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昆阳：再哀大学以及一些期待与建议——当前高教学术评鉴的病症与解咒的可能

　　一、前言

　　二００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在联副发表〈哀大学〉，为台湾近些年高等教育的种种病症致哀。到现在，我撰写这篇引言稿时，高等教育的境况，并没有什么改善，让我不得不再次致哀；
然而往积极方面去想，也应该提出一些期待与建议。

　　一九七五年起，源自美国的大学评鉴，被引进国内，教育部陆陆续续不定期实施以学院、系所类别为主的学门评鉴。一九九三年，「大学法」通过，第二章第四条赋予教育部评鉴大学的权责。一九九七年，教育部即依法试办全面性的大学综合评鉴，计划手册中明指评鉴目的为协助各大学确立其发展方向与重点，提升其学术、研究、教学、推广服务、校务行政等水准，增进其办学绩效。

　　九一、九二学年度，在提升大学竞争力的浪潮中，为因应教育部正在规划的第二次全面性大学评鉴，很多大学纷纷先行「自我评鉴」，例如台湾大学、中正大学、中山大学、台南师范学院、彰化师范大学、台北艺术大学、阳明大学、东华大学、华梵大学等。

　　衡诸当前，已实施或即将实施的大学相关评鉴，约可分为四个层级：（一）由教育部主导，以全国各大学为对象的综合评鉴；
（二）各校内部，以学院、系所为对象的「自我评鉴」；
（三）特定学门的学会或评鉴会，针对该学门所举办跨校的评鉴，例如医学学门评鉴会所主办五年为期的医学院教育品质评鉴。（四）各校内部，以教师个人为对象的定期性绩效评鉴。

　　上列评鉴，除了医学学门的评鉴特别强调不采量化而注重「质」的评鉴，并指向「教学品质」而非「学术研究」评估之外。其余不管哪一个层级，其实施方式却都呈现下列几个特征：（一）在研究成果的评鉴上，都采取表列论文篇数或专题研究计划获得补助件数及经费额数的方式。虽然也点缀了些许质性的描述，但却明显侧重在「量化」的估计或等第的评定。（二）除了性质比较特殊的艺术、师范大学之外，一般综合大学在学术研究的评鉴上都特别确指SCI、SSCI、EI、A＆HCI为权威性指标。由此观之，「量化」与「标签化」是当前大学评鉴方式的特征，充分显示大学的经营正大步迈向形式化、数字化的管理。

　　在评鉴的目的上，除了保持原有的自我检讨与改进之外。近二年来，在全球化竞争以及国内大学数量过度膨胀导致资源稀释的紧张气氛中，有些评鉴已明指将依绩效作为各单位资源分配或职务升迁的依据。教育部在一九九七年试办的评鉴，还只是单纯地旨在协助各大学确立其发展方向与重点，并未涉及经费分配。然而，事隔不到十年，即将实施的第二次全面性大学评鉴，主事者却几度在媒体公开表示，评鉴结果将依绩效做为经费补助以及退场的依据。而各校内部的单位自我评鉴，也有依绩效调整经费分配的做法。教师个人定期绩效评鉴，更明订罚则，不合格者将受到不予晋薪加级、不得提出升等、不得休假…等处罚。显然，大学评鉴已不单纯仅止于自我检讨与改进了。在竞争恐慌、资源掠夺的氛围中，「评鉴」已被「利器化」，管理阶层正运用其权力，依藉「利害性威迫」的力量，进行高教学术社群的社会控制，企图因此而能在数据上显示其经营绩效，符合其赢得竞争的目标。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优先的功利价值观侵入学术社群而不断内化为主流价值观，其迹象非常明显。

　　评鉴方式的设计，尽管在形式上涵括了教学、研究、服务、行政各方面。然而，形式上看不到的，其实却是偏重学术研究，至于教学、服务、行政则聊备一格，仅供参考。这种偏颇的现象，完全是由于近些年教育部政策上的误导。大学分类，在美国只是功能性的区隔，被挪借到国内时，却变质为评价性的分级，并做为资源分配的依据。研究型大学优于教学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优于社区性大学。而政府的资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这合理的假象中，聚集投注给少数几个被认可的所谓研究型大学（其实台湾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研究型大学），以满足将它们打造为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幻想，并藉聚焦性、短线性的成果粉饰执政者在教育上的业绩，以做为大选赢取政权的资本；
然而整体高等教育品质的提升，由于必须长期经营却又成效太慢而不明显，无济于大选，便被故意牺牲了。利之所趋，各大学遂家家以「拼研究」自励，评鉴也以「研究」为重。高等教育焉能不偏食而畸形发展。

　　从上述有关大学评鉴的因缘、背景，我们将特别针对学术研究这一方面，检视量化、标签化的评鉴方式，以及功利性的评鉴目的，对台湾高等教育学术将会造成什么正、负面的影响。这项检视，部分指向不分领域的整体性学术，部分则集中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

　　二、大学评鉴的正面价值

　　「大学法」既赋予各大学的自治权，能自行规划其发展方向与重点，而建立其特色。则大学相对的也就有责任对社会保证自己的教育品质与经营绩效。而为了能整体的、客观的判断自己的教育品质与经营绩效，适当而有效的评鉴，实属必要。况且，当前所面临全球化的竞争，以及国内高等教育过度膨胀、经费紧缩所带来的资源掠夺与市场竞争，大学依藉评鉴以改善体质、促进发展、甄别优劣，应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此，在原则上，我们并不否定大学评鉴的正面价值，关键只在于「如何评鉴」才能「适当」而「有效」。我在二００三年度，曾受邀为中正大学文学院自我评鉴的访评委员，同时也因院长行政职责所系而主持了东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自我评鉴。这二起评鉴，都以自我检视并规划未来发展方向及重点为主，未涉及依绩效分配资源，比较没有功利色彩。从评鉴的实务经验中，我体察到大学自我评鉴假如能建立在虚心自我反省、自我警策的态度上，不过度强调竞争、互较输赢，也不过度强调资源分配，而方式上又能尊重不同学门的差异特性，教学、研究、服务、行政并重，兼顾质与量，而相对客观地自我检视，则评鉴的确可以让各受评单位甚至教师个人全面地、切实地、明细地了解到自己前几年的实践成果，了解到自己的特色，相对的也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从而规划未来几年正确的发展方向与重点。

　　在评鉴的操作过程中，我体察到，研究、教学、服务、行政绩效的数量统计，很容易做到，但比较难以周详的是，他校间同类学门的参照数据取得不易。即使能取得，然而在数据的解读上，也只能从生产量的多寡，见出受评单位近几年在研究、教学、服务、行政各方面所发挥的动力。不过，生产量高并不等于品质好。产品的「质」，即使以SCI、SSCI等以及国内其它有审查制度的期刊或国科会通过的研究计划作为「卷标」，其品质保证的信度究竟有多高，恐怕也只能「姑妄信之」而已。这尤其在人文学门更是如此。因此，「质」的评鉴，假如仅止于自我描述，其判断要取得「客观有效性」，的确有极大的困难；
除非国内学界，在「同僚评鉴」上能建立更专业的能力与公信力，并在完密的前置作业与充分的评审时间下进行。目前大学的自我评鉴，「质的描述」其意义往往只是在相对于「参照社群」，所进行的主观性自我诠释与评价，以此做为自我反思可也，但要据以客观地与他群比较优劣、一争高下，甚至分配资源，则其公允性令人质疑，同时也将因此而使大学评鉴为之变质，增强了负面性的影响。

　　三、当前的大学学术评鉴反映了台湾整体学术本质性的虚弱症象

　　量化与标签化，并不适合于人文、社会科学学门的评鉴。这应该是一个可以常识性地认知而无需论证的命题。SCI、SSCI等，在美国也仅是参考性的数据库，并未被用在大学评鉴或关系到个人升迁的绩效评鉴。这不是什么学术机密，其实况如何，在二００三年十月二十日，教育部公布「二００二年大学、技职校院SCI、SSCI与EI论文总篇数统计」而引发政大排名落后的风波之后，报刊上已发表了几十篇的报导与评论，指陈清楚，批判确切。而高等教育体系中，多数当权的领导阶层都留学美国，甚至长期在美国的大学中执教，按理他们应该比谁都了解此一实况。然而，何以由他们所主控的大学评鉴，却仍然坚持以SCI等做为权威性的指标？其明知而故意的心态，颇值得玩味。因此，这个现象已不仅是技术层面「如何评鉴才适当而有效」的客观认知问题。真正的症结更在于国内高等教育权力结构的畸形，决策阶层蓄意地进行改造性的社会、文化再制与有效的社会控制，大学之间的恶质化竞争与资源掠夺的种种病症，而诸多病症的背后，又隐涵着若干深层的文化意识型态。衡度诸多病症的产生，应该出于下列几个因素：

　　（一） 国内高等教育的权力结构，从行政院高教宏观小组、教育部、国科会到大学，绝大多数的当权者都有留学美国的经历。也就是说，他们几乎都是美国那个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内社会、文化再制的产物，不管自觉或非自觉的意识型态，都极少反思地被美国化了。由留美而信美而崇美，学术一概依循美规。国内在政经、科技、文化各方面挪借美国规制，其来已久。大学评鉴也是引自美国；
SCI、SSCI等既是美国产物，不加检视、选择而挪借甚至滥用，基本上就是这种美国再制性的文化意识型态的投射。

　　（二） 近代中国一直都是政经、科技的弱势，长期处在局部被殖民的状态。面对西方政经、科技的霸权国家，尤其美国，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始终都自觉或不自觉存在「帮办性」的「依附意识」。大陆长期以强烈的民族主义进行抗拒，其文化主体性还能保持住。台湾在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这种抗拒，虽然也有若干被认为传统的保守份子曾经坚持过；
然而，他们在政治与社会的结构中，却都仅居于边缘地位。相对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必须与大陆政权对抗，一方面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对本土族群的政治忠贞度与残余着日本殖民色彩的本土文化怀抱双重的疑虑。在这种特殊处境之下，政府一方面引入中华民族主义文化以压制本土文化，形成同一国族之下，当权强势主族群对弱势次族群的类殖民统治。一方面又依赖美国的政经、科技、文化，以对抗大陆政权，而形成自我殖民的状态。因此，从政权上来说，美国虽未曾占领台湾而纳为殖民地；
但在经济、科技及文化方面，却长期而无形地成为台湾的殖民主。接受西方思潮的新知识分子们，尤其足以富国强兵的经济、科技人才，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当然居于主流地位，而与政府当局以及美国形成共谋关系，长期主宰着台湾各方面的发展。在这样的共谋结构中，却只显示一个充满帮办性依附意识、自我面目模糊而美国化的拟态性伪主体。从此一历史脉络来看，大学评鉴以美规的SCI等做为权威性指标，而全无检视与选择，显然就是殖民地知识分子「帮办性依附意识」的投射。这种现象，到了现阶段，虽经政权轮替，而新的台湾主体意识正在觉醒。此一新的台湾主体放在两岸对峙的局势中，虽然产生了相当强度的抗拒力量。但是，一旦置于台湾复杂的国际处境（尤其对美国的依赖），以及全球化竞争的浪潮中，却仍然彷佛一个体弱志短的侏儒。在面对西方霸权国家挟其资本主义而跨国产销的变相殖民机制，从高教决策阶层以至学术界所延续的仍然是几十年来那个拟态性的伪主体，毫无自觉的抗拒意识与重构主体的企图。在上述第一、二点所提示的两种意识投射下，依藉提高SCI等期刊论文的数量，就可以达到国际化的目标，便成为让他们神经亢奋的童騃式想象；
然而可悲的是这种想象，竟然可以不必经过学术社群理性、辩证的论述阶段，便由教育官僚体系径付实践。

　　（三） 在前面说过，国内高等教育的权力结构中，绝大多数的当权者都有留美的经历。而且进一层来说，其专业学术领域绝大多数又都集中在自然科学、数学、应用科技、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又以实用性比较高的实证经济、管理学门为主流。人文学门的学者在高等教育权力结构中，位居大学校长以上而具有主导权者，几乎是凤毛麟角。即使有，然而在这种大环境中，所能发挥的力量也很微弱。这是台湾长期以来政策性地偏重经济、科技而轻忽人文所造成畸形的教育、学术生态。量化、实证的思维，是自然科学、数学、应用科技、实证经济学、管理学等学门的惯性思维。而SCI、SSCI等，则是他们所最习惯、最方便，也认为最能自诩国际化、取得霸权国家认可，反过来藉此标签以赢得国内学术竞争、博取资源的方式。这显然是当前国内大学恶性竞争、掠夺资源造成的风尚。其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当政者对大学以「经济效益」取代「思想箝制」的社会控制策略所导致。学术本位的惯性思维，相对地无法理解、尊重其它领域不同的思维，是知识视域上很难避免的限制，还能够谅解与沟通。但在利益争夺的场域中，强势社群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少为弱势社群设想，却是人性中利己意识的自然投射。这种生态往往要经过支配与抗拒的伤痛历程，才有可能改变。在东方的专制政治传统文化中，即使已走过几十年的民主化历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然而当权者的政策性社会控制，却仍然是知识阶层难以轻易解除的紧箍咒。

　　（四） 管理，很难。学术管理，尤难。学术的生产，绝非工业生产在线规格化的量产。其品质优劣，也非工业品管上那么容易做到标准化的检验。尤其在以人类特殊存在经验与价值为对象而主体涉入的理解所获致的意义诠释，从而产出的论述，其品质的优劣，更必须相对诠释主体涉入其内，以进行深度理解，才能做出切当的评鉴。这种评鉴，很难统一规格、标准去操作。然而，教育行政官僚体系所操作的评鉴，如果不能诚心地以学术实质内容为重，不能耐心地规划适合学门特性而有效地识别其内容品质的评鉴方式；
那么，数字化、卷标化的评鉴方式，姑且不论其信度与效度如何，诚然是最现成、最方便的一种评鉴，也最能形式化地展示官僚体系学术管理的纸上作业绩效。其实，在学术研究成果的评鉴上，英国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就是一套相当精实的学术品质评鉴方式，并且明白指出不以「量」为计，应该可以做为我们的参考（关于英美所实施的各种评鉴，本研讨会负责第一部份议题的学者，相信会有专业的论述）；
然而教育、学术官僚体系，似乎视而不见。台湾的教育官僚文化长期缺乏创意，只重形式不重实质，这种官僚惰性与伪化现象，早为大家所熟知。当前的大学评鉴也是此种官僚文化的产物。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诠明当前大学学术评鉴背后隐涵的因素，用意是在指出这种方式的评鉴，其负面影响并不仅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它其实是台湾整体学术本质性的虚弱症象。而要改善这种不适当的评鉴，其治本之道就在于反省、批判上述几种意识型态及心理而破除之，大破然后才能大立。学术研究，尤其是优质的学术研究，不是量产性的复制，必须是出于主体的理想性、创造力、优越的学养与方法训练。有优质的人，才有优质的学术研究成果。然而，从上文所陈述的几个因素来看，隐然其中的「人」—拥有权力以主导、决定学术走向的「人」，从学者到行政官僚，其意识型态却充满着上述不健康的症象。这显然是一个不具学术理想，只求功利；
不具创造力，只求大量复制；
不重实质，只重形式，而面目模糊不清的主体。而我们的学术，却决定于这样的主体！毫无检视与选择地挪借甚至滥用SCI等做为权威性的指标，就是此一主体心理的投射，表现了一种「标签拟仿」的心态。在商业上，没有信心或没有足够条件创造自己独特品牌的投机者，经常采取「商标拟仿」的方便做法，仿制一个和市场强势的名牌商标类似的商标，形同「准仿冒」。这种拟仿的品牌，或许也能比较快速地抢到若干市场。然而，长期经营却难以建立其特有的商誉与品牌，当然也就很难占有优势的市场。其根本的因素，就在于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个缺乏自信、没有创造力而只知依附却面目模糊的主体。台湾的学术拟仿美国SCI等标签，难道不是同样的情况吗？或许很多学界的当权者，会大声疾呼：「即使国际化就是美国化，竞争也只是为了教育、学术的经济效益，但是形势所趋，我们也只能服从霸权，无法抗拒！」真是这样吗？仅凭这种虚弱的心理，就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一味依附、乞求认可而自弃主体，又如何建立自己的学术品牌？在国际化的舞台上，又以什么不可取代的资格与他国对话？这样的负面影响，绝非只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而是台湾整体学术本质性的虚弱症象！

　　四、当前大学学术评鉴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负面影响

　　关于大学学术评鉴中，标签化的评鉴方式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我认为：自然科学、数学、应用科技等学门，的确有其跨越国界的共同研究主题、材料、典范与语言，或许可以建立客观、普遍而规格化的对话机制。至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即使在方法学上允许有一般性的形式规范，然而由于所涉的研究主题、材料都有各别区域的特殊经验内容，甚至其意义诠释更必然具有主观性，对话的机制不但无法绝对客观、普遍地规格化，甚且只能在客观性的原则上，相对主观地进行平等的对话，这尤其以人文学为甚。任何宣称开放性的人文或社会科学期刊，都是特定区域内学术社群的产物，有其由学术意识型态、市场趋向所决定的编辑方针，包括议题取向与诠释典范，甚至在取得学术霸权之后，成为该领域的主流，也同时掌握了有利的学术市场。任何学者，想在此一期刊发表论文，除了论文的品质之外，还必须依循它的议题取向与诠释典范，并有利于该刊物的市场。因此，一个学者除非原来的研究本就与其相符，否则由本地经验所发展出来的意识型态、议题取向及所依循的诠释典范，就只有舍弃或修改，自甘成为美国文化再制的产物。这是自弃主体以从人，绝对不是有理想性、有创造力的学者所当为。不少企图向SSCI、A＆HCI进军的台湾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早已有面对这种困局的经验。

　　国科会的外围机构，设于中研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依照SSCI的模式，建立了TSSCI，用意就是希望可以逐渐培养本土的社会科学类期刊，促使台湾学术社群建立其学术权威、特色的根据地。另外，也是国科会的外围机构，设于台大的「人文学研究中心」，曾对国内人文学领域期刊进行长期的观察，考虑建立THCI。然而由于多数执行委员并不认同形式化色彩浓厚的这套制度，故THCI迄今尚未建立。倒是国科会人文处委托中研院文哲所李丰楙研究员，采取向学界问卷调查、计算「论文被引用次数」、依据国科会所订「国内学术性期刊评量参考标准」等指标，进行人文学门期刊的排序。其用意也是为了评定期刊的品质，以供大学内人文学门学术评鉴的参考。然而，目前各大学在评鉴指标上，人文与社会科学类的论文成绩计分，大多依SSCI和A＆HCI／TSSCI／其它有审查制度的期刊三个等第排列。各校的奖励办法，也在国际化的想象中特别提供优厚的奖金颁给发表于SCI、EI、SSCI、A＆HCI的论文。登在TSSCI期刊上的论文，分数就是低于登在SSCI期刊的论文，也没有奖金。理由是，TSSCI的期刊很多都不是用「英文」书写，不够国际化。去年的政大学术排名风波事件，教育部公布的篇数统计，也没有包括TSSCI。至于人文学门经过排序的期刊，到目前仍然还未普遍地被当权而出身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所了解与接受，其所获评分又在TSSCI之下，更不用说教育部的评鉴能给予重视。上述的政大事件中，教育部公布的篇数统计，固然不见其踪影，就是二００三年十一月二日教育部所主办「大学校院评鉴指标」公听会的草案中，所列的指标，也没有人文学门具审查制度的期刊，而专书就更不用说了。人文学门成为一种没有声音、没有文字的空白学术领域。我们的高教当局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在对待人文学者。

　　曾经有二位研究自然资源的学者，一向很认真地以台湾本土的地质、环境政策、山林游憩为主题，长期累积了颇为丰富的论文，但都以中文书写，登在TSSCI或观察名单的期刊上，却在某次评鉴中，被以缺少「英文」书写并登在SSCI期刊的论文为理由，评为不合格；
而掌握评审权力的委员们，没有一个人真正读过他们的任何一篇论文，只用「标签」便可以为耗费多年心血，努力研究的学者决定生死。其中有一位学者，公开表示他不是没有能力以英文书写，向SSCI的期刊投稿；
然而他坚持不在形式上为了应付这种「标签化」的评鉴制度，就盲目去追逐国际性（其实是美国）期刊所导向的议题而舍弃对本土自然资源的研究。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学术环境中，要让有理想、关怀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文化问题的学者，必须以这样悲壮的心情去度过他的学术生涯？在台湾的大学内，究竟还有多少学者，尤其正在起步，对学术充满热诚与理想的学者，有同样的遭遇？这是否为此一学术评鉴严重的负面影响之一？

　　至于人文学门的论文在各种学术评鉴的场合中，我有时还得啼笑皆非地去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没有SSCI的论文？」原来出身自然科学的学者们并没有弄清楚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是两个虽相邻却不同的领域。

　　然而，在当前这种量化、标签化的学术评鉴制度下，究竟有几个人能像那位学者如此的悲壮？不愿这般悲壮的学者，就只能顺从时势，把心眼从台湾的社会文化经验现象移开，多去追逐美国的学术社群在关怀什么议题、流行什么理论，而聊当鹦鹉，以「英文」发声，在SSCI、A＆HCI的期刊上多量地发表论文。有人说，那也不容易呀！一篇论文从审查到刊登，往往要等上一、二年。那就耐心排队吧！因为只有印上SSCI、A＆HCI的标签，有权力的审查者才会点头称是。至于TSSCI以及人文学门的期刊，是不是需要大家，尤其优秀的学者（大概都去挤SSCI或A＆HCI了）共同来支持、养护，让它们逐渐茁壮到足以跃上国际学术舞台，与他国平等对话；
这不是正在为学术评鉴而焦虑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优先关心的问题。当然更不会是高教当局所优先关心的问题。

　　当多数的本地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菁英都一起面向美国匍匐膜拜，挤向SSCI或A＆HCI的圣地。那么，具有台湾区域特性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声誉，何时能建立？这究竟是提高了台湾学术国际化的竞争力，还是竞争力的下降？这是当前标签化大学学术评鉴对人文、社会科学最严重的负面影响。任何民族国家，被强迫殖民，只要还有抗拒的意识在，独立自主的希望终有一天会实现。但是，在没有外力强制之下（美国从未强迫我们拿SCI等当作大学学术评鉴的权威指标），却甘于「自我殖民」而缺乏学术主体的自觉，这就无可救药了。政经、科技弱势的国家，其依附强势国家的宿命，不是上帝决定的，而是一半被客观的社会条件所决定，一半被主观的「奴婢自甘」的心态所决定。后者尤其难以根除。

　　关于「量化」以及功利性的评鉴，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我认为：「量化」的计算方式有二种，一种是依论文篇数或专题研究计划的件数来计算；
一种是依所获得的补助经费额数来计算。

　　论文，何以是计算篇数而不是字数？没有人给予合理的解释。由此，一篇三千字的论文和一篇三万字的论文和一本二十万字的专书，所获得的计分没有差别或差别甚微。字数固然不等于品质，然而「量化」本就是不论品质的一种评量方式。在品质存而不论的相同基准上，数量的多少，以最约化的字数计算，绝对比以篇数计算要公平多了。

　　自然科学、应用科技、数学等论文，由于无需征引大量文字数据与进行大量文字描述，故论文往往篇幅颇小，多则七、八千字，少则二、三千字，而相对论文产出的篇数也就比较多，一年完成十篇论文者，并不稀奇。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论文，由于引用文字数据繁多，其学术性质又必须以大量文字进行描述。期刊或会议论文篇幅经常在一万字以上，甚至多达二、三万字。至于专书，更是动辄十万字以上。相对其篇数的产出也就比较少，一年能完成二到三篇论文者，二、三年能完成一本专书者，就已颇不容易。然而在「量化」评鉴上，几乎都依「篇」计数，并且很少考虑到不同学门间的产量差异。其缺乏公平性，相当显然。

　　另者，若将SCI等「标签」与「量化」结合在一起，则不公平的现象就更显著，有些学门是主流性的强势学门，拥有广大的学术社群与SCI等标签性的期刊，例如物理、化学、医学等，要在SCI等期刊上发表论文，相对容易，篇数当然比较多。而有些学门则是偏流或新兴的弱势学门，学术社群狭小，SCI等期刊也不多，发表论文相对困难，篇数当然比较少。然而，当前量化的评鉴，却很少考虑到这种学门强弱的差异，而以单一的指标，同等的SCI篇数要求强弱异势的学门。这当然也明显的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已在国内大学中产生若干负面的影响。在系所升等所自订的门坎中，尚可因学门的差异而订定不同的数量，但在跨领域学门的评比中，却一体视之，全看数量的加总。假如再结合依篇数给奖金或分配资源时，便产生人文社会学门的学者写一本二十万字专书或一篇三万字论文却和自然科学、应用科技等学门写一篇三千字论文同等待遇的现象；
因利益分配不尽合理所产生的领域、学门间的对立，必然导致校内学术生态的失和，难以营造能让学者安身立命的人事环境。同时，也必然导致学术研究工具化的恶质倾向，将学术研究动机导向外在利益的博取，而逐渐丧失创发新知的内在动力。

　　至于依所获的研究计划件数及经费额数作绩效评比，更是极尽荒谬，显示台湾「唯利是图」的恶质风气，已由政商界侵蚀到学术界。学术商品化、大学公司化已是被很多有识之士所极力批判却又遏止不了的歪风。如果只看账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自然科学、应用科技的学者面前，简直会自卑到学术研究都做不下去，缺乏实用性而本质上就无法替学校赚大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便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原罪。其实揭开这种账面的假象，却不尽然。自然科学与应用科技的研究，由于需要昂贵的仪器与耗材，甚至因为助理人数众多也需要较高的人事费；
同样一桩研究，生产一篇成果报告或论文，自然科学与应用科技的成本高于人文、社会科学数倍而不止。因此，账面看起来，彷佛自然科学与应用科技的一个研究计划案为学校赚近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然而其实只有比率不高的行政管理费能进到校务基金，其它都是被消耗得一毛不剩的人事、设备、杂支经费，甚至有用之不足者，还由校务基金暗盘补贴。因此自然科学与应用科技的研究计划获得比较高额的经费，又何足以骄其同侪，又何足以列为绩效！大学之中，学杂费、教育部的补助费、研究计划等其它收入与教学、研究成本支出相抵，究竟是自然科学学门或人文、社会科学学门对校务基金有利？这笔帐似乎从未曾计算清楚过。假如学术一定要在金钱上评比高低，人文、社会科学学门绝对有权利向学校当局要求各单位及各项研究计划收支并列，比较各学门在校务基金中所表现的盈亏状况。在标榜追求学术品质的大学之中，当权者不肯多费心力去规划可以真正判别学术品质的评鉴方式，却满脑子金钱地只知在经费上玩数字游戏。然而，这样的评鉴却在合理的假象中，践踏着人文、社会科学学门的学术尊严。其负面影响，最严重的情况是不但无法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竞争力。反而使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因为屈辱而丧志，除了应付加薪晋级与升等的评鉴之外，再也没有内在动力去追求学术的创发，因为品质再好的论文，也卖不了几个钱；
研究除了自己过瘾，做给谁看！然而，学术的价值就真的只能以「经济效益」量化地计算吗？除非无知，否则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无须费力辩解。

　　当前大学内，对教师最切身的评鉴，是每二至五年一次，而与加薪晋级、休假、升等的权益有关的教学、研究、服务绩效评鉴。学术部分各校几乎都采取量化、标签化依篇计点的方式，为求方便与节省成本，几乎没有学校采用提送代表作进行校外同僚专业评鉴以判别品质的方式。据我与不少年轻助理教授、副教授的接触，他们对这种定期绩效评鉴，尤其期限较短者，都充满焦虑感。人文、社会科学学门的学者由于生产篇数比较少，其焦虑更甚，几乎不再有从容的时间好好在数据中浸润、酝酿、构想以撰写体大思精的专书或比较长篇的期刊论文。应付之策，就是将一个体系比较宏大的研究主题拆成几个单一论点，赶紧写成篇幅较短的论文，向有审查制度却又比较容易刊登的期刊去投稿。至于更高的学术理想，只好先放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是人性趋利的必然反应。政策的制定对人性的导向有正有负，对学术研究的成果也会有相当程度的支配性影响。量化与标签化再配合功利性奖惩的评鉴，导致学术风气趋利而伪化，迹象已非常明显。

　　科学与人文的隔阂甚至对立，在西方至少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英国查尔斯‧史诺（C. P. Snow）一九五九年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所指出「两种文化」的论点，至今仍是争议不休的问题。国内大学中，人文与科学的隔阂同样长期存在，两种学术社群的文化差异一向很大，并且缺少虚心的沟通与相互的尊重。不幸的是台湾几十年来偏重经济、科技而轻人文所造成的畸形学术生态与权力结构，使得人文学门与自然科学门之间，不但隔阂，甚至人文学术不受尊重并经常受到自然科学经验及价值本位的宰制。在学术评鉴上，最明显的案例是，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应用科技，甚至经济、管理学门的学者，都对人文学领域中的学术会议论文与专书、专书论文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极端处则会议论文不予计分。在自然科学等学门的经验中，他们的学术发表管道与方式，只以「期刊」为正式，不但没有撰写专书（除了教科书或大众阅读的科普）的需要与经验，同时一场学术会议不但发表人次多达数百而且所宣读的也不是一篇体系周备而已论述完整的正式论文，与期刊论文无异，会后更不会经过专业审查而出版会议论文集。然而人文学门正好相反，其长期的文化传统，却是以撰写体大思精的专书为最高的学术指标，也最能发挥影响力。学术会议事前经过筛选，发表篇数不过一、二十，所发表的也都是体系周备而论述完整的正式论文，会后大多经过审查而出版论文集。学术会议一直就是人文学门很重要、很正式的发表管道，是学术社群中学者传播其成果、树立其声望的主要场域，应该被充分尊重。然而，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中，却一向不是如此，面对强势的自然科学与应用科技等社群，往往必须费尽唇舌沟通，上焉者渐能了解而给予尊重，下焉者则仍维持其权势的傲慢。由教育部所草拟的「大学校院评鉴指标」，完全找不到学术会议论文与专书项目，便可见人文学术受到何等的隔膜与忽视。当前量化、标签化的学术评鉴，专书与会议论文，幸运者可在校内的学术生态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不幸者则沦为学术下等货了。

　　其中，负面影响最巨的是专书，为应付限期的量化评鉴，可以预估未来在人文学门的论文中，体大思精而影响深远、足为典范的专书，将少有人去写。人文学领域正逐渐失去涵养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余英时、林毓生等这一类大师的环境。因为有潜力的优秀学者，都不得不将有限的时间耗在多多撰写单薄的期刊论文，以应付量化、标签化的定期评鉴了。

　　五、结语

　　量化、标签化的学术评鉴的负面影响，不但导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品质与竞争力因之而下降；
就是自然科学、应用科技等领域，即使在SCI等期刊提高论文发表的数量，却由于未能建立自己的学术特色，充其量只是西方研究议题的复制，因而未必就能提升其影响力，此一实况已有学者加以论明。当权的学术领导阶层不可能不知道，但这样的评鉴却仍在不断进行之中。然则，其问题的症结，就不只是技术层面「如何评鉴才适当而有效」的客观认知而已。真正的病因，出在近些年，由高教决策者所营造出来，以国际化的过度想象和高教资源掠夺为核心价值的「势」。这等于由当政者对高等教育社群加了一道紧箍咒。这种「量化」、「标签化」的大学评鉴方式，就是此一「势」的产物，以做为某些优势学术社群实现上述核心价值的工具。「势」是群体共时性的意识结丛，一旦形成，群体中的分子都很难置身「势」外，若无其事地退出游戏，而必须直到在「势」中耗尽心力，证明最终谁也得不到真正的好处为止。除了站在最高层位，当权而掌握资源的棋手之外，各大学的校长以及各级主管、教师个人，都是棋子，只要他们够坦白，应该都会同声叹气：「这种评鉴不能判别学术品质，我们也知道；
但政策如此、形势如此，不上阵，行吗？」当然对于占尽优势的自然科学、应用科技等学门，可能还保留一句话没有说出来：「这种评鉴，虽不理想。至少，对我们有利呀！」

　　以台湾一向换汤不换药的教育权力结构，即使一九九三年「大学法」成立，宣称「大学应受学术自由之保障，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享有自治权」；
但是，其实这有可能沦为空话，教育部仍然是宰制大学的机构，再加上配合的几个单位，如行政院高等教育宏观小组、人事行政局、国科会。从大学校长的任命到员额、经费等资源的管制与分配，都掌握在这些机构手上。大学评鉴的法定权力不就由教育部掌握吗？不久，「大学法」再次修订后，连大学整并的法定权力，也将抓在教育部手上。那么，大学还能有多大自主与自治的空间？而在当前政权的变局中，新的执政党正若隐若现地透过教育部以及其它相关文教机构，进行改造性的社会与文化再制，以符合执政者的意识型态及经济、文化生产机制，进而形成有效的社会控制。台湾几十年的政治传统，不管过去的显性威权时代，或现在以「民主」为形式的隐性威权时代，当政者都不曾放弃对大学的宰制。「大学评鉴」仅是其中一端而已。

　　在这样的「势」中，我对于大学评鉴是否能因各方的反思与批判而就做出如何优质的改善，并不抱持乐观的态度，悲哀沉重的心情仍难消释。客观认知的差距，很容易就有效地沟通。然而事属权力结构与资源分配的利益生态，知识性的沟通，很难奏效。解咒的关键恐怕还在于当权者能否真正洞察到这种方式的社会控制，表面奏效，内里却隐涵着从根本处销蚀知识分子的品质与国际竞争力的危险，而能以政策力量主动改弦易辙。被操控的大学管理者以及教师个人，也都能有同样的自觉，以改变当前的「势」。当然，我也明白，这样的期待，很难真正实现。然而，我们却必须要有期待，也只能期待！

　　在社会控制的情势下，任何抗拒都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然而，也不能就此放弃某些良性而积极的策略运用。在这一次的反思中，以知识分子的理性思之，其良策大致只能做到正面建言的第一步。我建议，对人文、社会科学学门各单位以及教师最切身的定期评鉴，可有以下几点改进：（一）时间不宜太短，目前各校所订评鉴期限约为二到五年，当以五年为宜。（二）评量的指标不宜单一而量化。假如取消量化难有客观性，故必须保留，也宜只占30％以下的成绩，或只做为基本的门坎，不必评分。另外大幅提高「质」的评鉴，由各教师提出三篇期刊论文或一册专书为代表作，先「自我评鉴」，尽量客观陈述代表作的学术特色、成就与对该领域的贡献，再委由校外学者进行专业性「同僚评鉴」。评鉴委员中可考虑至少三分之一的国外学者。（三）各教师的评鉴综合起来，依学术品质优劣的比率，做为系所单位的评鉴。（四）评鉴的结果，只做为教师个人或单位向掌有资源的机构（包括本校），依未来研究发展的规划申请经费的参考；
但不由上而下，强制性地依过去的绩效分配经费。

　　此外，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社群，在当前这种不利的「势」中，也应该能有普遍的自觉，而做到下列几件事：（一）召开几次的研讨会，期待能达到共识而形成虽不具文，却可以为社群共同依循的「质」的评鉴准则，并先在各大学中争取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门，依此准则施行评鉴；
（二）普遍地自觉提升同僚评鉴的专业能力与客观严谨的评鉴态度，逐渐形成优质的学术社群文化与伦理。（三）以学术社群的力量，影响国内出版界，接受国科会人文处的辅导，建立学术专书的匿名审查制度（国科会早有此一辅导，可惜接受的出版社不多），进而建立有效鉴别专书学术品质的公信力。（四）发起由人文、社会科学社群组成某一委员会，建立与欧美国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合作的管道，提供初审、推荐具台湾区域特性的人文、社会科学优质论著，给合作的出版社出版。

　　颜昆阳，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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