时，这部纪录片被当作素材。
　　人物周刊 ：谁拍《辛德勒的名单》更合适？斯皮尔伯格，还是波兰斯基？
　　霍罗威茨：当波兰人听说斯皮尔伯格要拍《辛德勒的名单》时，联想到他以前的作品，比如《ET》之类的，大家都很担心他能不能准确还原那段历史。事实上他做足了功课，采访了很多人，这部电影应该是描写纳粹大屠杀的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了。
　　人物周刊：《辛德勒的名单》在克拉科夫拍摄，那是您的故乡，饱经沧桑的城市。
　　霍罗威茨：我三分之一的人生是在那里度过的，年轻时许多美好和不美好的回忆都发生在那里。我现在生活在美国，但一年之中还会回去一两次。我经常和哥哥谈论过去在克拉科夫的时光，在那里能找回很多家族回忆。那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也是二战中少有的没被破坏的城市。
　　在千年之交的时候，克拉科夫的市长请我去拍了一张照片。2000多人聚集在市中心的广场，我站在吊车上面，从一个特别高的角度给他们拍照。用了很先进的技术，每个人的脸都能看清楚。这张照片被保存在了克拉科夫的博物馆。教皇保罗二世来自克拉科夫，他还活着的时候，我把这张照片送给了他。
　　人物周刊 ：您认为《辛德勒的名单》和《钢琴师》哪个更出色？
　　霍罗威茨：很难比较。《钢琴师》的剧本实际上重写过很多遍，里面有些情节也是虚构的。我本人恰巧认识钢琴师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住在日本，娶了个日本姑娘，他就对影片中的一些情节不满。无论如何，这两部电影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讲述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有关二战的汗牛充栋的电影中，这两部片子确实称得上精品。
　　人物周刊：你眼中的波兰斯基是怎样的？
　　霍罗威茨：他内心对二战那段历史充满了悲伤的记忆，也许是因为他比我大几岁，印象也就深刻一些。我不当他是一个电影导演，他也不当我是一个摄影师。我可不像你们对他那么崇拜。但我钦佩他的作品以及他战胜内心恐惧的勇气，毕竟我们都是那场浩劫的幸存者。
　　今天波兰青年不知道斯大林是谁
　　人物周刊：作为曾在集中营生活的波兰人，您如何看待德国人？
　　霍罗威茨：那时发生了非常悲惨的事情，有些人对我们做了糟糕的事情。但毕竟这些已经发生了，生活还是要向前走的，作为少数见证过那段历史的人，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尽我所能还原历史的真实，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发生过。我们不会遗忘，但也不会继续生活在阴影里头。新一代德国人不应该因为父辈的罪行受到谴责。
　　人物周刊：1959年后你在美国生活，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霍罗威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很幸运的人。我能保持和过去的联系，同时接受美国这个全新的世界。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并没有特别挣扎的过程。我天生能保持内在的东西，并且将它们表达在作品中而为新世界的人们所欢迎。
　　人物周刊：波兰艺术为什么经常带着忧伤？
　　霍罗威茨：这就是波兰历史的真实写照啊。我们的国家总是被四面八方的入侵者占领。每一次刚享受10年或20年和平，紧接着就会有强敌入侵，真是很可悲的事。目前这段稳定的和平时期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难得的奢侈品。
　　人物周刊：可是您的作品似乎并不悲伤。
　　霍罗威茨：我内心里涌动的似乎都是快乐的东西，姑且用“快乐”这个词吧。对我来说在作品中展现人类历史中黑暗的一面是很困难的事情。像电影《钢琴师》里传达出的那些情感是非常压抑的。特别是对于内心脆弱敏感的艺术家来说，完成这样的作品是很艰辛的。我很佩服他们。
　　人物周刊：1989 年之后的东欧剧变，给波兰人带来哪些影响？
　　霍罗威茨：真是不可思议。我当时在美国，是通过电视、报纸了解这一切，但没有人知道结局会怎样。我当时觉得也许苏联的军队将入侵波兰呢。那就太可怕了。那段历史改变了整个世界，向好的方向，至少初衷是这样，不过也确实遗留了很多问题。特别是经历变故的一代人，很多无法融入新的社会环境。但如果和年轻一代交流一下，你会发现，他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他们不知道斯大林。
　　（张菁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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