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6）：后革命氛围中的村庄政治

　　后革命氛围是一个来自于西方学术语汇的概念，借以表明在摧毁旧秩序的革命结束，新秩序诞生之后，整个社会仍然置身于革命的激情之中，支配社会政治进程的仍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和激进方法。因此，后革命氛围所反映的是革命时代的精神和思维方式在革命后社会的延续。在这个意义上，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长时期置身于后革命氛围中的社会。无论是此一时期国家对传统经济和社会秩序所进行的改造，还是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目的的思想改造；
无论是以防止旧式的官僚政治复辟为目的的基层政治运动，还是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全面的阶级斗争，乃至于标志后革命颠峰状态的十年“文革”，其主要设计者和发动者的一个主观目的，都是想以不间断的革命（后来被归纳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维持、巩固乃至于扩大革命的果实， 避免某种历史的宿命。直到十年“文革”后期，整个国家才终于不堪忍受后革命的折腾，开始了超越革命逻辑的新的历史进程。

　　６０－７０年代的双村也深置于后革命的氛围之中。在挨过了因大饥荒而困于生存的折磨之后，双村又先后迎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再一次成为双村政治的主旋律。

　　一、“牛鬼蛇神”：村庄里的阶级敌人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的乡村政治运动中，阶级和阶级意识是一个贯穿和左右村庄政治的内容与形式的重要因素。但是，自从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在日渐浓厚的阶级斗争气氛中，昔日划分农民经济地位的阶级方法却转化为固化新的村庄等级结构的标准，阶级意识孵化出了村庄社会的新的等级结构。身居这一等级结构底层的是那些在土地改革中被划为地主和富农的人，“牛鬼蛇神”这一传统民间信仰用于称呼妖魔魑魅的字眼是对这部分人的身份、地位和命运的最好概括。这些人在经济上已经沦落为村庄中的最贫困者，而较之于经济贫困更为低下的则是他们卑贱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他们接受管制，丧失人身自由，在生产队里干着最重、最脏、最累的活，“那里最艰苦、那里就总有他们的身影”（一村民语）。每逢政治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又得接受斗争、体罚和各种人格的羞辱，成为革命的祭品。在双村，这样的贱民只有几家。

　　刘兴木一家便是这样的一类政治贱民。刘的父亲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据刘兴木回忆，他家的土地是爷爷在世时买下来的。由于土地稍多一点，家里的日子比较好过，没有断过粮，过年时也能杀猪，并且有部分田地出租，这样的水平在旧时代的双村算是上等。不过，经过了土地改革，刘家已经无富可言，抗美援朝时，又被抄了家，据说还抄出了３８０个银元和３２个大银子。刘的父亲本来就沉默寡言，是个只知道埋头干活的闭葫芦，经过这一番折腾，更是闷声不语，连在家里也没有多少话可说了。但是，土改之初，阶级划分的政策性较强，没有搞株连。刘兴木说：“父亲虽然被划为富农分子，但我们也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当时年轻，村里的各种活动，包括开会，扭秧歌，搞宣传等，我也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积极地参加。开始搞互助组时，父亲没有参加，我却参加了。”不过，在进入６０年代以后，刘的自在日子就结束了，随着１９６２年以后国家决策层重新强调阶级斗争， 刘兴木本人也沦为了村里的革命对象。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为依据的，然而，阶级分析方法在６０年代的中国村落场域中却明显地具有血统论色彩。阶级成为一种可以传承的，具有种姓色彩的社会分层标准。１９６２年，刘兴木的父亲害水肿病死了，在紧接着到来的“四清”运动中，刘兴木就顶替父亲，被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

　　 “四清”运动是以整肃农村干部为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它与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首先都是拿那些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祭刀的。刘兴木就是这样的阶级敌人，其理由就是因为他父亲是富农，所以，他也应该是富农。“大队干部说我是个坏家伙，我也就是个坏家伙，我被管制起来了。”刘兴木回忆了他被定为富农分子时的情境：

　　公社专门派人到大队宣布决定。大队在黄马岭开了斗争大会，要我低头认罪。我不服，争辩说解放时我还没有满１８岁，未成年，不能定为富农分子。但他们并不依你说的，当时，会场上口号一个劲儿的吼，背后有两个民兵押着我，我被吓住了。大队干部又在一旁说，承认了也没有啥子事，还不是一样的对待你。我没有了主见，在宣判书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但我知道，这一下子全完了。

　　刘兴木当上了富农分子之后，苦难的历程就开始了。

　　我不得不不断地交待自己的罪过。他们说我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在油房打油的时候偷了队里的桐子，要我赔偿，没有办法，我只有想办法赔。还有一次，我儿子在地里检桐子，被干部撞见了，说这是富农分子瓦解集体经济。于是，又在队里开社员大会斗争我，不得已，我又只有赔。没有钱就想办法借，借不到钱，只好把家里的一床被子拿去做抵押。大“四清”时，又揭发我在土改时倒退了一间猪圈，于是，队里又把我的猪圈没收了，并要我按年数向集体赔款。这样三天两头的折腾，集体经济没有被我瓦解，我自己的经济倒是先瓦解了。

　　被瓦解了经济的刘兴木仍然看不到苦海的尽头。当上富农分子以后，他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受到队里的监督，每个星期都必须将自己的行踪向大队民兵连长报告，生产队里安排了３个人专门负责监督他，刘要去赶场，必须先向他们请假，回来以后又要马上去消假，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专政，在村里这又叫做“三红包一黑”。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刘兴木这一类阶级敌人更是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斗争、体罚成了家常便饭。在这种文攻武卫的“革命”中，刘兴木一类人成了一只只被打怕了的缩头乌龟。他说：

　　我一看见大队干部心里就发毛，两腿也发软，只要能躲开就远远地躲开，躲不开就担心又有什么祸事要发生。我们的孩子也怕干部。记得１９７６年毛主席逝世后，村里出现了反动标语，写的是“毛主席死了，我们出头了。”干部怀疑是我儿子写的，就把他拉到公社关了３天，不许他回家，但最后也查不出来究竟是谁写的。在这以后，我不敢让儿子上学了，怕他会惹祸。

　　刘兴木的个人遭遇是带有普遍性的，在当时，他们是村庄里的阶级敌人。然而，这一类敌人多半并不是在明里或暗里策划阴谋，进行破坏，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龟缩于村庄的角落，充当着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后革命时代仍然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它需要革命的对象，双村的贫困也需要有人为之承担历史的责任，于是，地主和富农这一类牛鬼蛇神就成了革命的对象，也成了为双村的贫穷承担责任的历史罪人。

　　二、“社教运动”：对当权者的清查

　　尽管被打倒了的地主和富农是已经被明确了的阶级敌人，但是，新时期继续革命的主要矛头却从来就不是指向这些死老虎的。继续革命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追求，在这一过程中，克服旧社会的弊端，包括克服旧国家的官僚化特征一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追求，并且为一生痛恨官僚制度和官僚主义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本人所终生追求的。也许正是基于后一点，加上五六十年代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意识形态等复杂因素的多重影响，造成了后革命时期的中国政治进程与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政治进程的极大不同。后者在革命以后很快地建立起了一个比革命前更为庞大的国家机器，并且对其在现代历史运动中的工具合理性持一种价值认同的态度。而中国革命虽然也再现了同一过程——与许多现代政治革命一样，20世纪中叶中国革命成功以后，随之而来的同样是大规模的中央集权和更为庞大的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扩展过程。这一趋势既是对晚清以来不断加深的政治衰败的克服和国家重新统一的结果，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但是，革命的领袖，尤其是毛泽东本人自青年时期起所接受的政治理念却与之相左， 毛泽东尤其憎恶因正规化和科层化而产生的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并力图以不间断的革命去消除这些“旧社会的弊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六七十年代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透过其特定的表层话语和目标，实质上都能够透视到其中所隐含着的这种情愫——一种从１８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当然，还可以追溯得更为久远）一直传递下来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情愫。

　　这就决定了后革命时代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的主要锋芒必然会从外在的敌人转向国家权力体系内部，革命所向即是那些昔日革命者的今日当权者。尽管每次运动的具体诱因各异，例如或是出于反对一些干部的特权行为与官僚主义作风，或是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或是因为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而被上升到阶级斗争和反对“和平演变”的高度等等，但基本的趋势却十分清楚。

　　６０－７０年代的双村政治无疑受这种宏观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最高决策者对当时政治形势估计的变化，昔日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所依靠的农村基层干部发现自己正在被日渐浓厚的革命气氛所包围。

　　从对宏观历史趋向的思考回到对６０年代以后具体历史过程的观察，人们会看到，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管理一直为中国共产党所重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传统政治影响较深的国家里，五六十年代农村基层干部中所存在着的一些问题，更使中央决策层感受到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管理与教育的必要。但是，关键在于前文所提到的决策者所具有的理想主义情愫和特有的意识形态视角，却使毛泽东等人担心，如果不对干部的行为加以控制和纠正，传统统治阶级所特有的统治方式就有可能会在农村复辟。革命的思维惯性显然左右了决策层对形势的判断以及相应政策的出台。

　　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

　　１９６３年５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决定》分析了农村的政治形势，认为“在机关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些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在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因此，社教运动“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

　　因此，中央规定，农村的运动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简称“四清”（以后又称为“小四清”），调查农村干部是如何决定工分、如何算账、如何分配生活用品和如何管理仓库的。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把党、干部队伍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 运动的方法则是通过组织贫下中农协会，重提“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运动。这无疑使人们又一次嗅到了革命的火药味。

　　１９６３年９月，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又制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继续强调阶级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并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１９６４年９月，又下发了《后十条》的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作出了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的决定，这就意味着把“基层组织和干部撇在了一边”， 表现出了对农村基层干部的不信任。而在此前后，国家最高决策者又有了关于“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 “四清”运动也由初期的主要清查经济问题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称为“大四清”，以区别于前期的“小四清”）。

　　“革命”的火种就这样自上而下地引入了村庄，阶级斗争的序幕再一次的在双村拉开，只不过它的矛头所向，已经主要指向了那些曾经积极参加土改，领导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村庄治理精英们。

　　１９６３年春夏之交，双村的干部感受到了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的逼人寒气。这一时期，县里组织工作团到公社搞“四清”，大队也进驻了工作队，工作队由上级从城里的机关中抽调干部组成。按照社员的讲法，“四清”是整干部，不是整群众，所以，工作队进驻大队以后召开了社员动员大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发动群众起来揭发干部的问题，运动开始了。

　　普通社员对于“四清”的“整干部”持一种普遍的欢迎和支持态度。毕竟，无所不在的权力渗透，急速的大跃进和公社化已经积累下了不少的问题，而压力型政治与民粹主义又总是一对拆不散的孪生兄弟，这一切在村里又总是以基层干群的矛盾和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对于长期处于被动服从地位的普通社员来讲，能够有一个机会让他们表达对干部的不满，总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在“四清”运动中，社员群众对干部们提了不少的意见，也揭发了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有的是事实，有的只是捕风捉影，更多的则是那种常见的情绪化宣泄，但是，当这一切都得到工作队的支持和鼓励的时候，干部们就感到无法接受了。自土改以来一直担任主要领导的刘兴才趟倒不干了。为此，公社领导专门做了他的工作，要他端正态度，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但固执的兴才推说自己水平不高，群众有看法，表示再也不愿意干了。据他的同事回忆，他曾经说，“我宁愿给群众当儿子也不当书记了。”公社书记来劝他工作，他又拿起菜刀要自杀，在这种情况下，刚从公社抽调回来担任大队主任不久的刘兴武便接替兴才，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但兴武走马上任不久，发现自己也处在“革命”的旋涡之中，“大四清”开始以后，他作为大队的一把手被推到了日趋激烈的政治运动的前台。

　　在“大四清”中，大队、生产队里所有的干部都成了被清理的对象。工作队进村以后，撇开干部，住到各个生产队的贫困户家中，他们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群众中收集干部的问题，所有的干部都必须在运动中“洗手洗澡”，这实际上就暂时性地夺了干部的权。

　　村里的“大四清”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作队进行调查，发动群众揭发干部的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干部“下楼”，即向工作队和群众交待问题，争取群众的重新信任。如果群众不满意，干部就“下不了楼”。刘兴武担任大队主要干部的时间不长，按他自己的话说，“也没有什么好交待的。”但是，“大四清”并不仅仅局限在清经济，它更重要的是要清政治，刘兴武的所谓历史问题被抓住了。

　　兴武从小被抱养给他的三爷刘汉毕，刘汉毕当过保长，村里又有人传言他还加入过国民党，现在，伪保长的干孙子居然成了大队的一把手，这样的问题可够得上是真正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兴武无法“下楼”了。据说，时任大队主任的肖德全为兴武呜不平，私下议论“家蚊虫不咬人，山蚊虫咬人”，把工作组比喻为外来的山蚊虫，自己也下不了“楼”。结果，刘兴武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书记一职被撤消，肖德全则被开除党籍。

　　其他的干部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处理。身为干部的罗继昌回忆：“我也赔了款，当时说我儿子到地里割了柏树丫，是损公肥私，又说我多占了工分。其实，我一年的工分是５０００多分，在生产队里只算中等，但在当时也讲不清楚。”

　　凡是受到处理的干部，就叫做“四不清”干部，但到了运动的后期，村里的大小干部又都先后过了关。刘兴武和肖德全虽然再未担任大队的主要干部，党籍却又保住了，兴武以后还担任了第４生产队队长。

　　象此前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有人下就有人上，刘兴武下台以后，经过上级组织的再三动员，刘兴才又重新出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新的大队主任是赔了款的罗继昌。一批年轻人也在运动中入了党，提了干。村庄治理精英在阶级斗争中完成继替，村庄的权力结构在政治运动中发生变化，成为后革命时代国家调控基层社会权力的一种常规模式。

　　社员群众们倒的确是感到他们在运动中做了一回主，出了一口气。对干部的批评，甚至吼叫，使他们找到了自己是主人，干部是公仆的感觉。频繁的开会和学习，又使他们高频度地介入村政过程。所以，一些现在上了年岁的村民还坚持认为，大集体时期，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时期是干群关系最平等的时期，并且也是他们所认为的最具有民主空气的时期。在此，整个城市社会和它所承载着的上层政治领域及知识精英阶层与生活于社会基层的双村村民对于同一段历史过程的体验是如此的不同，倒也较为准确地反映了不同阶层和社会集团在同一历史过程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对于双村的老一辈农民而言，能够有他们说话和发表意见的地方，能够给干部提意见，乃至于可以通过运动将干部赶下台，村里的大小事情由群众说了算，这也就是民主了。而这也不正是大众式民主政治所欲达至的理想境界吗？

　　三、“奉旨造反”；
后革命的颠峰与疲态

　　无论从宏观的国家层面还是从微观的村庄层面看，“文革”的爆发都是５０年代以来不断积聚和加重的后革命氛围的一个必然，它标志着后革命氛围已经达到了极限。因此，那种将“文革”发生的原因归因于决策者认识失误、野心家的阴谋甚至于权力斗争的观点，对于解释某一个具体的历史片断是成立的，但用于理解整个历史的趋势时却失之于表层。另一方面，就双村的变迁看，“文革”却又是自５０年代以来不断强化的泛政治化过程结束，村庄世界重新回复到非政治化的常态秩序的起点。也许事物的发展本来就是如此，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后革命推向一种颠狂状态时，它同时也就将它的另一面展现无遗。这个时候，务实和经验主义的农民就再也不愿意经受这种“革命”的折腾，而是表现出一种逃避革命，回复宁静生活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双村，乃至于整个中国的村庄社会，比城市更早地开始了疏离革命的历程。

　　这一过程首先是以老百姓“奉旨造反”，将后革命状态推向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由“四清”运动向“文革”的转化之初，除了在政治话语空间和政治运动的场面化仪式中充斥着更多的激进主义政治因素之外，１０大队的社员们并未明显地感受到两者的不同。大动荡之初的村庄政治仍然是有序的，社员群众针对干部的“阶级斗争”也仍然处在更上一层党政组织的掌控之下，运动的目的似乎也仍然没有超越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范围。然而，随着政治空气的日益紧张，社员们终于还是嗅出了新的政治风暴与“四清”运动的不同之处：“文革”已经不再是要对干部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清理，而是具有了“政治革命”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基本内含——夺权和重建政治秩序。这在当时被称为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一信息首先是由那些在县城里上中学的孩子们带回来的，这些后生们纷纷赶回家里向自己的父母索要盘缠，他们要北上串连，到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耳聆听他老人家对这场“大革命”的战略布署。

　　新的政治风暴在双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所向，是１９４９年以来所形成的整个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精英阶层，即是“革”革命者的“命”，“革”当权者的“命”。这无疑一度使人们感到了极大的惶恐，但也就是在这种惶恐之中，还是有人感受到了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玄机。

　　刘兴路是在“四清”运动中走上大队领导岗位的，属于人们所说的“四清”干部。与以刘兴才为代表的一批“土改干部”相比较，“四清干部”们较年轻，有文化。当时，刘兴路主管大队的副业，又亲自负责保管室的打米。保管室里人来人往，是各种小道消息的汇聚与传播之地。“文革”开始以后，有关这场运动的各种消息自然也就成为人们在此谈论的中心。刘兴路回忆说：

　　当时，城里的中学生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他们在县城里活动，还没有到乡下来。此外，县城里也出现了第一个由单位职工组建的造反组织达县文工团革命造反团。这个组织的头头叫侯德民，听说他要造地区的反，被抓了起来，造反团也被定性为反动组织。对此，村里的人评价不一。有人说侯的胆子真大，要接管地区政权，这还了得？有人说侯是资本家的孙子，这是牛鬼蛇神要翻天了。但也有人说侯是按“中央文革”的战略布署行动的。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我当时看过很多传单，从城里的同学那里也得到了一些消息，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所以，我说，“侯有罪无罪，现在也定不了，因为是不是中央允许搞的，现在也不知道”。

　　这一时期，自上而下的党政组织尚在运转，作为大队干部的刘兴路在公共场合的这种模棱两可，话里有话的表态无疑使他自己陷入了被动。在此前后，许多地方的造反组织纷纷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１９６７年２月下旬，磐石公社采取措施，对同情和支持侯德民造反行为的人进行清理，刘心路也被批斗了，为的是“消侯毒”。消息灵通的刘自然不服，所以，当宏观政治形势进一步剧变，造反组织得到“中央文革”的平反以后，刘便“揭杆而起”，带领一批年轻人在大队里拉起了造反的旗子。

　　刘的行为从总体上说属于“奉旨造反”。这一时期，回乡红卫兵在一个姓肖的女高中生带领下，回到大队夺了党支部和管委会的权，刘兴才被拉出来批斗。肖将“革命”的权杖交给了“受走资派迫害”的刘兴路。这个时候，处境艰难的公社和１０大队其他干部们纷纷转变态度，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公社还专门召开了万人大会，发动群众起来造“刘邓路线”的反。于是，刘兴路的造反具有了合法性特征。刘领导的造反组织叫磐石人民公社１０大队革命造反团，刘向大队申请了专门的活动经费。此时，造反也成了一种时尚，当大队里的多数社员都加入造反组织以后，造反组织倒成了临时整合群众的一种组织机制。

　　造反对建国以来所形成的政治社会结构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样不应该否认的是，造反行为在当时又是极有群众基础的。这不仅是因为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是翻身农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同时也是因为群众对干部存在着诸多的不满。导致这种不满的根由，诸如多吃多占、官僚主义、浮夸风、高压式行政，讲假话等，既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很难作出正面的评价，而这些问题是否已经通过诸如“社教”等运动解决，群众也自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村里有人对“四清”运动的评价就是“该整的不整，不该整的整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长时期以来那种充满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的大众式民主政治的启蒙，阶级观念、敌情观念和继续革命观念的自上而下的灌输，以及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的洗礼，早已使得这些昔日外于政治，而今却高度国家化的乡村民众处于一种持续激进的政治亢奋之中。所以，当伟大领袖抛开正式的权力结构，直接向人民发出革命的呼吁时，就无异于打开了潘朵拉的魔盒，无产阶级的专政真的变成了群众的专政。

　　双村的“文革”再一次将矛头指向了干部，躲过了“四清”的刘兴才这一次终于没有能够躲过“文革”。兴才是一个粗人，十分倔犟，对于自己为党辛勤工作了十几年却成了“革命”的对象自然想不通。所以，当造反派要他写材料，他便说写不出来，要他交待问题，他也推说不知道，开他的批斗大会，他更是不服，只说是自己从今以后再也不当这个书记了。就这样，以刘兴才的趟倒不干为标志，村里原有的正式权威组织机构瘫痪了，虽然谁也没有宣布解除干部们的职务，但干部都不敢管事，也管不了事了。一段时期内，造反派组织成了村里的权威机构，刘兴路成了村里的负责人。

　　革命从来都是年轻人的盛宴，那怕是“文革”这样的“革命”也一样。年轻人多理想主义的激情，社会政治结构的动荡也给年轻人提供了较常态化时期更多的展露头角的机会，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充满激情地投入了运动。而且，不愿向自己的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年轻人还可以明正言顺地以革命的名义逃避辛勤的劳作。造反派们经常外出活动，不再有人敢给他们派活，但却不能少记他们的工分。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日趋激烈和充满火药味的形势感到不解与担忧，这些人没有参加造反组织，他们对权威和秩序遭受冲击十分的困惑。第３生产队的刘兴全到磐石赶场时，就对卖罐子的小贩表达了自己的忧心，他说：“现在队里很乱，我们都不敢抓生产了。”哪知道这个小贩早已经很“革命”了，他对这个陌生人的言论充满着革命的警惕，他告发了刘兴全。结果，兴全被抓回队里又是批斗，又是写检查，最后只是因为他根红苗正，又是复员退伍军人和党员，才没有被进一步深究。

　　不过，总体说来，双村与达县城里相比较还算是平静的，这种相对的平静既是由农民的生活方式决定的——学生可以停课串连，工人可以停工“革命”，但农民们却很难丢下地里的庄稼不管去造反，农闲和农忙的交替转换使村里的绝大多数人始终与“文革”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
也与“文革”的发动者不敢轻易乱了农村的总体考虑有关——刚刚过去不久的三年大饥荒给决策者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所以，当“文革”刚进入第二个年头（１９６７年）时，中共中央便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农村集中力量搞好生产，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要有节制地进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紧接着，伴随按照武装部门，原任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原则所组成的磐石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出现，双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化时期。１０大队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又称为斗批改领导小组），由罗继昌任组长，刘兴路任副组长，刘在新的领导班子里仍然主管大队的副业。当“农业学大寨”运动日益红火以后，刘又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改坡地造梯田的学大寨运动之中。此后，双村的“文革”也开始与农业学大寨运动交织在一起，进入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时期。

　　“文革”的狂飙所掀起的政治波澜很快地让位于由生存逻辑所决定的秩序优先的选择。尽管在此之后，双村政治随着国家宏观政治的脉动，又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狂飙过后的政治余波，但是，这一系列被视为“文革”政治的事件实际上又都基本上是处在逐渐复苏过来的正规化的权力结构的掌握之中的。虽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文革”初期的那种激进主义政治色彩，但就其被控制在秩序范围内这一点而言，它们对双村的影响，与１９６６年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又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１９７１年整党建党，造反派的代表刘兴路被清理出大队领导岗位就是一个明证，它标志着双村的秩序又重新地恢复到了正规化的党政权威体制的政治控制格局之内。因此，地方社会所经历的从政治权威与秩序的坍蹋到重建，比宏观国家所经历的从“文革”势力的崛起到消亡的过程要短得多。

　　也正是在这之后，自５０年代便埋下了种子，在６０年代被催生，最后以“文革”爆发为标志而达到顶点的激进主义的后革命状态在双村也终于失去了存续的动力，开始呈现出萎靡的疲态。因为从更为宏观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来看，除了个别短暂的时期，泛政治化和扮演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角色并非农民的天性。而从更为微观的农民理性角度看，乡村生活从本质上所需要的也是平稳与中和而非激进和燥动。对于这一点，村里的老人们看得很清楚。一位老人用充满“文革”色彩的语言对我说：“‘文革’期间，村里没有怎么乱，因为老百姓怕乱。怕乱起来让美帝、苏修钻了空子，老百姓的日子更难过。”可以说，相对于普通农民的生存理性，泛政治化的后革命氛围终究只是一种外部文化的渗透物，翻身所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在短时期内有可能会因为村庄生活的泛政治化而膨胀和扩散，但这种状态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中毕竟没有根脚，不可能长时期的保持。当持续膨胀，及至颠狂的政治文化最终远离农民的生活和经验世界，并给平静的村庄秩序带来损害，而这种损害又逐渐被农民所意识且愈益无法理解时，疑惑与迷茫就悄然滋生了。

　　罗继昌回忆了这一转变发生的过程：“‘文革’初期，群众很相信，也很投入，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就不太相信了。”曾经盲从的东西突然之间变成了不怎么相信的东西，它存续的基础就失去了。开始时，这种情绪还只是涓涓的细流，但到了７０年代中期，即呈弥漫之势，支配了群众的政治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大队的干部尽管还不得不继续跟着上面搞阶级斗争，但那已经是在应付场面了。“上级怎么布置我们就怎么搞，但已经完全没有了５０年代时期的那种热情”（前党支部书记高玉富语）。而广大群众的“资本主义尾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普遍地露了出来，一些年轻人开始偷偷的学手艺，不再满足于将生活的重心放在集体经济之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５０年代以来一直被压制的各种传统信仰和民间礼俗又公开和半公开地露头了，对政治运动的疏远促使一些人重新回向传统，去寻找田园生活的安静与和谐。于是，一些曾经长期洗手不干的风水先生又重新出山，他们不仅重操旧业，而且开始带徒传艺，传统重新浮出了水面。

　　７０年代中期以后社员群众对政治形势跟进热度的骤然降低是这一转折最为典型的标志。人们已经普遍地厌倦了50年代以来的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开会不再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集体劳动中的磨洋工现象也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连一些“老土改”也悟出了这个时候的政治运动所具有的新的社会功能。“搞大集体就必须搞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人心就不统一了。”一位肖姓老人以农民的直率向我点破了这一时期愈益强化，但却又愈益失效的政治运动的作用。于是，村庄政治尽管还在继续按照上面写好的“政治戏剧”的脚本出演，但它离人们心里的谱却越来越远，持续了２０多年的后革命状态实际上已经在村庄社会中耗尽了它最后的能量，它已经开始逐渐地退场了，尽管它的正式谢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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