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兜们的“香港生存”] 香港星光大道 2018开放

　　 　　香港人的坚韧与执著､乐观与勤奋,特别是对本土生活经验的认同与热爱,都是这个拥有小猪麦兜､拥有公民意识的城市吸引我继续驻足的动力｡
　　
　　我对于香港的感情,虽然不算长久,但却十分深厚｡
　　2002年的暑假,我第一次来到香港,在总部位于湾仔的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进行短期的实习｡
　　在此之前,我对于香港的全部印象,皆来自于2001年圣诞期间上映的一部动画片《麦兜故事》｡在这部充满香港本土风情的电影中,并没有任何绚烂的景色､璀璨的繁荣,而是旺角､深水?那种小市民大排档,鸽笼高楼满街招贴,最家常琐碎而又混乱逼仄的市井生活｡
　　我以旁观者的姿态快乐地看完电影,羡慕着里面憨厚可爱的粉红小猪麦兜,他虽然资质平平且机灵不足,但却单纯而乐观;他的生活虽然充满挫折,但却有一个坚强的母亲麦太,时刻鼓励着他向着自己的人生目标,执著前进｡
　　然而,直到我真正身处香港,和每一个平凡的香港人一起穿梭于香港的街道､地铁,中午以最快的速度在茶餐厅吃一碗车仔面,晚上再捱更抵夜地加班工作之后,我才发现,我对于香港的印象是错误的,我看到麦兜后的快乐也是错误的｡
　　当麦兜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变身成为负资产,悠悠地说出“垃圾股果然会让人跌到跳楼”时;当麦兜受到香港帆船运动员李丽珊获得奥运金牌的感召,亲赴长洲拜师学习帆船技术,站在船头上迎风高呼“香港运动员不是腊鸭(垃圾)!”时,我只是粲然一笑,却没有读懂香港人在大时代面前,笑中带泪的艰辛和奋争｡
　　在香港,每一份快乐后面都隐含着艰难和付出｡
　　在2002年的实习期间,我参观了位于湾仔的职业训练局,位于黄大仙的新来港人士服务中心,以及一系列社会工作福利机构｡在职业训练局,登记寻工的人们将贴满招聘信息的告示栏围得水泄不通,而上面所提供的职位,仅仅是每月7000港币左右的雇佣合同工,工种多集中在保洁､保安､物管､销售等领域｡有些全职的工作,薪水更是低到四五千港币一个月,而这一水平,在香港只能勉强应付高昂的房租､交通费和伙食费,再加之合约工又很少提供医疗保障,或是划定严格的范围,只提供额度极小的疾病保障,所以生活都会极为艰辛,并且还得保证连续工作不得生病｡
　　即便如此,依旧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应聘这些职位,其中还包括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我重温了一遍《麦兜故事》｡
　　这个出生于九龙大角咀一户单亲家庭,小时候曾有过豪气梦想,长大后在酸楚现实面前挣扎的普通小猪,已经成为引导香港人寻找本土价值､共同寄托的符号｡每一个香港人,就像阿中一样,在麦兜面前,有着说不尽的感慨,感慨年华易逝,感慨世事难料｡难怪曾在香港本土的一次“香港生存的十个理由”调查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香港人有成人的童话――麦兜故事｡
　　
　　凤凰涅?
　　
　　2005年,我加入香港城市大学,正式开始在香港的全职工作生活｡
　　这个时候的香港,已渐渐走出凄迷｡大街闹市中,重又挤满了消费意欲高涨的人群,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一掷千金,大吃每盘价格110美元的日本神户牛肉,畅饮每瓶价格600美元的法国波尔多葡萄酒;铜锣湾､尖沙咀､旺角的大小商铺,处处可见提着大包小包的自由行游客,他们聚集在LV､Prada､Gucci等奢侈品店前,排着长队等候入场;酒楼茶餐厅里也人声鼎沸,过去找不着食客冷冷清清的惨淡景象,悄然中已经成为了历史;每晚8点整,维港两岸如星光闪烁般耀眼的“幻彩咏香江”,仿佛将人一次次拉身于嘉年华的狂欢之中｡
　　经济指标上,香港的实质本地生产总值,2004年至2006年分别达到15102亿港元,16235亿港元,17343亿港元,年增长率分别为8.6%,7.5%,6.8%;失业率也从2003年8.6%的最高位回落至2007年2月底的4.3%,是自1998年年中以来的最低水平;被视为香港经济晴雨表的恒生指数更是冲破2万点大关,带动着楼市一起飞速上扬｡
　　2005年10月,维多利亚湾附近一座4620平方英尺的高层豪华公寓以1670万美元的高价售出,相当于每平方英尺售价3615美元(每平方米4万美元),超过了1997年香港楼市中每平方英尺3000美元的最高单价｡短短半年后,这一纪录又被打破,九龙岛的“凯旋门”以2130万美元成交,单价为每平方英尺3979美元｡
　　经济好转,世道畅旺,我与旧同事阿中相见｡2006年的春节,我们一起站在金钟的长廊上,看着打鼓吆喝的花车和舞狮队热热闹闹地巡游经过｡从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离职后开了自己公司的阿中,用非常娴熟的普通话与我分享他的体验:“香港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经济衰退期｡香港人对过往岁月,有过失望,也有过徘徊,但从来没有放弃追寻成功的信念与希望｡”
　　阿中的生意散布在珠三角几个主要的大城市里,2003年下半年中央开始实施的《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直接成为他北望神州的动因｡
　　
　　
　　公民运动
　　
　　这两年在香港的工作和生活,带给我的最大感受,或者说香港的最大变化,除了经济上的强劲复苏与活力再现之外,就是香港人对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开始表达自己的看法和主见｡不少香港人觉得自己在社会事务上不单有发言权,还应有决定权,他们积极参与到有关集体记忆､文化保育､创意艺术､社区重建等本土公民运动之中｡
　　2006年11月11日午夜12点,我和许多香港人一起,伫立在位于香港中环的天星码头边,看着这座已经运营长达48年历史的码头,熄灭最后一束航道灯光｡
　　一旁的香港本土乐队在不停歇地用英文唱着不知名的歌曲,重复着“is there no otherway”(难道没有其他的可能)这句歌词｡伤感与哀叹之下,无数的闪光灯闪烁不止,将码头的最后一晚照得分外明亮｡
　　天星码头之于香港,相当于胡同对于北京的意义｡在没有地铁的旧时香港,天星码头作为联系港岛和九龙的唯一纽带,记载了无数香港人的人生历程:有些人读中学第一次到大会堂参加朗诵比赛,有些人第一份工作坐船去中环上班,都以它为“纪念碑”｡
　　12月12日,拆卸工作依照计划如期开始｡同日,一部分香港团体和市民高举着“保存集体回忆”的标语牌,来到天星码头的现场,呼吁政府重视对承载香港故事之公共空间的保育,以保存香港人共同的记忆｡
　　这个时候,天星码头的运输功用已经退去,而情感功用却不断生发,码头成为了香港民间自发举行艺术､学术､文化等公民活动的场所｡在这里,香港人将自己对香港这片土地和历史的热爱,转化为音乐､诗歌､集会和辩论｡斑驳的木椅与栏杆,古老的楼梯与告示牌,还有一张张香港人鲜活的面孔,都凝结成香港人集体记忆中无法磨灭的珍贵画面｡
　　更多的香港人则通过网络､博客等媒介抒发自己对天星码头消失的惋惜｡一位香港人撰文说,“香港人不愿意告别皇后码头的牌匾､天星码头的钟鸣､电车的叮当､莲香楼的早茶､文武庙的香火……因为这些是香港的历史见证,也是生活的记忆｡看到这些,他们可能会想到自己的第一份工,第一次加人工,第一次拍拖｡”
　　2007年1月8日,香港政府推出了改革保护具历史价值建筑物的新政策,首次公布496个被评定为具保留价值的历史建筑物,就保存方案咨询市民,同时改组扩大古物咨询委员会的代表性,承诺加入“集体回忆”元素,作为评定须保护建筑物的准则｡
　　香港回归整十年,香港人的坚韧与执著､乐观与勤奋,特别是对本土生活经验的认同与热爱,都是这个拥有小猪麦兜､拥有公民意识的城市吸引我继续驻足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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