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毛泽东：《毛泽东自述》

　　毛泽东没有写过什么自述、自传之类。在其体制下，尽管普通国民很难拥有个人权利和私密性，但高级领导人、特别是领袖人物的家世背景、身体状况、生活习性等却都属于重大机密，公开什么、何时公开等等都取决于政治需要。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6年增订再版的《毛泽东自述》，是毛几次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问答，其中最具自传性质的是1936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另外，1966年给江青的信和1976年6月就交班问题对华国锋等人谈话，也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毛泽东自述。

　　１、父亲

　　童年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一生，可能会因人而异。自20世纪初诞生了心理分析以来，童年经验被广泛引入对历史人物的解释之中。对于像毛泽东这样自信自是、个性强悍、思想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人来说，“自我”的塑造完全可以追溯到他的早期。在回顾童年时，毛主要谈了两种经验，一是斗争，二是怨恨。

　　在家庭生活中，毛和父亲就有过两次重要的斗争：10岁，不愿上学又不敢回家，出外流浪了三天。回家后，父亲的态度比过去稍微温和了一些；
13岁，父亲在客人面前骂毛懒而无用，毛回骂父亲并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要跳进水中，父亲软了下来，答应不打毛。毛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公开反抗可以保卫自己的权利，有斗争才有胜利，如果只是温顺驯服，父亲只会更多地打他。（毛泽东，1996：15─17）据说，毛晚年曾对身边的人说过：“我小时候，就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噢，你十五岁，我那时才十三岁，就反抗老师，反抗我的父亲，我父亲可是个严厉的人，可我有办法反抗他。”“小时候，我就有领袖欲。我父亲让我放鸭，我赶着一群鸭子，好神气噢，看到一群鸭子在我的驱赶下，噗噗下水，我心里就觉得我是在指挥千军万马呢。”（朱鸿召，2001：221）

　　家庭中时有斗争，社会更是贫富对立严重。对毛影响甚深的是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饥民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遭到拒绝后举行游行示威，结果是许多人被杀。这在旧时代并不是新鲜事。

　　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毛泽东，1996：21）

　　此后，韶山的一个哥老会员被地主和官府联合起来杀了；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分发生了粮荒，米商们仍然把米运到城里去，穷人们开始了“吃大户”的运动，并没收了米商的米。

　　反抗社会不公的青春冲动逐步被毛泽提炼为阶级意识和斗争哲学。1941年9月13日，毛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时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1982：21—22）阶级斗争确是马克思主义要义之一，但毛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就认定这四个字且终生不渝，当与其少年经验有关。

　　另一种经验是被人看不起以及因此而来的怨恨。1909年毛到邻县湘乡上学：

　　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 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 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

　　我被人看不起，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压抑。（毛泽东，1996：23）

　　嫌贫爱富，人之常情，但在毛这里，则又支持了他后来的阶级观点。应当说，在当时的背景下，毛的出生不算最差，他自己说是“富农”。这就有两种推测，如果他是最穷的，是连学都上不起的贫农，他的思想观念会是怎样？反之，如果他再富一点，完全感受不到他人对自己的轻视，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意识？

　　身居下位却又喜欢斗争，环境与追求都造成一种强悍的个性，毛终生好强爱胜，不甘失败或屈居人下。当代学者杨奎松介绍：“1925年，因与党内意见不合，他曾一度负气回乡达8个月之久。20年代末年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时，他与军长朱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时，他又先后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发生过争执。在一些中央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已’，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杨奎松，1999：531）闽西革命者傅伯翠回忆：“1929年5月下旬，在连城的庙前，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因为副官杨至诚分给毛委员的房屋不够亮堂，毛把杨骂得好厉害。我还听到陈毅当面对毛委员说：你这样爱训人，我都害怕。”（傅伯翠，2000：191）

　　革命不能不厉害，但这种厉害还须具有充分的社会基础。与其底层出生相联系的是，毛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小人物”、“下等人”、“穷人”、“被压迫者”的位置上，而与“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压迫者”保持天然的敌视和极端轻蔑，这种对立不一定是在政治/阶级的意义上对立。49年以后，毛对高级官员常常发出不满、反感和警告，也常常自我批评“官做大了”等等，赋予上下、大小、贫富等以一种感情和价值的含义，既满足了底层平民的心理需要，也引发了官员的心理紧张。

　　然而，不能仅仅根据毛在延安时期的回忆对他进行心理分析。由于延安时期毛把矛盾对立视为辩证法的核心，把阶级斗争视为共产党人的天职，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回忆，很可能因后见之明而具有选择性乃至解释性。他在家庭琐事的回忆中就加进了许多革命词汇，如党、统一战线、辩证斗争、间接打击等等。他很可能舍弃了童年时期可能有经验过的另一种感情，比如爱、慈悲、尊重等，这来自毛的母亲文七妹，一个“仁慈的妇女”和“虔诚的佛教徒”。同情穷人，慷慨厚道，常送米给上门讨饭的；
她也不赞成毛对其父亲的对抗性斗争。但这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对毛的影响，似乎只表现在毛后来对佛教有一定的尊重。革命领袖原不需要女性化的仁慈。

　　２、不安份

　　辛亥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弃武从学。但学什么呢？“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毛泽东，1996：29）他对学校的了解一是报纸广告，二是朋友介绍，其选择过程很能见出他的性格：

　　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食，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另一个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一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被录取了并在那里注了册。……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一块钱报名。……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我的下一个经历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毛泽东，1996：29─31）

　　转了一大圈，终于还是没有进学校。毛住进湘乡会馆，每天到省立图书馆去读书，主要是世界地理和历史。后来实在没有钱了，才又留意广告，考进湖南师范学校，“我在师范学校当了５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毛泽东，1996：32）从1913到1918年，这是毛一生接受的最正规、最完整的教育。警察、肥皂制造者、法律学家、经济学家、商人等等都曾向他招手，但毛终于成了一名教师──从小学教师到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最终的选择肯定是正确的，尽管毛受到广告和朋友的一定影响，但他从来无意成为某个行业的专职人员，他的理想不是技术性的职业。师范毕业后，他在教师的岗位上，主要从事的也是社会政治活动。而且，这个不安份的年青人实在是极有主见的人，即使没有明确目的，他也能很快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断。在其青年时代的读书笔记中，毛泽东明确而集中地表述了这种终生也未放弃的人生观：“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豪杰之士发挥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为豪杰焉。本性之外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拒之。”“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毛泽东，1995：186、218、230）

　　３、“对女人不感兴趣”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和朋友们聚集在“新民学会”中，以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所以他们在思想上都很认真，言行都有一个目的，他们不屑于议论琐事，更没有时间去谈女人或私人的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毛泽东，1996：35）

　　写于1923年、列为《毛泽东诗词》卷首的《贺新郎》一词的原稿中，也声称“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一边是救国救民的伟业，一边是买肉买菜的俗务，不但对照鲜明而且难以兼容，毛有理由对他的这位青年感到恼火。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革命家，即使是革命家也不可能永远不谈饮食男女。对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来说，言行的主要指向都无疑是饮食男女，他们不能不对女人感兴趣，不能不谈论买肉之类的俗务。毛个人可以对这些毫无兴趣，他的豪情壮心也令人钦佩，但不能期待所有人都对这些毫无兴趣，1958年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承认“不能天天搞高潮”（李锐，1999C：459）1965年7月，他在和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谈话中也说：“人们不愿意一辈子都搞革命。”（马尔罗，1999）毛后来的一系列极左政策有很多引发因素，青年时代这种慨然以天下自许的英雄气以及由此焕发出来的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钢铁意志，肯定也催化了追求伟大与显赫的热烈信仰，也妨碍了他关注世俗日常和民间人生。

　　“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想象所有的肉身凡胎都成为圣人；
“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意欲使所有芸芸众生都具有重于泰山的价值。但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所有人都成圣、所有人都重于泰山的愿望只能是空想。一定要坚持这种人生理想，结果只能是，普通人没有能成圣、没有成为泰山，却失去了普通人应当享有的那些卑微的却必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毕竟，尧舜只有一人，泰山只是一座。

　　其实，女人并不妨碍倒海翻江的革命伟业，重要的是不能让对异性的兴趣淹没对革命的热情。毛14岁时已经在韶山老家娶了比他大4岁的妻子罗氏，1910年春，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后，罗氏去世，毛则离家到长沙求学。有人考证，《虞美人•枕上》一词就是在罗氏去世后不久所作。（彭明道，2002）1918年新民学会期间，毛与一名叫陶毅的女士情谊甚深。据当年在新民学会工作的易礼容说，那首柔情万种的“挥手从兹去”的《贺新郎》就是赠给陶毅的。（彭明道，2001）1919年12月，毛率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在紧张的斗争中，他与杨开慧的爱情也迅速加温，并终于在次年同居结婚。1929年，远离杨开慧的毛泽东在忙于建立根据地的同时，与贺子珍也由战友而夫妻。1938年毛与江青结婚时，全民抗战的洪流正在展开。

　　４、教授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好感，常常报之以热嘲冷讽，起源与原因十分复杂。一般认为，毛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基于两个经验，一是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冷遇，二是30年代他受到王明等一批留苏的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的轻视。

　　1957年“鸣放”期间，统战部长李维汉受命组织座谈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李维汉，1986：833—834）“鸣放”是不是一开始是“引蛇出洞”，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罗隆基这句话肯定触痛了毛隐秘的创痛。

　　1919年，毛来到故都，由未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让他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毛泽东，1996：39─40）

　　说这段话时，毛还处于艰难困苦的创业时期，还没有49年后天南海北任意发挥的潇洒，这段话基本是事实陈述。尽管他对这一体验耿耿于怀，但到底承认了两个客观原因，一是这些名人们都很忙，二是毛的南方土话也妨碍了名人的倾听。只是刚好是这个小人物，30年后主宰了中国，主宰了一大批名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后来遭难的知识分子也许有理由责怪当时的那些名人：如果他们的态度谦和一些，如果他们屈尊与这个图书馆助理员多聊一下，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可能不那么酷烈。

　　假设不是没有意义。引领时代潮流的名人傲慢自负，固然说明他们的境界还不够高、做人上还差一个等级，但一个苦斗成名的人，在未成名的人面前摆一点架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布衣一生却心忧天下，“先父多年佩服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梁济在日记中记下此事。他死后，梁漱溟编辑的《梁济遗书》出版，梁启超读后即“深自咎责”。这里最重要的是，梁济不因梁启超的简慢而怨恨，“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梁漱溟，1987：78）

　　如果一个政治家根据自己对部分名人的印象就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判断，并据此制定国策，显然就有点意气用事了。1945年7月，傅斯年等人访问延安，当毛盛赞傅在“五四”时代的贡献时，傅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数日后，毛应傅请手书唐诗相送：“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尽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李泉，2000：267）傅把“五四”人物视为引发革命的陈胜、吴广，以刘邦、项羽的中原逐鹿比喻毛、蒋争雄，实有谦逊之意。毛接过话头，以“不读书”而自豪。

　　５、“恐怖的办法”

　　关于自己的思想历程，毛泽东有两个著名的说法。一是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启蒙读物：

　　1920年冬天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1996：45）

　　这个记忆是不准确的。1920年夏，三书的中译本还未出版。据李锐介绍：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8月出版的；
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是1921年出版的；
李季译的《社会主义》是1920年10月出版的。（李锐，1994：452—453）

　　二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的大杂烩。“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毛泽东，1996：41）“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且一般地赞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政纲。”（毛泽东，1996：44）直到1919年7月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毛还是反对革命的。他提出的问题是：民众联合起来后怎么办？一种选择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选择是温和的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的主张实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拼命的捣蛋”；
而克鲁泡特金却不急于见效，而是从平民的了解入手，提倡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最终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毛认为后一种主张意思更广、更深远，是中国应当走的道路。他“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不希望用暴力使动乱中的中国雪上加霜。所以在1919年12月的《学生之工作》中，毛还详细构拟了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

　　但毛的思想变动确实在1920年发生。这一年，他本着“湖南自治”的理想为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奔走呼号，却终以失败结局，这给他很大刺激：

　　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毛泽东，1996：44）

　　也是在这一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上海活动，陈独秀等人宣传列宁主义，毛的好友蔡和森从法国写信向他介绍俄国革命。

　　1920年11月25日《致向警予信》标志毛的转向：“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毛泽东，1995：548）事实上已有国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同年12月1日，毛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1983：6）革命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见直到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在中国出现的1920年，毛才逐步形成暴力革命的思想，接受他不久前还反对的“恐怖的办法”。

　　既然革命是其他道路走不通后无可奈何的“变计”，那么这个“变计”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毛一旦认准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的现实，就与青春期彻底告别，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坚忍不拔、毫不留情地使用“恐怖的办法”，把“变计”视作“必然”和“坦途”。改良主义的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之前的毛泽东，中国政治史上的毛泽东，只是革命领袖而不是改良主义者。

　　进一步的问题是，暴力革命如何进行？直到1924年上半年，毛在党内都是站在陈独秀一边，不同意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也不同意反对大地主的口号，因为农村的阶级分化还没有到这一步。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进行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阶级革命，共产党必须加入国民党。但这一年的下半年，毛回到湖南，组织发动了当地的农民斗争，并取得意料之外的成功。与时俱进，毛的思想也发生急剧变化，从此认识到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1927年1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际上提出了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的判断；
大革命失败后，毛在“八七会议”上提出只有枪杆子才能夺取政权；
秋收起义后带着队伍“上山”。──到1927年，毛泽东思想才趋向定型：农民革命、武装斗争、游击战略。

　　改良不成就转向革命，农民成功就彻底认同，革命者始终追求现实的成功。既然实践已成功地证明了它，它就是真理。毛的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经验的教条主义”，即把现实的成功抽象为绝对的理念，以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终生迷信斗争、革命、恐怖和群众运动。用胡乔木的话说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胡乔木，1993：265）

　　６、虚君共和

　　不管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个体独立和个性自由受到多大限制，毛本人却是个性极其自由、内在思想也比较丰富的。他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和控制严格的政治权威，但对中央政府的大一统实在很不满意。

　　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是毛自觉与苏联模式保持距离、提出自己思路的重要文章。在几个并举的方针中，有一个中央与地方并举的方针，要把工业部门的部分权力由中央下放给地方。他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有很大好处，但中央过于集权就限制了地方的发展。1958年2月18日，毛在春节团拜会上说：“中央集权太多，是束缚生产力的，……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薄一波，1997：823）同年6月10日左右，毛约李锐谈话时，“又一次提到‘虚君共和’四个字（南宁会议回到北京后，第二次找我谈话，就说过‘我是虚君共和’这样的话）。他认为中国大小同欧洲差不多，但是欧洲有30多个国家，我们四川一个省就比欧洲哪一个国家人口都多。欧洲自有史以来就不统一，各大小国家都独立发展进来了。我们的权力中央集中过多，要大大下放，这样地方才能相对独立地发展起来。”（李锐，1999C：2）

　　毛不是说说而已。1957年11月，国务院公布了由中央经济五人小组向全国人大第84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改进方案，把中央政府的一部分权力下放到省。跃进风遍刮之后，此一方案显得保守，次年4月11日，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把直属企事业单位的80％以及计划、商业、劳动教育等方面管理权下放给省。

　　大跃进落潮后的1959年，毛的语言变了：“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综合平衡”。“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该强调一下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薄一波：1997：828—829）1960年9月，中央建立六个大区，基本收回58年下放的权力，恢复到“一五”计划期间高度集中的状态。

　　但毛又不满意了。1966年3月他说：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虚，管方针政策，不管实，或少管点实。中央部门收上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去，连人带马都去。1970年在与斯诺谈话时又表示：

　　中国应该学美国那样把责任和财政分散到50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1996：213）

　　最高指示一发出，中央就照办。从1970年开始，大批中央企业，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国防企业都大批下放。一机部连一个企业也没有了。“文革”结束后，中央才又收回一部分。（于鸣超，1998：26）这就是“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循环。

　　如果追根求源，毛的这一观念并不仅仅是鉴于苏联教训，也与其早期思想有关。1936年他回顾说：

　　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倦。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裂。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毛泽东，1996：43─44）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为反对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发表宣言，不允许欧洲在美洲殖民，美国亦不干涉欧洲事务。“门罗主义”即孤立保守主义，毛把它中国化为“湘人治湘”，各省自治，中国成为一个联邦国家。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与此相关的文章甚多：

　　湖南人再进一步（1920年6月11日）；

　　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年6月18日）；

　　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３日）；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９月５日）；

　　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1920年9月6日）；

　　湖南受中国之累的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年9月6、7日）；

　　“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1920年9月26日）；

　　再说“促进的运动”（1920年9月28日）；

　　“湘人治湘”与“湘 人自治”（192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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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治”与半“自治”（1920年10月3日）；

　　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1920年10月7日）；

　　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

　　毛1939年对其青年时代的“自治”观念的解释是对北洋政府感到厌倦，不过它事实上确也包含了他青年时代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比如上述文章经常提出这样的意见：“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组织。在沙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他不仅主张建立“湖南共和国”，而且“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个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他这时的理想国家是德国、瑞士：“瑞士为吾侪‘理想湖南’之影相”。

　　从早岁的“湖南独立”、“各省自治”到后期的“虚君共和”、发挥地方积极性，毛的思路极为连贯。但在其乾纲独断的政治实践中，他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中央集权。这首先是因为他对“虚君共和”并无具体的制度上的安排，《论十大关系》也不是操作性强的政策，“一方面”、“另一方面”理论上很全面，但中央和地方究竟怎样分权并未厘析清楚；
中央的“虚”被他解释为“只管政策”，如果所有政策都由中央统管，地方又怎能有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就是在大量下放企业的大跃进时代，毛也强调“大权独揽”，不但地方没有多大权力，连国务院和中央的各部委也都直接听命于他一人。

　　然而，不能因此以为毛的“虚君共和”是假话。重要的是，在毛的词汇中，“君”的意思是中央政府。49年以后，毛对他领导的中央政府越来越不满意，多次说真理不出在北京而出在地方，比如“人民公社”的“真理”就首出在河南，“文革”的“真理”就首先出在上海。此一策略是“挟地方以令中央”：当中央逐步“虚”下去之后，领袖的权力却越来越“实”起来。

　　７、生产力

　　49年以后，毛泽东的雄心越来越大，步子越来越快，不断通过高潮迭起的运动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所有制的变革，实际上是以“唯生产关系论”反对“唯生产力”论。除了种种政治上的考虑和当时形势的影响外，在毛本人究竟有没有什么依据？

　　1936年毛对斯诺说：

　　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毛泽东，1996：125）

　　中国生产力受到压制是事实，通过调整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可以提高生产力也是可能的，但这个提高不是无止境的。比如说，一个农民没有土地，只能为地主扛长工，地主可能对他不好，加上这个农民不认为是在为自己干活，因此他就不会认真种田，得过且过。这样，这块地的收成就不会好。反过来，通过革命把地主的地分给这个农民，他为自己干活，起早贪黑，精耕细作，收成可能比过去好得多。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确实提高了生产力，但这个提高仍然是有限的，它要受到土壤、气候、投入、生产技术及其他诸多条件的限制。无论生产关系如何革命，生产力的水平在特定时期总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增长，更不会像大跃进时期宣传的那样一亩小麦打几万斤。毛确是农家子弟，但13岁离开小学后不久，他就“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毛泽东，1996：19）他没有真正的农民生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更多地关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约束，较少注意生产力自身的限制。李锐指出：“毛泽东过分强调意识的作用，后来发展到意识决定存在。‘大跃进’，根本不顾客观条件。蛮干。经济政策不从客观经济基础出发。”“毛泽东片面强调斗争性，夸大主观、精神、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生产关系变动频繁，造成很大破坏。他不大懂得生产力，对自然科学并不重视。他的得意创作是阶级斗争哲学，老抓暴力、斗争、运动”。（李锐，1999A：69）

　　８、“无法无天”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次年4月30日，斯诺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题为《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当他亲切地送我到门口时，他说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实在是很简单的。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罢了。”

　　毛确带伞旅行过，但他不是云游四方的和尚，而是去安源发动罢工。──这是“文革”中一幅名画《毛主席去安源》的主题。此一颇具浪漫凄清之风的话语，其实是斯诺的误译。据熊向晖介绍，毛的原话是：“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熊向晖，1999：220）

　　“无法无天”本是个性独立、胆大妄为的意思。托派成员郑超麟对毛了解不多，但毛的独特个性给他很深印象：“他是个独立的人，他有独立的见解和主张，与当时共产党其他领袖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个轻视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领袖；
他不仅轻视工人运动，而且轻视一切与‘枪杆’无关的运动。”（郑超麟，2004上：329—330）不过毛的“无法无天”还有一层实有所指的意思：法律没有多大作用。

　　法律对革命家是没有什么约束力的，革命就是破坏现行秩序。毛作为一个革命家的特点在于，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他也无意于认真建立一套法理秩序。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出语惊人：“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事，开始都是违法的。”（李锐，1999B：182）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就这样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治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1400多人的大会（即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引按）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个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养成了习惯才能遵守；
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李锐，1999C：13）

　　“无法无天”不只是毛个人的思想。在毛说话时，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反’，报上一登，全国展开。”（李锐，1999C：13）

　　两个主席都不把法律当回事，这就难怪“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历史，说白了就是国家最高领导带头破坏宪法的历史，这就是公然宣告的‘无法无天’。”（李慎之，2000：384）胡乔木1961年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说：“农民说过去对打死一个人不管怎样都要验尸，现在连这些事都没有管了，觉得我们现在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太随便了。”（胡乔木，1993：376）

　　法律真是这样无用吗？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社教问题，邓小平认为是一般的工作会议，不必惊动毛泽东，所以在报告此事时顺便说：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12月20日的会上，毛大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没有附合，反而频频插话表示不同意见。12月28日，毛带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和《宪法》到会，说：“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金冲及，1998：969—970）当然这不是事实，刘、邓尽管与毛意见相左，但他们不会有胆量和权力剥夺毛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的权利。此论一出，与会者极为紧张，毛、刘失和公开于党内高层。

　　1966年8月5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在中南海被打得鼻青眼肿后被关押。此时，他想到了《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有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是要受法律的严厉制裁的。”（金冲及，1998：1067—1068）无论怎么评论“文革”，但“文革”是“大家去办”、是投入人口最多的运动是无疑的。按照刘少奇８年前的说法，“大家去办就是法”，“文革”当然也就是法，还要到那里去讨权利？

　　毛、刘都是在感到某种权利被剥夺时才想起中国还有一部《宪法》的。在他们一言而为天下式，不断用某句话、某个会议、某个决议取代法律的时候，《宪法》之于他们没有多大意义。当他们对法律随意嘲讽时，没有想到小民百姓无边的苦难和无告的冤屈需要法律来保护，更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需要《宪法》。如果法律不能保障普通人的权利，那它就不能保障国家主席的权利；
而毛之所以能稳坐钓鱼台，依靠的并不是他拿在手里的《宪法》。刘少奇不明白，在非法制的秩序中，只能有一个人可以“无法无天”，所以毛可以不把法律当回事，刘却没有这个权利：他无视法律的权利是毛泽东赋予的；
他的国家主席的尊严、他的公民权利等，也都是被给予的。刘的结局，1957年“鸣放”期间，老报人顾执中就预言过了：“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例如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际上许多现象都不是这样。第八十九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或检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想当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大家都愿意为保护宪法而斗争，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捕人，拆信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顾执中，1957）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走向法制。动力之一，是许多领导人在“文革”中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比如主持立法工作的彭真副委员长，“曾有知情者透露，许多法律条文，尤其是关于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原则，都是彭真‘文革’时在监狱里反复考虑过的。”（阎国、汪晓晖，1997）

　　９、个人崇拜

　　“文革”中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毛泽东对此有三个独特的看法：

　　一是把个人崇拜工具化。1965年，正是毛准备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告诉斯诺，赫鲁晓夫先生的倒台，大概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赫鲁晓夫下台是否因为没有个人崇拜姑置不论，但毛从中得出的教训之一，是把自己至上权威建立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中国政治没有民主传统，宪政体制稍一尝试即告失败，从此一边恣意唾弃腐朽的自由主义、民主政体，一边建立起以领袖为中心的权威主义、集权体制，领袖的崇高事功和神圣光辉就是他的合法性、合理性。个人崇拜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是一回事，但毛认识到在革命体制下，不搞个人崇拜就要下台，却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很显然，当刘少奇等人在60年代的调整明显使毛难堪时，毛正是依靠个人崇拜所建立的巨大威望才战胜刘少奇的。所以毛不讳言个人崇拜是一种政治工具。1970年他和斯诺谈话时，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文化革命期间曾有必要采取这种讨嫌的做法，并且预言这种做法将逐渐改变。”“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毛泽东，1996：207—209）是降温而不是清除，因为他还不想退出政治舞台。

　　第二，把个人崇拜等普遍化。在毛的公开言论中，个人崇拜其实简单得很。1970年他对斯诺说：“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各个州的州长、各届总统和内阁各个成员没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有人愿意崇拜别人。……如果没有人读你的书和文章，你会高兴吗？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嘛。”（毛泽东，1996：209）类似的话毛说过多次，尤其是1958年成都会议上“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的议论，影响极广，“领导班子”从此成为领导机构的代称。有“班子”就要有“班长”，班长就要有个人崇拜，从生产小队到中央，有多少班长就有多少个人崇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如果领导者的威信、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读者对作家的信任等等都是崇拜，那个人崇拜就真的是无处不在、无法避免。毛没有注意区分的是，政治上的个人崇拜与读者对作家的崇拜完全不是一回事，后者对双方都没有害处，前者却导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

　　第三，把个人崇拜真理化。1958年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中，为什么不崇拜呢？……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李锐，1999B：188）但谁来判断真理与否？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下，权力的大小常常与是非标准混在一起。既然毛的话“句句是真理”，那就只有崇拜毛。1965年9月，毛泽东至少在口头上承认真理可能在彭德怀手中，但他并未因此就崇拜彭德怀。

　　10、原子弹

　　1946年毛泽东在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虎”的论断，认为原子弹也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纸老虎。“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1996：298）

　　一两件新式武器当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原子弹决不是纸老虎。这是赫鲁晓夫和毛争论的问题之一，毛不是即兴之论，这当中有他的一贯思想：中国人多，不怕死。

　　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说：有人告诉他，原子战争打起来，全世界现有的27亿人都会死绝的。他就不信。他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再多一点，“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多，一定还要多。”

　　1958的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说：“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道死多少，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十九亿人，还有九亿多人，九亿人也好办事，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李锐，1999B：390）

　　1958年9月，毛写信给赫鲁晓夫：“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杨奎松，2001：440）

　　这观点没有多少根据。第一，全世界死掉一半人是否就能社会主义化？第二，如果要死掉一半人来实现社会主义，那么人类为什么还要来追求社会主义？以为只要全世界社会主义化，再多的人死了也是值得的观念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无论是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它的理由都只能是为国民谋利益，使国民生命安全、生活幸福，事实上中国革命也是以此为号召的。一旦把革命和社会主义抽象化为绝对目的，甚至不惜死掉一半人，这就把手段与目的混淆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赫鲁晓夫说得合理一些：“我不同意说什么一旦发生战争多少人会死亡，多少人会活下来。……我们要为人民着想，人民是怕战争的，他们不要战争。”（杨奎松，2001：456）任何战争，只有在通过少数人的死亡可以换得大多数人的生存的意义上，才是值得的。

　　“纸老虎”是一种宣传，毛知道原子弹确实能大规模地杀伤人。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毛估计可能爆发核战争，明确讲：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10月14日，毛去了武汉，16日林彪去了苏州，留京的周恩来等人则转移到可以防御原子弹的西山战备指挥中心。

　　1965年，斯诺对毛说：“有人引用你的话，说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所以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害怕原子弹。别的国家可能全部被原子弹消灭，中国还会有几亿人留下来，重新再干。这种报道有根据吗？”对于一个对生命有完全不同看法的西方人，毛当然不便直接同意，但也没有否认，而是反问：他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说这番话的？他不记得说过那样的话，但是他可能说过。（毛泽东，1996：190─191）不是可能，而是确实说过。

　　11、黑话

　　1966年7月，正在酝酿“文革”的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这是一份披露其内心世界的政治文件。（杨继绳，1998：88—90）在“自述”的意义上，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对自我的分析：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则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虎气”即自信，“猴气”是不自信。从来宣传的都是毛的“虎气”，但毛本人确有自知之明：他也是有“猴气”的人。这是因为他意识到发动天下大乱的困难和不得人心。

　　第二是对个人崇拜的看法。此前林彪等人以大树特树的方式制造了空前的个人崇拜。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三百多个政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以上写的，颇有点接近黑话， 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说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

　　毛认为林彪“对于我起的作用”吹得太高，这样做可能使自己跌得粉碎。但此时他不想给个人崇拜降温，因为不能给右派提供武器，而需要通过对自己的迷信来支持左派发动“文革”，个人崇拜是他的政治工具，即使明知自己不那么伟大也要这样“吹”。

　　第三是对身后事的预测：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是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毛预料是正确的：右派（老干部）和左派（林彪、江青）之间的生死较量确实惊心动魄；
双方都利用了毛的话，“语录仗”是“文革”的一大景观。毛的预料又是不正确的：左右斗争的结局并没有按他的预想，说这话的10年后，收信人、也即他的左派妻子被捕；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能容忍“左派”的行为。

　　从60年代中期开始，毛频频表达对身后事的不放心。1966年6月10日，他在与胡志明的谈话中发表了与给江青的信中同样的观点：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现在看都喊‘万岁’的。……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是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薄一波，1997：1207）不过说是这样说，当时他肯定没有想到叫他“万岁”的林彪真的“靠不住”。

　　12、猴气

　　1976年6月，重病在床、头脑却极为清醒的毛泽东对华国锋等人交代后事：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杨继绳，1998：2—3）

　　除把日本请回老家去有蒋介石的一份功劳外，这一自我分析是准确的。毛从来都是“虎气”为主的，但对其殚精竭虑发动的“文革”却总是忧虑甚深，用胡乔木的话说，首先是革命的对象不明确，把刘少奇打倒是肯定的，但这场革命的对象毕竟不仅是一个刘少奇。“既然要搞一个革命，那就要把革命对象弄清楚，不能一个个搞清楚，至少也要搞清楚几个。可是‘文化大革命’直到最后，一个都没有搞清楚，一个都没有找出来。……后来，在九大讲话时，毛主席说，这个革命与过去革命战争不同，过去南征北战，敌人很明显，所以仗好打，现在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弄不清楚。毛主席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就来发动一个革命，这一点就说明荒唐到什么程度。”同时，革命要依靠的力量也不清楚，“要革命，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来革命，毛主席也不知道。毛主席有个谈话，他说，我开始曾经把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红卫兵）身上，后来，感觉到这些人也不行。那么，依靠谁呢？他就没有答复”。（胡乔木，1993：141—142）最重要的，也许是毛对“文革”的不得人心有一些感觉，所以才要在发动时给江青写信说“黑话”；
10年后又承认拥护的人不多。外表“虎气”十足，内心却不乏“猴气”，似乎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毛以一个英雄的过人胆识酿就了最大的悲剧。

　　13、只有一个毛泽东

　　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并不因其死亡而永远下场，仅仅由于他生前未发表的著作的公开，就可能使他再度亮相，后人会重新编排他的角色，发挥他的意义。最突出的要算马克思。20世纪30年代，一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此后又被伯恩斯坦等人长期隐匿的1844年写于巴黎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苏联和德国整理出版，“马克思第二次降世”、“两个马克思”的观点迅速播散，“从风尘扑扑的斗士到愤世嫉俗的道德家”，马克思如果不是换了至少也是多了一副面孔。戏还未演够，70年代，马克思在1879─1882年间阅读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等人类学著作时所做的笔记和摘要公开发表，“第三个马克思”──一个结束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题，转而对行将毁灭的古老文明的“崇高”忧思缅怀的马克思，又一次降临现代世界。“马克思”一名终于要用复数了：1、经济学家、革命家的马克思；
2、道德家、人道主义的马克思；
3、人类学家、浪漫主义者的马克思。

　　马克思的“新生”无论幸与不幸，他本人都很难为此负责。历史演员与粉墨红伶不同，至少在主观上，他们只想演好一个角色，唱好一台戏。否则，他就会被赶出舞台，“此生”都不再有观众，遑论“新生”？毛泽东以其巨大身影覆盖了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不但主宰了几亿人和数代人的命运、思想，也顽强地拒绝后人对自己的改塑。近20多年来，毛生前从未公开的读书笔记大量公开面世，读者从此更多地认识了毛泽东：青年时崇拜过曾国藩；
曾给杨开慧写过两首缠绵悱恻的情诗；
在指挥三大战役的紧张时刻，和吴晗讨论元末革命和尚彭莹玉的下落；
代章士钊拟就《逻辑指要》的再版前言；
58年和刘少奇讨论贺知章在外居官时带不带家属的问题，等等。通过这些，毛的形象更加丰富、更加立体、更有人情味了。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能使后人修正毛的既定形象及其思想体系的“范式”和“硬核”，更谈不上可以从中读出“第二个毛泽东”。以毛这样一个天纵之才而又遭逢世变之亟的动荡岁月，其个性人格和思想学说本该有多少剧变和反复！令人惊异的是，从早岁笔记到暮年语录，毛的思维方式和人生哲学竟极为连贯，年青时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构想和后期人民公社、“五七道路”的实践，毁坏旧宇宙而得新宇宙的青春憧憬和晚年由大乱达大治的世界观，长沙时期“野蛮其体魄”与文革中的全民游泳，都何其相似乃尔，夸大精神、强调意志、好动爱斗、唯我独尊、任一已之心力主万姓之沉浮、反叛传统等等，一直存留下来，豪情依旧，虎气不减。严格地讲，青年毛泽东和老年毛泽东并不存在“断裂”，他的人格和思想有着高度的完整性，调整和变化的是策略、手段、工具。

　　乱云飞渡仍从容，风吹浪打我何惧。毛从少时代开始就很少委屈自己、很少改变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家，要在一个异常艰难的环境下成功地夺取政权，其政治理想和策略手段、公开目的和真正意图肯定是有距离而非同一的，政治上盛行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本质便是目的和手段的分离。毛的谋略和机心不在任何政治家之下，然而，就目前所看到的笔记而言，还不能说他的隐秘心理和公开角色有本质性背逆。在其大量个体性的聊天和阅读中，处处渗透的仍是他所理解的政治需要、革命精神、斗争哲学，与其公开的报告和文章是高度合一的。不但看不出翟秋白式的人格分裂，也没有马克思式的探索性矛盾，一些政治人物通常会有的二重生活，包括以家庭娱乐、休闲阅读来化解、乃至对抗政治生活的情形，统统不能在毛的身上发现。对他来说，晨昏静读无异战阵杀伐，古卷黄叶搅动着现实风暴。他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把何其芳编的《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以“暮春三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著称的《与陈伯玉书》一文，毛认为“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但他送给周小舟、黄克诚的动机，却是为了劝其“迷途知返”悔过自新；
1965年他支持有关《兰亭序》的真伪问题的讨论，亲自安排不同意郭沫若观点的文章发表，但其真实动机还是借此讨论“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纪红：2001）；
直至以评《水浒》读《红楼》来翻动全国，他的读书生活很少不纳入他的政治活动之中。古为今用、旧籍重解本为一种极其普遍的阅读习惯，但像他这样单刀直入，极少隐晦其辞，从不迂回曲折的，大概前无古人。用毛的语言，这叫“抓纲读书”。《红楼梦》的缱绻深情、人生忏悔，在毛看来不过是给“阶级斗争打掩护”；
吴晗的剧本写了罢官和分田，就一定是替彭德怀鸣冤。身居书海的毛泽东，仍然是一个朝堂之上的政治家。从而，一方面他确能见他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扩展了阅读和解释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其阅读活动单调化、实用化──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是斗争，万变不离其宗。也许处境、使命确实需要他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政治化，也许自信和权威使他觉得他说的都是真理，无需文饰和包装。1945年，尚处劣势的毛就不惮于公开自己笑傲秦皇汉武的豪气胜慨，49年以后更不讳言“阳谋”、“后发制人”、“为要打鬼，借助钟馗”、“掺沙子”、“甩石头”等克敌之术，公开欣赏秦始皇，坦然以“不须放屁”入其华美辞章──还有什么要欲说还休呢？在党内高层领导中，毛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坦率的。

　　但现象毕竟不是本质。毛根据政治的需要设计了自己的公开形象，在公众熟悉的毛泽东背后，还有一个或多个更本真、更隐秘的毛泽东。政治家有自己的艺术和机心，随着有关文献材料的公开，毛原来的构图会有很大的调整和补充，但这是公开形象与真实面目，是“阳谋”与动机的关系，它们虽矛盾而统一，是一个人的表里两面，而不是两个人。无论时局与时间如何变化，发现可以导致“毛泽东第二次降生”、“两个毛泽东”现象的遗作的可能性不大，毛泽东的思想史上不会有“手稿热”，无论后人对他解释和评价是如何的变化。

　　毛泽东简历

　　1893年12月生于湖南湘潭。

　　1911年在湖南新军当兵；
1913年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学习；
1918年夏师范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1920年秋在长沙创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任湘江区委员会书记；
1923年在“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秘书、中央组织部长；
1924年参与国共合作，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宣部代理部长；
1926年5月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1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7年5月在“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6月任湖南省委书记；
“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9月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部进入井冈山，先后任红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
1931年任中央苏区局代理书记、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1933年初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次年1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次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主席兼一方面军政委；
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3年3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直到1976年9月逝世。

　　参考文献

　　毛泽东：1996 《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

　　朱鸿召：2001 《延安文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杨奎松：2001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傅伯翠：2000 《忆红四军第七次代表会议》，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朱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李 锐：1994 《30岁以前的毛泽东》，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A 《毛泽东的晚年悲剧》，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

　　1999B 《大跃进亲历记》上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8年。

　　1999C 《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8年。

　　马尔罗：1999 《与毛泽东的会谈》，载《万象译事》卷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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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载广州：《粤海风》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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