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　说对了什么

　　 　　“强语录” 　　1. 2004年12月，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任志强说，“地产商只盖最好的房子，并且只有把这些房子高价卖给富人，政府才能把更多的土地出让金转移到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中去，从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
　　2. 在“2005年宏观经济引导力”论坛上，任志强说：“我坚持一个观点，不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买房子，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在供应量很少的情况下，一定要先满足最富的人。”
　　3. “如果我定位是一个商人，我就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剩下的是政府的事儿了。”
　　4. 2005年1月，任志强在《谁在为“穷人”说话》中写道：“任何国家都一定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家庭，无法用购买市场商品房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这就是我所坚持‘不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购买商品房’的原因所在，也是媒体中所谓‘媚富’谬论的基础。”
　　5. “2005年首届中国地产品牌价值评估与品牌评选活动”论坛上，任志强说：“没有巨大的利润支持，就无法建设品牌，因此房产品牌就应该具有暴利。”
　　6. 2006年2月19日，在上海国际地产大会媒体见面会，任志强说：“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
　　7. “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
　　8.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20年以前不会出现泡沫。”
　　
　　为什么老批评我说实话？
　　
　　人物周刊：就目前来看，这些争论对您个人和华远公司的形象是加分还是减分？
　　任志强：我个人认为是加分。现在网上有三种意见，赞成我的是百分之四十一点几，反对我的是百分之四十四点几，但承认我说的是事实的占百分之六十几。有百分之六十多的人承认我说的是事实就可以了。
　　我说的是事实，历史发展中一定先有人富起来，一个村里有农村致富带头人，然后带领全村人富起来，大家共同越来越好。如果现在都是盖破房子，以后能富起来吗？肯定是不行，我只是在阐述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出现这种分区的情况，而不是说政府要刻意地分穷富区。
　　人物周刊：求证一下，您说过，房地产就应该是暴利？
　　任志强：我从来没有说房地产就应该是暴利，而是说房地产品牌应是暴利。哈佛和耶鲁对品牌的解释都是用“暴利”，或者“超额利润”，哪一个不是？你在世界找一个品牌不是暴利，我就把这个话收起来。
　　姚明算不算品牌？姚明一年的工资超过全国所有篮球运动员加起来一年的工资，所以他是品牌。章子怡的片酬可能比其他演员一年的片酬都多，这就是暴利。
　　现在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房地产品牌的暴利解释成为房地产的暴利。我说章子怡暴利，是不是说所有的演员都暴利？我说姚明暴利，是不是说所有的篮球运动员都暴利？如果品牌不是获取暴利，为什么要建立品牌？
　　人物周刊：有批评说，“品牌并非高价的代名词，开发商打着品牌旗号作为暴利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任志强：前半句我不管。房地产是有品牌的，买我房子的人就是因为放心，因为我解决所有的质量问题，有质量问题我就赔钱。贵不等于高价。对银行来说，我是品牌，你贷款10厘，我贷款5厘，这是不是暴利？我资金周转比你快，我利润一定比你高，我一定是暴利。房地产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周转，买一块地5个亿，你压了3年，我不到5个月出去了，我价位可能比你低200块钱呢，但我是暴利，你不是！最简单的道理，你到北大MBA课上，看是不是我说的这些。
　　人物周刊：中国的房地产业到底存不存在暴利？
　　任志强：根本不存在！暴利要拿数字来说，不能拿嘴去说。这些问题你可以在网上查到，2004年经济普查，国家统计局的报表说是房地产开发利润是1100多亿，销售利润只有百分之六点几。按同等材料计算，暴利是电讯业，毛利润95％。
　　人物周刊 ：您一直喜欢用“富人”、“穷人”、“暴利”这样的字眼？我们的印象中，您的同行一般不用这么激烈的词语？
　　任志强：错。讨论现场（指2月19日上海国际地产大会媒体见面会）还有胡宝森（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冯仑（万通集团董事长）他们，没有人反对，现场都同意。冯仑说“穷人和富人混住在一起是不成功的”，胡宝森说“GDP发展过程中一定有差异，GDP翻十倍也有差异”。我认为根本不应该引起讨论，完全是媒体歪曲以后的结果。把大家引到了贫富差距、引到了道德观念，用道德观念评价对和错。
　　我不是说道德观念有什么不对，也不赞成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是因，盖不盖好房子是果，既然有贫富差别，就一定有人盖好房子，新农村建设也有一部分人先盖好房子，和城市盖好房子有什么差别？没什么差别。
　　人物周刊：明白这些道理的地产商很多，为什么总是您跳出来呢？
　　任志强：我是会长，我是主席啊！我是轮值主席，我不去说，让副主席说？说实话才代表穷人的利益，说实话错了吗？
　　为什么大家老批评我说实话？这个社会到底想让人说实话，还是不想让人说实话？你错了还不让我说？哥白尼没有好下场，那是在封建社会，如果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让人说实话，那不完了吗？！
　　人物周刊 ：但中国人的传统心理是“患不均”，您不怕激起“仇富”的火花？
　　任志强 ：我坚决反对“患不均”的观点。“仇富”就是错的，为什么要有“仇富”？如果我的收入合法，你凭什么“仇富”？
　　人物周刊 ：有种说法叫“精英寡头化”，精英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必在乎别人的感受？
　　任志强：我觉得刚好相反，房地产商在社会中是弱势群体，我们再不说话就更弱势了。所有的媒体都在骂房地产商，根本看不到我们建了这么多的房子，创造这么多的社会财富。改革初期有种说法叫“吃着肉还骂着娘”，现在除了骂房地产商，第一所有的人都在骂学校，离学校近睡不好觉，但又不能离学校远；第二就是骂公共厕所，几乎所有住在公共厕所旁边的人都骂说很臭，但谁又能离得开公共厕所呢？
　　人物周刊：社会对地产商的普遍印象和想象都没有您说得这么美好。
　　任志强：你说得对，过去由福利分配，大家坐在那儿等着分房，现在要掏钱了，所以问题就出来了。银行对小额存款收服务费，金卡会员提供特别服务，也是为富人服务，和我盖好房子有什么区别？是不是银行变质了，只为富人服务，不为穷人服务？社会主义要不要市场经济？要市场经济这些观念就要打破。我无非是在地产界推销这些观念而已。
　　人物周刊：欺骗，混乱，官商勾结不一直是地产界的问题吗？
　　任志强：所以我敢说这个话，我的第一桶金没这个问题。我公司没有一个人被抓起来过。国有企业用不着去偷税漏税。我还是劳动模范，年年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万科有多少人被抓起来？虽然万科老总不腐败，但底下的人腐败啊！当然他们现在越来越好了。
　　但是你可以查查，是建设系统的贪官多，还是交通系统的贪官多。你看一看有多少名建设厅厅长、或者交通厅厅长被抓起来？建设厅厅长抓起来的，没有交通厅厅长和其他行业的多。
　　人物周刊：您、或者华远有过这样的行为吗？
　　任志强：我们企业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我个人没有。比如北京市1992年、1993年去香港招商，领导说你得给我一套计算机。这些人用了我们的计算机，很可能批别人是3000元，批我是1000元。我没有办法说这些事，因为这些都是政府行为。
　　我们是国企，没有个人交易，赚钱也不会赚到我个人手上。但上面乱摊派、乱收费都是存在的。
　　人物周刊：遇到这种情况您怎么办？
　　任志强：扛不住就给呗！我们过去的概念是许（给）公不许（给）私，公的不算犯罪。
　　
　　我只是替别人管钥匙的丫鬟
　　
　　人物周刊：穷人的住房问题不应该是地产商们关心的事？
　　任志强：主要是政府说了没做。如果政府把社会保障做得比现在更好的话，那就没事了。市场化改革后，就像温总理说的，政府做了一些不该管而管的事，也做了一些该管而没有管的事。政府很清楚要解决什么，但他没有做好。比如，经济适用房政策最后被演变了，演变成富人去买了，侵害了中低收入家庭应该享受的利益。但不等于说这个政策本身是个错误，无非就是没有执行好。政府很多部门的意见也不统一。
　　最早建设部是批评我最多的，但现在建设部不批评我了，就是因为他们了解了我的真实意图，也了解我们做的事情是为他们好。国土资源部的目的，是为了让国土升值，对消费者是一种损害。把价格提到了建设部那里。实际上，国土资源部并不认为国土价格提高是造成房地产价格高的重要原因。我到现在也不认为国土资源部说得对。
　　（这一观点）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说，只不过我是第一个说，或者先说。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得出的结论跟我是一样的，没有谁得出的结果和我不一样！所以土地部门还有什么可说的？
　　人物周刊：您这样批评政府，为什么还总是能拿到好地皮呢？
　　任志强：我们是被使唤的丫头，国家看重的是我能够给他创造多少税收多少利润，所以我说什么他都不会贬我，因为我能够给他创造财富。
　　人物周刊：您生活的圈子可能感受不到所谓“仇富”这样的社会情绪？
　　任志强：我感受得到。我们最初改革的时候是不是一边吃肉，一边骂娘呢？现在也一样，只不过媒体在操纵，把骂娘的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人物周刊：先富起来的阶层，比如像您这样，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公众情绪呢？
　　任志强：那要看按什么来划分富人和穷人了。北京出租车前面有奔驰车开，出租车司机会骂，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会说这人比我有本事。这是因为两地文化不一样。上海人春节可以当保姆挣高工资，北京人不干。北京人就是爷，历史上他都是爷。已经败落的皇族也是爷，蹬板车的叫板爷。这不是穷和富的问题，而是机会均等的问题。有一部分人不是因为勤劳而致富，但这部分人还是少数。那是法律问题，不是道德问题。
　　现在75％的就业是私营企业提供的，国有企业有多少就业？怎么会富起来？我举了超女的例子，什么叫公平，公平就是超女的前三名，什么都不是变成一千万富翁了。那是不是所有穷人都要骂超女呢？有什么道理，人家是唱歌唱出来的。今天有穷人突然中奖赢了500万怎么办？是不是你也要骂他？人家买好房子住不允许吗？这种道德观念是反改革的思潮造成的。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现在是有一定的贫富差别之后就有了这个问题。有人是借助民众的力量反对改革的。
　　人物周刊：但是换个角度，您刚才说的在前面开奔驰车的人，对他们而言，应该有什么样的自律原则呢？
　　任志强：他有什么原则？他如果能挣钱就挣钱吧。北京春节期间保姆市场是3600元一个月，为什么你不去做？你当个月嫂总可以吧，帮别人照顾孩子总可以吧？但北京劳务市场你看有没有北京下岗职工去？
　　人物周刊：您没看到那些明明有致富动机和行动的，但被甩下来的？
　　任志强：你错了，30年之后我到当年插队的那个村，它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建立党支部的村，现在是全国最贫困的村，我捐了10万元，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结果，我已经派人去查了。我从那儿拉了60个人到北京打工，他们那人均年收入400元，我一个月给300元的工资，管吃管住管服装，因为保安要穿服装。我专门开车去拉，怕他们走丢了，拉到顺义别墅区当服务员、当保安。保安就站在那儿，巡逻看院子，不需要太多的文化。不到两个月都跑了，宁愿回去受穷。干了一年半的只有两个人。该不该穷？我说我再不给你们捐钱了。活该！
　　我去年一年捐了四个基金，你怎么知道我没干？我们捐的钱和政府摊派的钱已经超过10亿了，我们不愿意吹，因为这不是该企业做的事。我觉得企业做这种事是政府的耻辱，该政府干的事都让企业干了。但你不要以为我们不干这种事（公益事业），我们干得多了去了。你值得捐我捐，不值得捐我为什么要捐？
　　人物周刊：华远是国企，但一般大家都会说任志强捐了多少多少钱，可以理解是用公家的钱赚个人的名声吗？
　　任志强：中国是两种体制，一个是公有制，一个是私有制，私有制才能说捐赠，公有制怎么能说捐赠呢？国家的钱怎么能给你拿来捐赠呢？我是丫鬟，不是我的钱，我是替别人管钥匙的丫鬟，所以是媒体瞎炒作，根本不分析。上次讨论这个问题，我就马上说先弄清楚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我不敢说我捐多少钱，因为我们是国有资产，我把公家的钱捐了要偷偷摸摸的，我先要去挣钱，完成国有资产给我的指标，而不是像私营企业那样大鸣大放地捐款。我们不去宣传好像是错误的，好像我们没有慈善如何如何。
　　我们现在说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承担完了，房地产公司建人防，其实人防在其他国家都是公共设施，应该是国家来建的。我们在法律上规定每个企业要按就业人口承担多少残疾人，这在美国是献爱心，而在我们这变成法律了。小区要建居委会，居委会是政府的事，我们为什么要建？
　　我们的大部分的私营企业还在成长阶段，初创阶段、不是成熟阶段。哈佛大学的管理学家说，是看企业治理结构而不是看你有多少钱，来判断企业是否属于成熟期。成熟期最主要的标志是对资源进行控制，而我们的企业通常不具备这个能力，这样的状态下让它拼命承担社会责任，拼命地捐助，它就垮了。
　　
　　穷人哭错了坟头
　　
　　人物周刊：您对媒体好像很不满？
　　任志强：当然不满了，因为你没有把正确的观念传达给大家。
　　人物周刊：您刚刚也提到了现在的社会思潮和北大教授反对《物权法》的那封信。我们采访的学者中，有部分对先富后富这一套很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您在这方面有哪些新颖的意见？
　　任志强：这就是我刚刚说的现在有些人在拼命地反对改革。
　　我认为邓小平是很伟大的，就是因为他提出先富后富。毛主席是最讲公平的，最后毛主席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永远贫穷。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改革理论、不争论的理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中国绝不会有今天。1956年中国和日本的GDP相当，但今天我们差了多少？差了好几倍，远远被日本人扔下。毛主席很重要的思想是大平均主义，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灭人力。现在你们提倡的思想就是把富人的消费能力灭掉，富人不能住好房子。
　　人物周刊：您也提到以前插队的地方，您年轻时的想法和现在的是一贯的吗？您有没有思想转折的时期？有人觉得您现在的位置决定了您的想法，您是被带动起来的一部分，如果您是被甩开的那部分，会有不同想法吗？
　　任志强：不会，我插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如果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是为均贫富，不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如果我们闹了半天的革命比不过美国的资本主义，那我们叫什么社会主义呢？先是东部沿海开发，再是西部大开发，再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还没关注到的地方先忍着吧。只能是这样。我可能是幸运儿，这种幸运儿多了去了，如果没有幸运儿是不是就不改革了？
　　人物周刊：大家对幸运儿道德要求更苛刻。
　　任志强：比尔?盖茨穷的时候有人救过他吗？他捐得出那么多钱吗？富了才能捐钱。还要有配套的法律制度，中国没有配套的法律制度，没有舆论认为富人捐钱他是好人，认为他捐的都是不义之财。不要认为我们的文化已经改好了，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被打乱以后，我们已经没有一套完整的文化理论，所以才会使今天很多老百姓看不清对错。
　　人物周刊：您对觉得您的话冒犯了他们的人，您能理解他们吗？或者您同情他们吗？
　　任志强：根本不需要理解，因为一些反对我的人说得理由不足，不值得同情。有些理由是误解，那是媒体造成的错，如果媒体正确地传达信息，可能赞成的人多得多。犯这个错误的是媒体，不是我。
　　人物周刊：借民众之声反对改革的一部分，具体是谁呢？
　　任志强：我推荐你一本书《从资本主义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你看了就完全了解了。反对改革的不仅仅是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反对的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所以我说，是哭错了坟头，本来应该到我这里哭坟头，结果跑到别人那里哭坟头了。我本来是代表穷人的，结果他跑到代表富人的人那哭去了。这是钱颖一教授编的，重要的一段是穷人更多地是反对自己，被别人利用了，被媒体利用了，反对错了，你们看这本书就知道了，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了这点。（相关意见）我已经写了好几稿送到政治局了。
　　
　　我是在为国有资产奋斗
　　
　　人物周刊：你是北京市人大代表？
　　任志强：是。
　　人物周刊：您一定有从商之外的政治抱负吧？
　　任志强：我没有，我从来没想当官。
　　人物周刊：您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任志强：我想当个企业家。我不是国家领导人，不可能左右政策的变化，推动历史，推动立法，我没有这个权力。我希望在我的专业里做得最好，做个好管家，让我的企业活得最好。我的员工收入超过了社会平均水平5％，企业的国有资产年年增值保值。严格来说，我不是为自己干活，为自己干活可以不干，因为我的钱够了，随便开一千万的价都有人请我去。
　　人物周刊：因为您发言的一些特色，有不少人对您的道德立场怀疑并谴责。但是在您和我们的谈话中，我们发现，恰恰相反，您似乎认为自己是个道德立场很不错的人？
　　任志强：当然，我是被共产党关过监狱而无罪释放的人，我为什么给共产党干？我要没有一定政治觉悟我怎么会干呢？我怎么会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怎么会被评为劳动模范呢？换成别人，会对共产党恨之入骨。我是在为国有资产奋斗。
　　人物周刊：有传言说，您是任弼时的后代？
　　任志强：不是。我父亲是当了38年副部长的人，我不想您宣传他，他已经快90岁了，革命这么多年，是我们家工资最低的。不满的应该是他们，革命那么久，最后给我们那么点工资。为什么一些老干部追求待遇问题，追求房子的问题，就是因为给他们的待遇太低了。
　　人物周刊：您的出身和您这么自信有关系吧？起码您不会有太多顾忌。
　　任志强：为什么我敢说，因为我第一桶金没问题，我到华远不到12个月的时间，就被关起来了，在监狱里呆了14个月，也没查出我什么问题，我也没有因此埋怨共产党。我出监狱第一句话，是跟我总经理说还是跟着共产党走，第二句话说娘打孩子是应该的。
　　人物周刊：我们开始还觉得您和政府的关系紧张，现在看来你们的关系还不错。
　　任志强：不紧张。这是刚发来的文件，通知我到政府部门开会，我给你拿的都是红头文件，我跟政府关系好着呢。我跟国资委打电话的时候，国资委的人说你少说几句。长江学院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国资委不让说。
　　人物周刊：外界一直觉得，您不够亲善。
　　任志强：你怎么知道我不够亲善？我们员工跟我好着呢，你看照片，我们所有的员工孩子跟我照相高兴着呢，人家怎么不觉得我严厉呢？因为我跟他们说的不是专业问题，不是在讨论歪曲我思想的一些报道，所以不会那么尖锐。我跟我女儿关系也很好。
　　人物周刊：你女儿这么小？
　　任志强 ：我女儿10岁。这是我第二婚，我头一个孩子跟我前妻在一起。
　　人物周刊：您长期睡办公室不怕第二次离婚吗？
　　任志强：我不担心，因为我工作就在这里，而且第二次故意选了一个天主教徒，天主教徒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
　　
　　企业家不应该讲人情味
　　
　　人物周刊：您对中国所谓的“左派”有什么看法？
　　任志强：我不太接受他们，最根本的一条是他们不接受改革。比如杨帆也挺有名的，他的那些理论是歪理，没有依据，张维迎写一个东西可能用大量的理论数据模型来证明，杨帆没有，他大部分说的是社会现象，等于由一个经济学家变成了一个社会学家。茅于轼很踏实，他去做实验，比如农民的小额贷款，他去跟农民接触，去做调查，杨帆做了什么？根本不配称为经济学家。
　　我之所以敢说就是因为我背后有调查数据、调查报告支撑，我没有这些数据就不说了，我们的研究数据多得不得了，你到哪个地产商那里看到这么多研究报告？
　　人物周刊：说说郎咸平吧，他去年骂的，好像就是那些替别人管钥匙的丫鬟。
　　任志强：郎咸平原来是做公司财务的，一个月5000港币，现在到处乱吵吵。华润老总宁高宁把他叫过去，说你们报表数字不对，郎咸平说这不是我写的，是我学生写的。宁高宁说我要告你，郎咸平说告我干什么？我就是为了赚点儿钱，而且你们是国有企业，国企不会告我的。就是因为他在美国有不良记录，所以不让他在美国呆着，只能跑到香港和大陆混饭吃，根本不敢回台湾。郎咸平的错不是小细节的错，而是根本性的方向上的错误。
　　人物周刊：问一个很多人想问的煽情的问题，您觉得您和您工地上的农民工――盖房子但买不起房子的人――的关系是什么？
　　任志强：第一我基本上不去工地。第二我不认为他们应该买房，你以为建筑工人没有房子？那些农民工在家里都有房子，我认为他们不应该享受政府第二次待遇。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从产权理论上来说的，国家给只能给一次，如果在农村无偿给了你土地，让你盖了房子，你怎么能在城市再占一块，你怎么能够享受双份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只给了他们那块土地的使用权，如果那个土地真正是属于他们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根本不用讨论这个问题了。
　　农村问题我们不是没有研究，我们研究农村问题最主要不是研究农村现象问题，而是研究农村土地问题。因为农村土地问题跟房地产是息息相关的，我经常看关于土地的书，您看看我说的话和周其仁的话是不是一样？我那天举了个例子，茅于轼是说中国贫富差距存在是必然的结果，和我说有富人区、穷人区，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人物周刊：即便从职务角度来讲，企业家是不是也可以讲一点儿人情味？
　　任志强：不应该讲，讲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工作了。因为有人情味就没有激励机制，没有激励机制就没有竞争，竞争一定是残酷的，不竞争一定落后。
　　人物周刊：有没有这样的打算，比如低调一点儿，不开奔驰500，等等？
　　任志强：你们这个都是谬论，你跟人家谈合资，人家说你连奔驰都开不起我凭什么跟你谈合资。你们都是从贫富角度想，都没有从工作角度想，没有这个奔驰车，我可能谈不成合资，不很简单吗？我见的外国人都是上亿资产的人，我让他坐一个小破车能行吗？谬论。这有什么好讨论的？这不是我的车，是公家的车。
　　人物周刊：大家对精英、有钱人总会更挑剔些。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任志强：你们应该批评不善意的人，而不是倒过来批评做得对的人。你们恰恰是不批评做错的人，而且让我们收敛一点儿迎合他们，大家都不能说真话，还有进步的希望吗？过去老说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受苦人，最后出国一看，我们是最穷的。愚民愚得不得了了。
　　人物周刊：你站在一个什么立场说这些话的，一个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一个房地产老板，还是个经济学业余爱好者？
　　任志强：我有好几种身份，在这儿是国有企业的丫头，我要为投资者说话，不管国家投资者还是股东投资者，这时候是利益优先，我要满足指标和股东的分红。第二个身份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个时候我是为穷人说话。另外一个身份我是行业协会的管理者。
　　人物周刊：“富人、穷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的？
　　任志强：代表行业协会的管理者说的。（现场讨论时）他们问我是不是富人？我说我做了10几年的经理，如果还不是富人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就是失败的。我肯定是富人。当时就说富人是什么标准？说中等以上收入就是富人。然后又说商品房给谁贷款？我告诉他就是给富人贷款。所以才有人说任志强说商品房就是给富人贷款。只是我发展商的身份决定了大家认为我说这话是从发展商的角度说的。
　　人物周刊：您的意思是要承担三种责任，这三种利益方有没有相互矛盾的时候？
　　任志强：没有什么矛盾。我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穷人说话，这和我想办法为富人盖好房子挣更多的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是效率优先，并不是说我为了赚取暴利就不保护消费者利益了。
　　
　　你以为我们自己就不打架吗
　　
　　人物周刊：很多人都会质疑您，如果您不处在现在的位置上，比如您还是个买不起房子的人，你对现实中国的判断会有不同吗？
　　任志强：不会，即使我去做经济研究，或者我去开幼儿园，我也会有这些看法，我不会改变这个看法，要让我改变希望你拿出事实和数据。我认为应该告诉老百姓真相，不能永远欺骗老百姓，我不能去说我们就是不建富人区、穷人区。我不愿意说这些违心的话，没必要。
　　人物周刊：作为轮值主席，怎么看待中国房地产商？比如王石和潘石屹，为什么您看上去没有他们俩成功呢？
　　任志强：因为他们会投机取巧。（如果他们算更成功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告诉所有人都去做假账呢？都去说假话呢？
　　我们不是要拼命去说我任志强怎么样，你可以看看，我的讲话里面有没有在为华远产品做推销？你再看看潘石屹的，他什么时候离开过他的SOHO，或者产品推销问题。潘石屹做的大部分都是针对他个人的，像演电影。
　　你以为我们自己就不打架了吗？我们也在争论怎么做好。只是没有暴露出去。但你们不能老用“暴利”这样的价值观来评判我们。为了挣钱的事多了，保护长城不是为了钱吗？哪一个自然风景区不是提高门票，不都是政府干的事吗？为什么房地产商不能干？挣钱有什么错了？我不挣钱你还没有就业了，3100万劳动工人，没有发展商这3100万劳动工人到哪儿去干活？为什么现在进步慢？因为经济改革走一步就会有批人反对一步。
　　人物周刊：您认为到底是哪一批人反对？
　　任志强：我们为此专门成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研究院用的是最左派的一个上海人去当院长，上面就有这种倾向，否则不会单独成立这么一个部级机构去研究这个问题。物权法就是那个北大教授，带了一批人去反对。这不很清楚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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