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何不抱怨房价?

发布时间:2020-04-11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尽管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要比农村居民高2倍多,但他们在买房上的成本支出,却比农民要高出近8倍。      在目前的主流认识中,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真正出现住房困难的,仅仅只是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因此,这些“少数人”才是“住房新政”关注的重点。
  事实究竟如何呢?
  农民为何不抱怨房价?
  既然最新一轮的“房改新政”定位于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困难,就提出一个问题:究竟谁才是中国城市住房上的“低收入者”,他们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究竟有多少?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主流思维”中,把住房市场上的低收入者和社会阶层统计分析上的低收入者画上了等号,这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片面和机械,而且也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实际上,住房上的“低收入者”,是一个相对房价高低的比较概念。众所周知,在中国社会中,最大的“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群体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而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高出2倍多。但是,为什么比“城里人”要“穷得多”的中国农民,从来就没有抱怨和提出过“住房问题”呢?这是因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的成本很低,房价低到让城市居民难以想象的地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2005年我国农村竣工的农民住宅建筑面积为62292.4万平方米,住宅竣工房屋的平均造价每平方米334.4元,这就是农民的建房成本。而同年在全国城镇销售的49587.83万平方米(约为4.96亿)商品住房,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为2937元(实际上中国绝大多数大中城市的房价,要远远超过这一“统计数据”)。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居民的房价及解决住房问题的成本,要比中国农村居民自己建房解决住房问题的成本和代价,高出将近8倍。
  按照2005年的统计,如果城乡家庭都是以户均3口来计算的话,那么中国的农民拥有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的成本代价仅仅只需30096元,他们的房价收入比只有2.79。也就是说,中国农民只需用3年不到的家庭收入即可换来一套90平方米的住宅;但对中国的市民来说,他们要拥有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则至少要掏出264330元的“真金白银”,他们的房价收入比为7.49(笔者注:由于统计上的种种问题,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的中位数,要比官方的这个数字高得多,有些大城市市区房甚至高达20以上)。
  由此不难看出,尽管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要比农村居民高2倍多,但他们在买房上的成本支出,却比农民要高出近8倍,量化住房负担的房价收入比也比农民高出数倍。这也是为什么作为中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的农民,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住房问题”原因所在。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像中国农民这样房价收入比控制在3以内的情况,都可算取得了“幸福指数”的高分(尽管中国农民的住宅质量还有极大的提高空间)。由此不难看出,在不同的房价体系面前,社会阶层分析中的“低收入者”,并不等于就是住房上的“低收入者”。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在不同的住房政策和房价体系下,这两者的位置不仅经常不等同,而且有时正好相反。
  房价高低决定收入水平?
  由此可见,高房价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逆向二次分配”。它使那些看起来已经步入“小康”的普通城市居民甚至是“中间阶层”,他们的“较高收入”成了“过手财富”。
  由此不难看出,在当前城乡住房上的“二元体系”和城市中多种住房供应制度实际并存的情况下,不能把住房方面的“低收入者”人群,等同于社会阶层分析上的“低收入者”,在政策的制定中更不能把两者当作同一概念。实际上,住房上的“低收入者”,是由房价的高低来决定,而不能依据表面的收入来判断,它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和相对性。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户均收入在15万元以上的家庭,在所有的统计分析中,可能都会被排在“中高收入者”群体之中。但是,他们的这些“中高收入”在每平方米一两万元的“普通住房”面前,就大大缩水了,就只能是“低收入者”,这就是房价高低决定收入水平的特殊性所在。
  那么,如何衡量和界定“住房上的低收入者”呢?笔者认为,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要看他的收入是否可以买得起生活和工作地的住房;买房的负担,是否可控制在国际惯例的房价收入比3――6的范围内。具体到量化指标上,只要房价收入比超过公认的“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7的水平(以7.5为界,相当于3口之家90平方米的住房标准下,家庭的每月的收入还达不到当地的平均房价),都应该算作为“住房上的低收入群体”。
  面对高房价的现实,公众的财富被“重新洗牌”:已经“全面小康”的社会中间阶层重新变为“低收入者”。高房价实际已经起到反向的社会调节作用。这是对社会稳定和谐的一种威胁。因为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中间阶层都是稳定的基石。
  把住房上和社会统计上的“低收入者”分开,目的就是我们在制定下一步的住房政策时,可以实事求是地抓住住房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症下药地真正解决广大市民普遍遇到的住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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