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朝晖:我的英雄观

发布时间:2020-05-21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一.读《千古一宴,尽显英雄本色》一文有感

    

  看完2002年第六期《书屋》的这篇文章后,胸中有话,不吐不快。

    

  文中说明由于教科书的误评、成王败寇等原因,项羽被人看得比刘邦不“英雄”。但事实是这样吗?古代李清照写过:“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近代毛泽东写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而阮籍对刘邦的评价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由此看来,在大多数人的眼里,项羽应该是比刘邦更“英雄”的。

    

  文中接下来引用太史公的话,想说明太史公对项羽很有好感,对范增无甚好感。但这又如何呢?太史公认为好的,那就一定好吗?太史公认为坏的,那就一定坏吗?作者可以引用太史公的原话来说明作者的观点,但是作者在文章里只是总结出了太史公的意见。

    

  文中为了说明项羽的“果决”,说到:“当他发现秦国降卒‘其心不服,到关中不听,事必危’时,便毫不犹豫地下令“楚军夜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果然是一个“果决”的三军统帅,为了庄严的“抗秦事业”,坑那么个把人当然不在话下。文中后面又指出项羽的“鸿门释刘”充分反映了项羽“宅心仁厚”的性格。我真是佩服项羽,竟能把“杀人如麻与怜民若子有机地统一”,“既刚烈如火又柔情似水”。文中的解释是“总之,项羽性格中有残暴的一面,但他要杀的是那些他认为该杀之人,包括一切阻碍他的事业、触犯他的尊严的人。”原来如此,好一个“英雄”,让我想起高喊“挡我者死”的江湖豪杰。他的事业是什么呢?文中提到的是“灭秦兴楚的复仇事业和雄霸天下的壮志”这两大目标。哦,原来如此,如果有人不想让他“雄霸天下”,在这样的游戏规则里,就得遭受这样的厄运:“无论贵贱,无论强弱,无论老少,他都毫不心慈手软,彻底予以毁灭”。他的一颗“爱民的仁心”爱的是什么民?反过来,如果又来了一个也想“雄霸天下”的人并且他的武力更强,那么他是否也可以把“阻碍他的事业”的项羽“毫不心慈手软,彻底予以毁灭”?

    

  文中接下来又说明项羽的“义”:“项羽欲攻刘邦已是背离了自己的信义,如今刘邦前来谢罪,俯首称臣,此时若再杀刘邦更是有违自己的良心,这是项羽所不能接受的。项羽宁可在战场上与刘邦一刀一枪地拼命,也不愿玩弄这种不仁不义的阴谋来战胜对手。”这边是否矛盾了?事先楚怀王已经约定“先入关者王之”,既然刘邦已经先入关了,按照约定规则,自然该由他王之,项羽何故后来还要居上?这也就是作者这里一笔带过的“项羽欲攻刘邦已是背离了自己的信义”。既然已经如此不义,为何还要硬扯着“义”来做遮羞布,说什么“不愿玩弄这种不仁不义的阴谋”?干脆直说吧,“战争是不讲什么义不义的,胜者为王而已”,这样还可算个真小人,总比现在既不义又虚伪来得好。

    

  文中再说明项羽的“仁”。“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虽然他的这种想法未免显得幼稚,但他的一颗爱民的仁心却跃然纸上。”初看一下,似乎他也懂“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的道理。再细究一下,好一个“爱民的仁心”,既然爱民,为何还到处“残民”?为何不把江山让与刘邦?所谓“愿与汉王挑战雌雄”云云,不外是自恃力大,单挑胜算来得比较大。

    

  文中很喜欢比较刘邦与项羽,刘邦是“野心”、“小人”、“惺惺作态”、“卑劣”;
项羽是“壮志”、“君子”、“性情中人”、“光明磊落”、“敢爱敢恨”。同一件事,为何厚项而薄刘呢?估计刘邦会从地底下跳出来喊冤:“为何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申明一下,我并不喜欢刘邦,跟他也不是亲戚,并不想说他好话,我只想主持一下公道。

    

  文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再举如下。“应当说,这不是项羽的盲目,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明智的决策。”紧接着的下一段是“当然,我们无法讳避历史的最终结果,不能不承认项羽没有及时识别刘邦的野心”。既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明智的决策”,为何他又“没有及时识别刘邦的野心”?再举一个例子,“项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放刘邦无非是为施恩,以使刘邦能继续助其一臂之力,从而彻底摧毁秦王朝,建立自己的霸业。”在以后又大义凛然地说到“刘邦是那么‘诚惶诚恐’地谢罪,那么‘诚心诚意’地解释,项羽又有什么理由置他于死地呢?”语气都很强,但是让人看不明白了哪个原因更为根本。

    

  我不知道真实的项羽是什么样的人,我也没兴趣纠缠这个问题。但是文中因为他的“果决”、“义”、“”仁“等把他力推入英雄榜,这点我不能认同。我十分佩服作者广博的历史知识,文中旁征博引,提到项羽时,用的词也有“残暴”、“残民”、“焚烧阿房宫”、“屠城”等,而作者最后的结论还是认为他是一个“智、仁、义、勇”的英雄,那我要请问一下作者,什么是智?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勇?什么是英雄?英雄可以与“残民”、“屠城”如此并行不悖吗?作者如果是在被残之列的,是否还会认为项羽是一个英雄?(笔者注:无意于得罪作者,而是因为笔者自认为是在被残之列的,另外也不希望看到作者被自己所崇拜的“英雄”所残,故进此逆耳忠言。)

  

  二.我的英雄观

  

  我们必得不断提醒这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这族类的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典范、实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近来音像店又在热卖香港拍的《成吉思汗》,不禁想说两句。

    

  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成吉思汗不仅是英雄,还是一个民族英雄,是我中华民族的天之骄子,他占领了大半个欧洲大陆和中国。在我进行认真思考之前,我也认为他是英雄。但让我们进入沉思,进入当时的环境。当时,成吉思汗是外族,对于当时的中华民族,他是侵略者,是一个残酷的侵略者。当蒙古铁骑践踏我神州大地的时候,当他的将领将拒绝投降的满城百姓一一屠杀的时候,当蒙古士兵枪挑婴儿耀武扬威的时候,这是怎样的武功呀?当时的中国人会把他当作英雄吗?这样的人是英雄吗?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权利欲不惜屠杀他人,这样的人是英雄吗?

    

  为什么时至今日,他反成了英雄,历史如此健忘?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莫不如是。“历史是供人打扮的小姑娘”,谁有权力,谁就有说话权,谁就有写历史权。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元朝帝王将相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正义的呼声全压下,代之以歌功颂德呢?而历代的皇帝蛇鼠一窝,当然仍然把他供在英雄榜里。

    

  而现在,是改写历史的时候了。如果成吉思汗不是英雄,为什么不把他从英雄榜上请下来,把他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戒后效呢?

    

  我是7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在我曾经的脑海里,英雄是成吉思汗,英雄是打虎的武松,英雄是好莱坞的明星们,英雄是香港警匪片里的黑社会会子,也许若干年的张君也是一条好汉。他们这样的人才酷,才有男子味。

    

  但是这些英雄偶像经不起推敲,总是要一一倒下。《水浒》里的“黑旋风”劫法场的时候逢人就砍,“行者”武松杀光都监全家老小,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供奉的英雄。现在是时候把他们请下英雄坛了,那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呢?

    

  在我的眼里,英雄是死在侵略者剑下的阿基米得,英雄是被教会与愤怒的群众烧死的布鲁诺,英雄是独行五万里求得佛法的玄奘法师,英雄是“在期待之中”的薇依,英雄是寻找宁静的维特根斯坦,英雄是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后转向上帝本体证明的哥德尔,英雄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英雄是写出《出身论》的遇罗克,英雄是为穷人服务终生的最高贵的德蕾莎修女,英雄是为正义四处奔走的“中国左拉”戴煌先生,英雄是以身殉义的中学教师李尚平。英雄是那些为了人民,为了正义,为了真理英勇献身,积极探索的人们,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是弱者,他们没有武器,他们没有支持,他们孤苦伶仃,但是历史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为什么要讨论什么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呢?俗话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大部分人也都想当英雄,如果大家说强盗是英雄,那想当英雄的人都去当强盗了。《水浒传》播放的时候,不是成天听到哪里哪里的学生也在搞帮派了。另外,认识了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才会有孕育英雄的土壤,才会有识英雄的佳人,中华民族才能产生更多的真正的英雄。

    

  当然社会是参差多态的,有人要认为强盗是英雄,那不妨由他了。但作为主流的英雄观,我想总不能把强盗拿来做英雄。

    

  本文写完后,笔者刚好在鲁迅的文章里看到类似的看法。欣喜之余不禁奇怪,为何先生几十年前就已倡导的正确思想,当代人还是不懂呢?那些皇帝戏还如此热销呢?

  

  《三闲集 流氓的变迁》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热风 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古时候,秦始皇很阔气,刘邦和项羽看了,邦说:“大丈夫当如是!”羽说:“彼可取而代之!”......所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 却要算是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先生有知,几十年后的今天,亦如是。)

  《坟 论睁了眼看》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至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花边文学 中秋二愿》

  『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起茧了,不料到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
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

......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网上不正流传着类似的文章吗?)

  《且介亭杂文 关于中国的二三事》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相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汉高祖....是流氓出身,周武王...是殷民族的侵略者。然而那时民众的声音,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了。』

  

  三.再论英雄

    

  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英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人们常说具有同情心,爱心的女性是最美的女性。同样,具有大同情心,大悲悯心是一切英雄的必要条件。佛教有这么一则故事,说的是佛陀在路上碰到一只老鹰正要吃一只小鸟。佛陀动了恻隐之心,就劝老鹰不要吃小鸟。老鹰说:“不吃它,我会饿死。” 佛陀想想有道理,说道:“那就用我的肉来抵小鸟的肉吧”。于是小鸟站在天平的一头,佛陀把大腿上的肉割下来放在天平的另一头。奇怪的是,佛陀大腿上的肉快割完了,仍然抵不过小鸟的重量。最后,佛陀纵身跳进了天平的另一头。谁能说,这时的佛陀不是一个英雄?

    

  其次,真诚同样是英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笔者认为真诚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日常言谈行为的真诚,对自己内心的真诚,对所有事物的真诚。第一个层次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言谈举止的真诚,不惺惺作态,不哗众取宠不欺骗人。第二个层次是对自己内心的真诚,要了解自己的内心,正如古希腊神庙所刻的:“认识你自己”。第三个层次是对他人的真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真诚看似容易其实很难,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没有比不欺骗自己更困难的事情。”

    

  还有一个重要条件是英雄的目标一般是为了人民(呵,人民,人民,又有多少罪恶是假汝之名?),为了更接近真理,而不是只为了个人的私欲、个人的权利欲。这点很重要,贝多芬因为拿破仑称帝,不再把英雄交响曲题献给他。同时,英雄因为他们的目标不局限于小我,所以如果有人指出他们的缺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即使是致命的缺点,如果确实比他们原来的观点更接近真理,更有利于人民,他们是会欣然接受,承认自己错误的。

    

  另外,英雄要有坚持观点的决心,也就是独立的精神。当马寅初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时,当粱漱溟说:“三军可以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时,不都洋溢着一股英雄主义气息吗?“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这不正是中国传统追求的英雄气质吗?一介书生面对涛涛人海,不人云亦云,不盲从,敢于相信真理,“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不才是大丈夫行径吗?这里有个什么是真理的问题我们不详谈,历史已经证明马寅初、粱漱溟那时坚持的观点更接近真理。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英雄也是一个强者,但他不是为自己而强,他是为人民、为真理而强。如同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所说的,他是要把苦难的兄弟从河的一边送到河的另一边。

    

  那么,英雄是不是一定要冷酷无情呢?这可未必,“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摩罗最近写文章大力提倡温情,他说道:“用威武专横、生杀予夺显示男人的力量,用‘先下手为强’、‘无毒不丈夫’、‘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强盗逻辑塑造男人形象,这是一个时代对于男人和人性的巨大误解。一个人性健全、精神强大的人,一定是一个对世界充满温情并且有能力为世界承担责任的人。我们之所以感到如今的男人形象黯淡、气质萎顿,决不是因为男人蛮横得不够、残暴得不够、凶狠得不够,而恰恰是因为男人和平得不够、温柔得不够、慈爱得不够。”(《因幸福而哭泣》)

    

  目前流行的英雄不外就是某些商场上的精英、娱乐界的明星等强者、成功者。我并不想说这些人不好,但把他们作为英雄,我觉得是在给他们“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的责任。

    

  笔者在这里空头论道,其实流行的英雄观很难改变。近日在北大BBS论坛上与一个网友论辩,结果他认为我说的在理,但是他不大可能去追求这种人生理想。为什么流行的英雄观难以更正呢?笔者认为原因有:

    

  1.惯性及依附心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宗教大法官认为,人会因为三种诱惑而放弃自由,这三种诱惑就是奇迹、神秘、权威。在某种意义上,人有一种从众心理,喜欢接受所谓权威(或强者)的意见。

    

  2.当代,做一个真正的英雄没什么好处。笔者上文所列的大部分英雄确实没什么好处,被杀、被焚、生时被孤立、死后又不一定被认同。这确实是现状,但是现状又怎么样?如果不合理,为什么不尝试改变它?第一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人可能会被迫害,当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都说皇帝没穿衣服的时候,就没人会被迫害了。小时候看过一本连环画,叫《假话王国历险记》,说的是流浪儿小茉莉来到一个假话王国,这个国家被一个海盗占领了,从此人人都得说假话,面包成了“文具”,文具成了“面包”,付钱要付伪币,连猫也学会了“汪汪”叫。最后小茉莉亮出天生的男高音,唱起歌来把房屋唱塌了、把窗户震破了、把群众叫醒了,海盗国王只好仓皇而逃。于是,面包又成了面包,文具又成了文具。

    

  3.不当英雄更可能有很多好处,比如金钱、美女、生活逍遥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看法,我认为是时代的误读,当今日的“中国首富”明日会跌为“中国首骗”,后天又会获得某“诚信”奖的时候,当不诚信的人也可以赚大钱的时候,当老实被看作一种懦弱的时候,“不当英雄会有更多好处”这种逻辑自然会成立。

  

  有些读者可以会提出如下的问题:“你说的正义凛然,那你能否做到呢?”。我当然远远算不上一个英雄,但这是我对英雄的定义,或者是我向往的目标,我写本篇文章就是向这方面靠近的一种“做”。退一步来说,即使我做不到,只要我说的有理,那也大可不必因人废言。

    

  有些读者可能会有第二个问题:“你说的英雄怎么大都是知识分子呀?”,那我想反问:“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是英雄?”苏格兰人卡莱尔说:“存在着真正的文人和非真正的文人,正如在每一类事物中都有真正的和假造的一样。如果英雄意味着真正的英雄,那么我可以说文人英雄将被发现履行着一种对我们来说是永远光荣、永远崇高的职能,这种职能一度被公认是最高的。他以他独具的方式表达他的富有灵感的灵魂,以及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所能做出的一切。我所说的富有灵感,是我们叫做‘创造性’、‘真诚性’、‘天才’的英雄品质,我们没有表达它的意思的好名称。”所谓的真正的文人在我的眼里,是硬骨头的鲁迅、是争取精神自由的卡斯特利奥、是写《我控诉》的左拉。罗曼罗兰所写的《三巨人》也是三个知识英雄:贝多芬、托尔斯泰、米开朗琪罗。不过有一点要说明,虽然我这边举的英雄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我并不是说唯有知识分子才是英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如这几天在网上听说的一个为了救落水的同伴而死的10岁儿童。

    

  四.三论英雄――当心盲目的英雄崇拜

  

  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说:“没有任何理论可以作为终极真理永远为我们所依赖,我们最多只能说:它被迄今为止的每一个观察所证明;
它比已知的别的理论提出了更多、更准确的预言。它还是会被更好的理论所代替。”同样,英雄的观点也不可能作为终极真理永远为我们所依赖。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可能最终要被取代,又有谁敢说他的观点是终极真理?

    

  对于英雄可以对他好的地方敬仰,佩服,但是切忌盲目的崇拜。不能以英雄之是为是,以英雄之非为非,人都是有局限的,英雄也有他的缺点,也有他错误的时候。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为英雄,原因是他比普通人对的地方,对的程度会多一点等等,但这并不表示他什么都是对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对于盲目的英雄崇拜,国人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极端崇拜,“两个凡是”,遇罗克写了一个《出身论》就要被当成反革命镇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期间,各路“气功大师”严大师,张大师、李大师等“你刚唱罢我登场”,宣称自己具有特异功能,到大学做带功报告,上春节联欢晚会,俨然当代风流人物,一时从者如云,却很少有人来提出异议。

    

  同时,假英雄也常常要求别人无条件地崇拜他们,若有不附合者,就视之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如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里描写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起先何尝不是一个反传统的英雄,但他走向了极端,要别人都以他对圣经的解释作为经典,稍有不合,就要处于文火焚烧的酷刑。为何会害怕“不同的声音”呢?究其原因,我想是这些“英雄”内心缺乏自信。正是由于内心的不自信,才会害怕听到“不同的声音”,并以极端的手段禁止“不同的声音”的出现。

    

  反过来还有个奇怪的现象,一般一个人越是英雄,他就越不喜欢被盲目崇拜。例如,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他们总是乐于与人交流思想、平等的对话,而不是高高在上地要别人都来仰视他。究其原因呢,我想是这些英雄了解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的局限,了解人性的弱点,面对着满天的星星与胸中的道德律、面对着大自然、面对着哲学化的上帝、面对着最高的存在满怀谦卑。

      

  所以即使是对你最敬仰的人物,也不要盲目的崇拜,而要带着批判的眼光,提倡适当的、善意的批判,以求双赢。最后以波普尔的一句话结束本文。

    

  “批判这一态度在远远超出科学范围的地方也可以使用。这种态度隐含着一种认识,我们永远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中。”

                                            

  2002年6月于厦门大学

  

  

  附录:

  蔡伟:千古一宴,尽显英雄本色——《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新说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有艺术特色的名篇之一,其价值就在于刻画了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圆形人物——项羽。钱钟书在《管锥篇》第一卷中这样分析:“‘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理学,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正因为项羽性格复杂如此,人们在解读《项羽本纪》时,便产生了一些误读的现象,尤其是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更是作了错误的判断。如高中语文部编教材教学参考书就给予许多的否定词语:不善用人,不听臣言,骄傲自大,狂妄无礼,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眼光短浅,有勇无谋,放虎归山,导致楚汉战争的失败等等。上海高中语文教材H版所选《鸿门宴和涪关宴》一文,更是通过项羽释刘邦与刘备释刘璋的对比,轻易地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作了否定评价:“当时,楚霸王项羽不听从范增的劝告,在宴会上轻易地放走了刘邦,最后落了个自刎乌江的下场,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学教材如此,大学教材也作此论。郭兴良、周建忠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上册)就有这样的字眼:“项羽头脑简单,缺少谋略……”“因骄傲自大,缺少政治头脑而又不听臣言,最后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被迫自刎乌江……”可以说,大多数史论家几乎众口一词认定项羽鸿门释刘是一个战略抉择的错误,埋下了最终失败的祸根,鸿门宴是项羽由辉煌走向人生末路的转折点等等。

  

  

  产生上述误读,原因很多,除了项羽自身性格复杂的因素外,还同根植于人们心中“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传统观念有关。项羽因为最终失败,人们才把他在鸿门宴上的表现贬得一钱不值;
设想一下,假如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是项羽,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也许鸿门释刘成了项羽的一则美谈。其实,细读《项羽本纪》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虽然对项羽的失败表示了惋惜之情,对项羽的一些言行也有微词,但司马迁从头至尾没有否定项羽在鸿门宴放走刘邦的行为,也没有肯定放走刘邦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尽管鸿门宴结束时,有范增骂项羽的话:“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将为之虏也。”但这只能作为司马迁秉笔直书的佐证,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否定项羽的根据。纵观《史记》,司马迁对范增这位自以为是、倚老卖老、越俎代庖、不顾大局、气量狭小的谋臣并无多少好感。

  

  

  我们知道,某一特定对象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点都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说鸿门宴与楚败汉胜的历史结果无关,但绝对不是主因。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背关怀楚,即是说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
其二是放逐并杀害义帝,因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
其三是迷信自己气力而不学古代圣君以德感人。由于项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传统,即英雄时代的传统,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国家动荡之际,他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却不可能“马下治天下”,于是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因此,项羽之败不在鸿门宴放走刘邦,即使刘邦命丧鸿门,也会有“李邦”、“王邦”的出现。另外,司马迁确实写出了项羽身上种种性格的弱点,但这主要不反映在《项羽本纪》中,更不体现在鸿门宴上。司马迁为突出人物的某种个性和避免叙事的重复,首创了“互见法”。就写人说,即将人物的主要性格和经历的重要事件写在本人的传记中,次要性格写在相关的别人的传记中。从全书说,人物的性格仍然完整。如在《项羽本纪》中,突出写项羽的主要性格,作为英雄本色表现出作战勇猛、为人豪爽直率等。而项羽一生重大事件是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至于他性格的其他弱点,则见于《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作品中。因此,我们不能把项羽身上的某些性格弱点强加到鸿门宴中的项羽之身上。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鸿门宴上的项羽呢?又该怎样评价项羽放走刘邦的事件呢?这必须从《项羽本纪》的整体来把握。只有联系项羽叱咤风云的一生,甚至联系他的家族盛衰,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一般人看来,项羽是个性格残暴、动辄杀人的武将,死在项羽手中的人何止千万。但项羽杀人是有他的原则的:只要是阻挡他灭秦兴楚的复仇事业和雄霸天下的壮志的人,无论贵贱,无论强弱,无论老少,他都毫不心慈手软,彻底予以毁灭。这是因为项羽是在一种浸淫着复仇氛围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史载,从春秋中期开始,楚国称霸中原;
后来虽然走向式微,但即使是在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楚国和秦国也一样最具备统一资格。然楚国最终被秦国消灭。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楚国人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心中一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项羽不仅是楚人,而且是楚国贵族的后代,他的祖先世世代代为楚将,祖父项燕为楚战死,因此他的家族与楚王朝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楚国虽然覆灭,但项氏并没有停止复仇的活动。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吴中宾客和子弟,项羽说秦始皇可以取而代之等,都是这种复仇情绪的具体表现。项羽可以说是集中了国仇与家恨于一身的人物。一百多年的仇恨,一百多年的血泪,强烈的复仇怒火与个人野心相结合,铸就了项羽这样一个以暴抗暴的英雄(参见陈桐生著《〈史记〉名篇述论稿》,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说,项羽毕其一生,只为着复仇与称霸两个目标而奋斗,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这两个目标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陈涉起义爆发后,项羽在叔父项梁的安排下,以迅雷之势杀死会稽郡守及府中反抗的兵士,夺取政权,开始了他雄心勃勃、喑恶叱咤的一生。当号称卿子冠军的上将军宋义奉命救赵,却停留四十余日,徘徊观望,使抗秦事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果断地杀掉宋义,排除了进军的障碍,以勇冠三军、破釜沉舟的气势,击败秦军主力,扭转了局势,为最后灭秦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当他发现秦国降卒“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时,便毫不犹豫地下令“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如此一个杀人果决的三军统帅,为什么在鸿门宴上却轻易地放走了他日后的死对头刘邦呢?真是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占了上风吗?不是。因为,在项羽看来,刘邦并不是他实现目标的拦路虎,而且当时秦患未除,他还需要刘邦的配合,如果轻易杀了刘邦会引起诸侯的不满和恐慌,造成抗秦联盟的破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项伯的撮合和刘邦降贵纡尊的登门谢罪,项羽终于放弃剿灭刘邦的打算。应当说,这不是项羽的盲目,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明智的决策。

 

  

  当然,我们无法讳避历史的最终结果,不能不承认项羽没有及时识破刘邦的野心,但我们同样不能因此责备项羽鸿门释刘的行为,不能因此就认定鸿门释刘是他目光短浅的表现。统览《项羽本纪》,我们看不出项羽是个政治头脑简单的人,相反,他在许多问题上还颇有见地。请看他在杀宋义前的一段话:“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项羽识不破刘邦,只能证明刘邦伪饰技艺的高明,做假技巧的高强,说谎本领的高超。碰上这样一个“三高”型的政治流氓,项羽又岂能奈他何。这正如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楚汉之争,实际上是“狐狸同狮子的斗争,是小人同君子的斗争”(见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著名的片断——煮酒论英雄。曹操青梅煮酒与刘备高谈阔论天下英雄,实际上是曹操在试探刘备是否具有称王的野心和本领,而刘备也深谙曹操的心计,小心应付。当曹操说破天下英雄“惟汝与孤耳”的时候,刘备大惊失色,连筷子都掉落地上。幸而一个惊雷帮了刘备的大忙,骗过了曹操。曹操认为连一个惊雷都怕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放松了对刘备的看管,使刘备乘隙得以逃脱。曹操是何等人物,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的天下枭雄,也免不了上当受骗,更何况其他人呢?纵观《史记》中刘邦的种种卑劣表现,其伪善奸诈绝不在刘备之下,而于政治谋略曹操自非项羽可比,如此,欲使项羽在鸿门宴之时就识破刘邦的政治野心,岂非强人所难。如果我们联系韩信的悲剧,就更能证明这一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在击败龙且后,项羽曾派武涉劝说韩信:“且汉王不必,身居项王掌握之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后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可以说,这番话表明项羽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才彻底认清了刘邦的真面目,看到了他的勃勃野心。可惜,精明如韩信者,却惑于刘邦的伪善,在蒯通的精辟分析后,仍然坚持:“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而拒绝了蒯通的建议,最终落得个命丧长乐钟室,三族尽数遭戮的悲惨结果。韩信死前才大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也许有人会因此证明项羽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因为,即使项羽没有看穿刘邦的政治野心,但范增很清楚,而且劝说项羽:“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之气也。急击勿失。”应当承认,项羽的失败与其不善用人密切相关。司马迁在《陈丞相世家》中,就借陈平之口指出:“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但不能因为鸿门宴上他不听范增劝说就给他戴上“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的帽子。一方面,项伯也是项羽的高参,项羽对其言听计从,有他从中调停,项羽不能不加考虑;
另一方面,范增进言不当,他没有提出足够有力的证据说服项羽,而且鸿门宴上未经项羽同意,便擅自叫项庄舞剑,借机刺杀沛公,这无疑是给项羽难堪。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项羽所不允许的,若非项羽尊范增为亚父,凭项羽的性格断没有范增的好果子吃。更主要的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项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放刘邦无非是为施恩,以使刘邦能继续助其一臂之力,从而彻底摧毁秦王朝,建立自己的霸业。而事实上,项羽的这两个目的都已经达到。反之,如果项羽杀了刘邦,引起内讧,则项羽即使有“力能扛鼎”之气,“勇冠三军”之势,恐怕连一个愿望都难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最终的结果应验了范增的预言,就全盘否定项羽的决策。其实,项羽这个人也并不是完全不听范增的,在称霸后,他便与范增暗中商量,立沛公为汉王,并“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再如“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急围荥阳。”由此可见,项羽并不是冥顽不化不听劝告的人。其实,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哪怕是黄口小儿的话,项羽也肯听。例如,当项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下外黄,大怒,欲活埋城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这时候只有十三岁的外黄令的小儿子劝说项羽道:“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羽听从了他的话,赦免了当坑者。结果“东至睢阳,闻之皆下项王”。相比之下,沛公也并不比项羽更能听从谋臣之言,如他在攻入咸阳进入秦宫后,对宫室里数以千计的帷帐狗马重宝妇女贪恋不已,想要住在里面,樊哙谏沛公出宫,沛公不听,若不是张良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沛公就会授项羽以口实,就不可能有鸿门宴的有惊无险的好运了。同时,刘邦也经常听信小人之言,除了鸿门宴中提到的“鲰生说我曰:‘拒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外,在《留侯世家》中还提到他听信郦食其的馊主意,准备“复六国后世”,只是在张良说出八不可的理由后,他才如梦方醒,“啜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可是为什么没有论者批评刘邦不善纳谏呢?是不是刘邦是胜利者,就可一俊掩百丑了呢?   

  

  还有论者认为项羽鸿门释刘反映了项羽宅心仁厚的性格,这是很有道理的,正如范增对项庄所言“项王为人不忍”。但我们反对把项羽的这种率性之仁归结为妇人之仁。作为一名横刀立马、杀伐疆场的武将,项羽称得上是性情中人,他不会像刘邦那样惺惺作态,也不会干出刘邦那种让两千妇女穿上铠甲,引诱项军,自己乘机逃脱的卑劣的行径,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把亲身儿女推下马车……项羽光明磊落,敢爱敢恨,杀人如麻与怜民若子有机地统一在他的身上,因此,才会有分食推饮的举动,才会见伤病者而落泪,才会演出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项羽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楚汉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虽然他的这种想法未免显得幼稚,但他的一颗爱民的仁心却跃然纸上。遗憾的是他徒有怜民之心,却无爱民之策,也乏收买人心之术,迷信武力,依赖杀伐,最终葬送了大好前程。总之,项羽性格中有残暴的一面,但他要杀的是那些他认为该杀之人,包括一切阻碍他的事业、触犯他的尊严的人。而鸿门宴上刘邦一无破坏他的大计之行,二无忤逆他的意志之言,刘邦是那么“诚惶诚恐”地谢罪,那么“诚心诚意”地解释,项羽又有什么理由置他于死地呢?项羽如果此时拔剑相向,就不是那个既刚烈如火又柔情似水的项羽了。

  

  

  项羽的“仁”还要和他的“义”联系起来分析。项羽生长在楚国项氏大族,他的早年生活环境也就是这个宗族社会,培养了他“言必行,行必果”的诚信守义知恩图报的品质。例如在项羽夺取天下后,凡有恩于项氏家族的一概得以重用;
再如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刘邦派侯公劝说项王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羽答应后,便归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并带兵解围离去。也许我们会指责项羽的轻信,但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正因为项羽的这种仁义之举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

  

  

  由此,我们就不难解释项羽鸿门宴上不杀刘邦的另一个心理动因——义。刘邦从项梁起事开始,便紧跟着项氏集团南征北战,抗击秦军。刘邦曾和项羽联手攻打城阳、定陶、雍丘、外黄……可谓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战友”。在项羽看来,刘邦是有恩于项氏家族的;
其次,怀王曾与诸侯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尽管灭秦的真正功臣是项羽,但毕竟先入咸阳者是刘邦,项羽欲攻刘邦已是背离自己的信义,如今刘邦前来谢罪,俯首称臣,此时若再杀刘邦更是有违自己的良心,这是项羽所不能接受的。项羽宁可在战场上与刘邦一刀一枪地拼命,也不愿玩弄这种不仁不义的阴谋来战胜对手。因此,他才不理睬范增的多次暗示,才宽容了樊哙的不恭,甚至产生了英雄相惜的情感。中国古代真正的英雄豪杰都是义薄云天之人,如关云长之义释曹操就是生动的一例。司马迁所要高度评价的正是这种仁义精神。因为当初司马迁因李陵之祸遭受宫刑时,多么希望能有项羽这样的英雄相救,然而,当时他身边的所谓知交却一个个离他而去,坐视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可以想见,当司马迁在刻画项羽的时候,对于那些明哲保身之徒是怀着极大的愤慨和不齿之情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需要澄清,不但教学参考书,连许多《史记》研究专家都认为项羽轻易地说出内线曹无伤,是项羽最大的失败,是他性格中轻率大意的典型体现。那么曹无伤究竟是不是项羽的内线呢?我们来看一看曹无伤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告密”的。据《高祖本纪》载,项羽“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遂到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于项羽曰……”这段记述充分说明曹无伤并非项羽内线,曹的告密是在项羽准备发兵攻打刘邦以后,因此,他的告密不过是一种邀宠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卑劣行径,客观上只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在项羽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小人,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就根本没有保护的必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项羽不杀刘邦是基于他的英雄心理,或者说是建立在他对自身勇气充分自信的基础上的。确实,项羽从会稽起事开始,攻城掠地,拔营下寨,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怕”字,诚如他在垓下之围后对他的手下所言,“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即使他只剩下二十八员骑兵,仍能在汉军的重重包围中左冲右突,斩兵杀将,如入无人之境。这种惟我独尊、谁与争锋的气势,足可撼三军,动天地。虎狼之秦尚不在他眼里,区区刘邦又岂在话下。那么,这种勇气是否如人们所评论的那样是盲目的、逞匹夫之勇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连刘邦自己也多次承认不如项羽,韩信也认为刘邦善用人但不善打仗,没有多少军事才能。事实上,楚汉战争爆发后,项羽仍有多次消灭刘邦的机会。一次是在彭城之战中,汉军大败,逃至灵璧东睢水上,结果不是被楚军所杀,就是跌落睢水,睢水为之不流。楚军将刘邦团团围住,眼看刘邦插翅难逃,谁知“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砂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这一役刘邦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差点儿女不保,而太公、吕后则被楚军生擒。第二次是项羽为救彭城,追刘邦至荥阳,并夺取汉军供粮通道。虽然刘邦用陈平计离间了项羽与范增,但楚军仍将刘邦死死围住,最后刘邦只有通过牺牲城内两千女子及将军纪信,带数十骑从城西门悄悄出逃。由此可见,当时的项羽完全没有必要采用暗杀的手段来消灭刘邦。如果不是他在其他方面的失策,如焚烧阿王宫,动辄屠城,所过无不残民,放弃关中四塞之地而东归彭城等,他完全有能力控制刘邦。因此,他的英雄心理是有相当基础的,并非妄自尊大。

  

  

  总之,项羽虽然失败了,但罪不在于鸿门宴放过刘邦,相反,鸿门宴对项羽的刻画虽然着墨不多,却让我们看到了项羽的智、仁、义、勇的一面。如果说刘备释刘璋为仁释、关羽释曹操为义释、孔明释孟获为智释,那么,项羽之释刘邦不但总其所有,更添一条——勇释。也正因为如此,项羽的悲剧才显得如此悲壮,项羽垓下被围才那样使人扼腕叹息,而其乌江自刎更使读者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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