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开始清政府也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现代化的挑战的意义，只是觉得又是另外一种传统的那种敌意，那种蛮族、那种入侵啊、那种挑衅，也只是这样等闲视之的看待它。而没有想到这次入侵是带来中国社会的一个变化，不仅仅是一种政权，不会是仅仅带来一种政权的更替，一种王朝的更替，而是带来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的一种变化。

　　这个说起来，还要从更早一点的时候说起，就是在乾隆58年，就是1793年，就是在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时候，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资本主义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商品要打通全世界的市场，它商品要扩张，它就想打开中国的市场。打开中国市场呢，它想和中国通商，因为当时中国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所以它当时以乾隆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了一个使臣叫做马格尔尼到中国来，提出要跟乾隆（见面），要和中国通商。那么中国的反应，就是说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就不需要互通有无。尤其中国觉得，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当时对世界的理解或者中国人长期的世界观，就是中国是华夏中心论。觉得中国是世界之中，中国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最发达的。那么中国周围的非华夏文明，都是一些蛮夷。当时称呼把南方叫蛮，北方叫狄，东边叫夷，西边叫戎。这都是带有一种歧视性的称呼，就是觉得他们应该被中国文明所教化。

　　但英国人还是不死心，因为中国的市场它觉得人口又多，地方又大，市场又大，还是想打通、打开这个市场。所以在嘉庆过了一些年以后，在嘉庆二十一年，就是1816年，又派了一个使臣叫阿美士得来中国，还是要求和中国通商，派驻使节。那么中国（的反应）也是不同意。

　　后来英国用鸦片，很不道德的用鸦片来打开中国的市场。大家知道，后来又发动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实际上是把中国被迫地拉入到一个现代化的竞争中。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尤其在开始的时候，在清朝，在近代，是一种被迫的现代化，是在一种充满屈辱的条件下来开始的历程。大家都知道林则徐，林则徐是鸦片战争中国一个很有名的将领。大家都知道，不要多说了。但是我们从他的奏折里，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一种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呢？比如说他的奏折中有一句，他说他准备和英国人打仗，说他“我准备了很多长的竹竿”。大家如果看过英军当时的图，他们的绑腿绑得很紧，他认为是他的绑腿绑得太紧了使他们的膝盖不好打弯。他说“我们准备了很多长竹竿，到时候一捅把他捅倒，他摔倒之后，他膝盖不能打弯就不好爬起来，这样我们就很容易打败他”。但是稍有交锋，林则徐就马上感到事情不是这么回事。碰到的这个敌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敌人。他也觉得很奇怪，我们必须了解它。所以他就让他的一个好朋友，他的幕僚叫做魏源，通过一些华侨，通过搜集了种种的报纸，外国的报纸或者是一些书籍，编了一本书叫做《海国图志》。

　　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最详细的介绍了外国，尤其是西方这些国家的情况的书。包括它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武器，包括世界分多少洲，这一类都介绍了。但是这本书在中国，它的命运很悲惨。因为林则徐让魏源编这本书是为了了解敌人，是为了启发中国民众。但是这本书他编出来之后，却受到了从上到下的强烈的攻击。因为当时中国观念认为中国，刚才说了，是天下的中心。很多人就攻击他说中国的文化这么优秀，你们还去了解、介绍这些蛮夷的书，这本身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不敬。所以为什么我们后来人，我们把林则徐称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是很了不起的。今天我们看这本书觉得很平常，但当年他们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所以这本书当时在中国阅读的人并不多。但是这本书马上传到日本，而日本呢，大家知道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一直是学中国的。这本书传到日本之后，在几年之内就翻版了25版。相反很多日本人，那些读书人是通过《海国图志》来了解到世界大势现在已经是什么样了。所以这本书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一种思想的启蒙。所以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一本中国人写的旨在启发中国人的书，结果却对日本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大家知道，日本恰恰是通过后来的明治维新国家变强了，从而走上了侵略，主要是侵略中国的道路。这不能不说这是一场历史的悲剧。

　　大家就可以知道，像这种状况，这就是当时的氛围。所以它不可能对这个变革有一个主观的认识，有一个很自觉的认识。但是随着太平天国的爆发，清朝的军队，大家知道都被太平天国打败了，或者说它的政府军队没有什么用处。什么“八旗”、“绿营”啊。恰恰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是靠一批汉族地主，或者说是汉族官僚。汉族地主他们的地方武装，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什么湘军、淮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它的一个重要的后果，是使汉族地主开始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就是清朝的权力往下移，从它的满族贵族手中开始转移到汉族的官僚手中。降到了这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官员的手中。他们这一些人恰恰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感到了现代化武器的厉害。他们接触到了西方的现在的船坚炮利，他们觉得中国也应该走上这一条道路，也应该造船、造炮，于是就开始了“洋务运动”。

　　那么这个“洋务运动”，大家现在认为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造船、造炮、修铁路，这是哪个政府都应该做的事。但是在当时，这也是个被很多人视为大逆不道的一个事情，也是冒了很大的阻力。所以洋务派每做一件事，都是冲破了重重阻力。比如说要建轮船，要大机器生产，那么中国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很有势力的。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认为那些机器只是一些奇技淫巧，反而对人心是有害的。尤其这种东西是从外国传过来的，你学这些东西是以洋人为师，是以洋人为父，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因为我们称之为华夏。

　　所以修铁路经过了好多次的争论，经过了非常多次的争论。大概是从我刚才说的，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提出来的，最后是到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修铁路，这时候关于是否能修铁路才有一个说法，才批准正式的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允许修铁路。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二十年，当然这个时候清王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经非常的弱了，已经在逐渐的弱化了。而像李鸿章这一类的地方大员，他们权力越来越大。他们的权力大了呢，他们实际上没有等到中央政府对这个事情有个决断，是能修还是不能修。他利用他自己的权力，实际上他们已经悄悄地在全国各地，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之已修了一些铁路。最明显比如说李鸿章首先在唐山修了一段唐山到胥各庄的一段铁路，大概有七十多公里。开始的时候，他修这个是为了运煤，当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尤其（火车）跑蒸气要嗡嗡的叫，使当地的很多人感到很可怕。尤其是一些士绅，有势力的人也坚决反对。所以开始修这些铁路，他不敢跑蒸气机车，他要拉煤是用骡在铁轨上拉着车跑。

　　到一八八几年边疆的侵略，就是帝国主义俄国侵略。就是说修铁路运兵是最好的。你必须要运兵快，是以这个理由，（朝廷）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才同意修铁路的。

　　后来办洋务的人就觉得，需要有洋务的人才搞工程技术、数、理、化，就觉得你不能老请外国的顾问，要培养自己的人才。培养自己的人才从哪儿招，根本没有人愿意学。因为中国传统的观念，还是认为只有学孔孟之道，那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严复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曾经也是一直想走传统的功名之路。他父亲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一个中医，但他14岁的时候，他父亲突然病故了，一下家里就很穷了。这时候，他才进了福建在福州的洋务派开的船政学堂，去学船，学驾驶船这一类的。当时学这些被人很瞧不起的。当时还是觉得要考科举，考功名这是正途。所以当时有人提出，他叫容闳，容闳一个远大的理想，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派留学生。所以他说服了曾国藩，后来曾国藩说服朝廷，决定中国在1872年派了第一批留学生。那么这个过程也是很曲折、很复杂的。当时没有人愿意去觉得很可怕，觉得到一个蛮夷之邦，远离父母之邦是很可怕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中国建铁路很有名的詹天佑，他是第一批留美的。但是他怎么去的呢？他家里比较穷，他是广东人，他有个邻居姓谭，这位姓谭的邻居很喜欢詹天佑。他在香港做事，他就对外面比较了解，他一看到有这个事呢，他就跟詹天佑的父亲说：“你们家里比较穷，你送他出去多好啊”。并且他说“你要送他出去了，我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詹天佑”。在这种情况下才去的。所以他反映出一个人们的思想观念，对外国完全是采取一种排斥、抵制、恐惧的这种观念。

　　还有一点，比如说这个时候从中国传统来说，从它的政府的设置来说，它没有外交这种观念。它没有外交，它只有理藩。因为周围都是藩属国，只有理藩。你都是来给我进贡是我的藩属国，没有外交。那么在近代不可能，尤其鸦片战争之后了，外交越来越多，你不可能不和外国人打交道。按照清朝的祖制，按照中国的祖制，这也是不可能设外交部的。因为它没有这个观念，它就临时的设了一个叫做“五口通商”大臣，是一种兼差。但是你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多，你没有办法了。这时候在一八六几年，就成立了总理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来还加了一个字，叫做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就想把它限定在我和外国人打交道，我只限定是通商。只是和你通商，我和你没有政治上的往来。就是还要表示我是一个天朝上国，尽管它已经被打成那样，还要表示我是通商。它选择设立总理衙门，当时给它定的是比六部要低，给它选的房子也都是非常，就是它办公的地点，也是比六部都要破烂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它不知道到总理衙门以后，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归总理衙门管，实际上总理衙门后来它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在近代中国和外国人打交道越来越多，就是说它的权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大。

　　开始的时候，（朝廷）它想外国人你不就是办各种各样的事情嘛，各种事情打交道，我在地方上设立两个职务。在南京设立叫做南洋大臣。在天津设立一个北洋大臣。就是外交上很多外国人的事务，我都让你在地方上，你跟他们打交道别到中央来，我中央不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实际上它不知道，它设立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之后，实际上恰恰使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权力越来越重，尤其是北洋。北洋离政府又近，离中央又近，所以我们后来说北洋军阀。慢慢在不知不觉中，北洋变成了另外一个权力的中心，（朝廷）它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对时势它认识的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也是反映出了整个对外是一种抵制，尤其（朝廷）它把很多观念性的东西比实际的东西看得更加重要。比如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大家知道圆明园都被烧了，咸丰皇帝也跑了，最后让（言斤）新和外国人谈判。谈判的时候他就提出来，包括赔款什么割地这一类，他都觉得不高兴，但是可以接受。但是外国人在北京驻公使这一点，是万万不可能，万万不可接受。

那么在历次争论之中，反对者总是把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一个道德的层面，上升到这是违反了孔孟之道，这是使人心变坏。就是说在这种争论之中，中国人有一种泛道德化倾向，总是喜欢把技术问题上升为道德的问题。这样使他反对的人，在道德上居于一种劣势。而洋务派，他（们）恰恰没有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能居于防守的位置。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必须去做，但是你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你还是按照孔孟之道。他（们）确实又说不过一些顽固派，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种回避争论的方式。就是说我只管做。但是碰到一些重大问题，在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你还是没法绕过去的。所以洋务派后来提出来一个纲领，一个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这个口号，我就是讲一种理论，它在不同的背景中它的作用是不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它在开始的时候，它是为了反对顽固派，是针对顽固派的进攻来谈的。但是我们也要讲到，等到维新派登上舞台的时候，提出不仅要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外国的政治制度的时候，这时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成了反对维新派的一种口号。所以它一个理论在不同的背景中，它是有不同的作用。这也是我学历史的时候，经常使我感到这一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总之洋务派可以说是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它本身有个弱点就是官办企业。官办企业，由于官僚化管理，它不按照经济成本，包括贪污腐化盛行。但是实际上“洋务运动”，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的矛盾已经积累得很深了，只需要一个外在的一个偶然事件，就能够把它给破坏掉或者使它破产。这个事件就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大家都知道，中国军队被日本打得特别的惨，那么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这次“甲午战争”，使中国人一个大的惊醒在哪里呢？就是觉得，因为中国人从来是看不起日本的，从文化上、从国土、人口都是看不起日本。但是中国却被日本打得那么惨，这时候促使一些中国人开始反省，“洋务运动”可能还是不行，还需要有另外一种什么东西。这时候维新，我们后来称之为维新派，就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而这个维新派恰恰是相对而言，是当时读书人中比较下层的，是体制内最边缘的一群人。可以说这个社会变革的动力呢，，从前的权力，从清朝满清贵族中央的手中下降到汉族的地方封疆大吏的手中，现在社会变革动力这个角色，开始由体制内最边缘的一批知识分子来充当这个角色了。中国被日本打败之后，他们就开始反省。尤其像康有为，这时候一批新人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以康、梁为代表的新人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反复的宣扬实际上就一点，为什么中国被日本打败？就是因为日本它搞了明治维新，实行了君主立宪。所以康有为他们就写了一些文章，要学习日本。所以这点在当时也是要更大的勇气。因为被日本打得那么惨，反而提出要学习它，这个也是被人指为什么卖国啊，什么很多很多的反对意见。

　　所以维新派就提出来变法。所谓的变法，就是指政治制度要有变化。就是认为洋务派光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是不行的，政治制度也要变。当康有为在1898年通过种种关系，种种历史的因缘机会，他打动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决定支持康有为进行变法的时候，这时候维新派，事实上他们是看到了阻力很大。他们在变法没有实施以前，宣扬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什么的。但是在真正要实行的时候，他们采取的策略，提出来具体做法还是非常温和的。当时实际上他们内部的讨论知道，是应该废除科举考试，办新式学堂。但是觉得现在如果提出这个，肯定要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的，所以没敢提出来。

　　另外呢，他们没有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他们想走一个迂回曲折的道路。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逐渐地从行政改革，看以后能不能走上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就行政体制的改革，本身也是非常困难的。大家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当你要侵犯这个利益的时候，这是很困难很困难的。结果光绪皇帝一宣布要裁撤多少部门，要减多少官员，这些官员一下子都到慈禧那儿去哭诉，使矛盾就激化。这些官员呢，都站在反对维新的这一边。所以就是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知道是从6月份开始变法的，搞了一百天。我们称之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开始的时候，慈禧没有表态。因为她也采取一种观望，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她采取了三个政策，这个政策后来看来是很关键的，是很重要的。第一，她革除了光绪的师傅翁同和的职务，革职回家。翁同和又是光绪的师傅，当时又兼了好几个职务。他的权位很重，他跟康有为的关系又很好。因为当时皇帝是不能见四品以下官员的。光绪和康有为之间很多来往，主要是靠翁同和在从中传。那么慈禧把他给免职回家。另外呢，以后又规定了二品以上的大臣受新职，要到慈禧面前谢恩。因为这时候，大家恐怕也都知道慈禧，因为她已经归政了，已经宣布是光绪皇帝亲政了。皇帝亲政，按照道理应该到皇帝那儿去谢恩。那么她让官员到她那儿谢恩，实际上是给官员一个暗示，给所有的官员，那关系很明显的，就是说尽管皇上亲政了，实际上权力是在我这儿。第三点，她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去管理这三支军队，就是京城的三支军队归他总管。

　　后来由于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最后就导致了9月21号所谓的，我们称之为“戊戌政变”。就是慈禧从颐和园回宫把光绪抓起来，那么废除所有的新法。慈禧一句话就把光绪问的没话可说。她说：“按照你这么说，我们的祖宗之法就不能使国家强盛，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这个在中国是非常厉害的一种问法。中国总是这样，你要说要学习外国的一种东西，他就说我们祖宗的或者谁谁谁的，我们传下来的什么难道就不行？“戊戌政变”之后，把新法尽废了，“戊戌维新”失败。但是“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它有两个后果或者说三个后果吧，这是比较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戊戌维新”派，这些人实际上权力不大，但我觉得造的声势很大。能有那么大的声势，跟他们办报，梁启超声名就是那时鹊起的。办时务报，时务报报纸论政。这使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报纸对政治有那么大的影响。所以后来的革命党人、留学生就开始报纸论政，办各种刊物。报纸论政，这是中国一个（特点），对中国后来有很大影响，通过报纸论政。第二呢，从康有为开始搞维新运动的时候，一直到1898年，在这两、三年间，他知道光靠一个皇帝是不行的，首先要发动民众。当时他所谓的民众，主要还是指一些读书人。要改变读书人的观念，就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学会。有学法律的、算学、还有等等，当时中国人的知识观，还没有分化的观念，觉得只要从西方来的都统统称之为西学。有算学会，就是学算术的。了解一下算学会，什么物理啊，学物理的各种各样的学会。大概在这两、三年之中吧，就有几十个，大概有七、八十个这种学会。这种学会呢，虽然后来都被禁止了，但是使知识分子或者使民间知道什么叫做结社，结社自由。使中国从传统的民间社会，开始向现代的公民社会转变。从政治的方面来说，这两项结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我们刚才讲了，维新派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读书人。实际上（清政府）它把体制内的推到体制外去了。等于说清政府，实际上我们从后来看，他又丧失了一次机会。就是说他改革的空间，存在的空间又进一步大幅度的缩小。那么这时候变革的动力，就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转移到体制外的，后来我们称之为革命党人的孙中山和一些会长为首的。当一个社会的变动，由体制内转到体制外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变动要发展起来，就不是一般的改良或者改革，而是一场要爆发革命，就是要把统治者推翻掉。

　　实际上两年之后，就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种“义和团运动”，它有很深厚的原因，当然最直接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传教士深入到中国的乡村，他在中国的乡村传教的过程中，有教民和当地农民的利益上有冲突，和当地士绅利益上有冲突，和文化观念上有冲突，基督教和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有观念上的冲突，这种种冲突就使民间实际上早早地就开始了一种反洋教运动。

　　这个时候慈禧，她也急于想寻找一种能够抗衡外国人的力量。就是说义和团，（慈禧）她就觉得有可能能行。最后她就派了一些官员去考察义和团。结果（官员）回来就含含糊糊跟慈禧就讲，大概是可以，反正他就含含糊糊地讲了。那么慈禧就认为义和团果真是非常厉害，我们现在又可以抵挡外国人的这个东西（武器），所以就决定支持义和团。

　　义和团这种民众运动一得到政府的支持，它就越来越极端，它发展也很迅速，它就越来越极端。它就到北京，后来它就提出来，它的口号叫做扶清灭洋，提出来把洋鬼子分作多少等。他说的洋鬼子不但包括外国人，包括当时一些学新学的学生，包括戴眼镜的呀，什么用火柴的呀，这些通通是要属于打杀之列。并且他们提出来，他们还冲到宫里去搜了一下光绪，没有搜到。完了还提出来要把康有为（抓回来）。因为大家知道“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都跑了，都跑到外国去了。提出要把康有为，什么要抓回来。

　　这时候呢，就发生了后来的八国联军血洗北京。义和团表现得非常英勇啊，但是终究抵挡不住八国联军。

　　我觉得最值得反思是什么，慈禧在八月中就匆忙从北京逃跑，逃到西面去了，往西安那边逃。在路上的途中，她就下了一道命令，说官兵也要绞杀义和团。她说这一切的罪过，她都推到义和团身上了，认为就是这帮拳匪作乱。她就把责任都推到义和团身上，并且让官兵协助外国军队一起来绞杀义和团。

　　我觉得义和团真正的悲剧，我觉得在于团民很英勇，反侵略、反帝这是很正义的。一个非常正义的行为，却被清朝统治者中最腐朽的势力所利用了，这点也是很大的悲剧。但恰恰就是由于经过了当时叫做庚子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朝政府都逃跑了，在逃跑的途中或者在回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才想起来，在各种压力之下，清朝政府才决定要实行新政。实际上这是1898维新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情，它到这时候，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要大打折扣了，经过义和团事件之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它的统治的威望各方面已经很低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才提出来要实行新政。实际上它搞得也是非常的缓慢，后来别人认为几乎是一个幌子。

　　这时候实际上，中国的新的社会阶层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主要是工商阶级。中国的工商业一直在发展，发展得还很快。另外新式知识分子在兴起，尽管也还有科举制度的（阻力），但是去外国留学的人啊，新式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多了。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尤其在日本的多数都是革命党或者倾向革命，这个时候就掀起了立宪运动。而立宪运动，它情绪高涨当然有很大的原因，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从前注意不够的，就是日俄战争对这个立宪运动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日俄战争，大家知道是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在中国东北进行的一场战争。是1904年2月开始打的。这个战争可以说是中国的耻辱，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但是这场战争一开始打的时候，这个中国的立宪派，就是主张立宪的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和那些学生主张立宪的人就断定，都在判断，他们断定日本将胜。但是那些清朝统治者他认为俄国将胜。因为日本进行了君主立宪，而俄国是君主专制。这不是人种和人种之间的战争，是两种制度之间的战争。一个优秀的制度，总会打败一个落后的制度。到1905年5月最后有分晓，日本战胜了俄国。一下子使人们，噢！看来这不是人种和人种之间的战争，是两种制度的战争。这也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侵略以来，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人们说为什么能打败？就因为日本的制度比俄国的制度要先进。这时候很多人开始觉得，中国要强大、要进步也要立宪。

　　清政府实际上它的立宪也是一拖再拖，一拖再拖。但是国内的这些立宪派等不及了，就不断地发动和平请愿，发动了立宪运动一次又一次。在这个立宪运动强大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在1911年的5月8号，它出台了一个就是表示它要搞立宪改革。它成立了一个实行内阁制，但是出现了一个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十三个人组成，十三个人中有七名都是皇族的成员，所以人们后来就把这个内阁称之为皇族内阁。它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最基本的原则。实际它一宣布这个名单，别人就知道，清政府还是不愿意，清廷也不愿意放弃一点权利。

　　大家知道就是在1911年秋，它是春天宣布皇族内阁的，1911年的秋天呢，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比如说当时有一个铁路政策，说铁路从前是民营的，民间有很多股份什么的，（清政府）它提出来铁路要收归国有。收归国有，那从前那些民众当然不干，因此在很多地方都发起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在四川那个地方，保路运动搞得更加轰轰烈烈一些，清政府反而镇压。在这种状况之下，它不是安抚反而是镇压，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既“武昌起义”。所以一个小小的这个，一下子清政府垮台，就证明它的基础已经很脆弱很脆弱了。一个导火线就足以使这么一个大王朝轰然倒塌。

所以从鸦片战争到它倒塌这七十年我们看到，纵观晚清史的时候，清政府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它总是拒绝变化。而当时机已经消失了，没有机会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迫的变革，结果就总是越来越被动。这个阶段做上个阶段要做的事情，别人还是不满，这个形势还是不能满足。它又拖、拖、拖，拖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又做上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总是被迫的变革，被迫变革就很被动了，最终是垮台。

　　现在有一种观点或者有很多人觉得，清政府不会改良，不会妥协，说中国如果走上改良之路恐怕就很好。问题是我们看晚清史，就好像改革、改良或者妥协，总要有一方做妥协。我们看到清政府在它有力量的时候，它从来不做妥协，并且它对最开始的改革，它总是用最强硬的手段来对待改革者。所以与其说下层太过激，不如说上层太顽固。它拒不变化，所以我们就觉得，当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它的这个统治者，它不变，它被动，它不主动变革，它只是被动应付的时候，它能应付与一时，但是最后它要付出总的代价。

　　主持人：谢谢雷教授，紧接着我们看一下网上网友对您的提问。

　　第一位网友叫“永远的电子商务”。他说在整整一百前，清朝进行了一场蔚为壮观的法制大改革，为的是尽快接近现代法制，让西方社会按照承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一百年後的今天，我们又在进行基本类似的法律文件大汇查，为的是仍然是要融入国际社会，跻身世界贸易组织。我发现一百年里有许多这样的类似和重复，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百年里在社会制度上一直徘徊不前？这是一个问题。另请雷老师讲一讲，鸦片战争后的所谓“五口通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是不是相当于现在的“经济特区”，属于改革开放的先头兵？

　　雷颐：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历史在某种程度，起码在中国这一段历史好像是在重演。比如说又是从特区，我们知道从八十年代初设立，也是从南方的几个小地方开始设立的。但是它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同，这次是主动开放，而那一次是被迫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当然了，由于中国长期实行，就是从49年以后又有一段时间，由于有外在的客观原因，包括帝国主义的封锁，有内在的主观原因，对外国的看法，那种什么阶级斗争呀，什么帝国主义，这种看法，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又有一个几十年的闭关锁国状态。那么现在又要和国际接轨，确实面临着很多问题。很多问题都要和国际接轨，起码从形式上可以说有某些类似，但是我觉得有个根本的不同，这次是主动的，那次是被动的。

　　主持人：好，下面的发言机会留给现场观众。

　　观众：您好，老师我知道您对历史积累特别深厚，然后我知道厚积薄发嘛，也非常赞同您今天的所有观点。就是说我想知道你对现实的思考，对将来的判断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对中国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因为我觉得历史，学习历史的话，不可能就是光为了研究历史，扎进头去肯定要拔出头来。

　　雷颐：我觉得学习历史的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历史容易培养出来有一种历史感。当你碰到现实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就会有一种触发，也会有一种感想。那么对于中国现在的现实，我觉得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我觉得就是说在社会结构吧，在社会结构上最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是从前这个党、国家、社会高度一体的一个社会，就是没有社会，可以称之为。只有国家、有政府，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单位这种结构，正在变为一个有市民社会，或者有公民社会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甚至比起具体的政治变革来说，我觉得这个公民社会的建立是更加重要的。或者说公民社会是一个良好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基础。这是一个大的判断上。我觉得随着今后的经济改革，这个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为公民社会提供的一个基础。有可能为未来的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一个，打下了一个根基。但是具体什么改，怎么改？也是各种因素在那儿互动的结果。但是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来看，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矛盾恐怕是越来越明显，它产生的弊病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你是把各种弊病、矛盾积累到很远很远以后，没准有个更大规模的爆发，那时怎么办？还是通过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断地消解矛盾、化解矛盾。这个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就是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了，包括人们对反腐败，尤其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腐败，对吧。腐败现象这么严重，实际上跟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有密切关系的。也就是说，如果再没有明确的政治体制上的变革的话，那么整个改革的成果，以后究竟会不会被这种腐败的东西所吞噬掉了，这都很难讲。

　　主持人：好，那这位同学呢，可能他还觉得您没有明确的回答他的意见，他的问题。有一个方法让您做一个选择题，他主要是想问您未来的态度是乐观的呢？还是什么？这样选择您对未来的态度。您带着历史感讲了过去，衡量现在，然后您对历史的态度呢？第一个选择是乐观的。第二是悲观的。第三是喜忧掺半的。

　　雷颐：第三。

　　主持人：我估计是选第三。

　　好，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前您也知道，我们的通例是我问一个问题，您只用一句话回答。不能说第二句。我的问题是：您花了这么长时间给我们讲晚清改革，您是带着历史感给我们讲的，您到底的意图是什么呢？

　　雷颐：到底的意图。我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中国老话其实就是几个字，叫做形势比人强。

　　主持人：形势比人强。您再解释一下，我以为您说是形势逼人。

　　雷颐：形势比人强，比人要强。

　　主持人：是人算不如天算的意思，是吗？

　　雷颐：到时候形势让你，就是你愿意改也得改，不愿意改你就被动地也得改。或者用中国一句老话，叫做形势比人强。用一句古希腊的谚语叫做，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

　　主持人：谢谢您，谢谢，深刻！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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