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语言的力量

　　各位朋友，我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互相探讨这个问题——语言的力量。我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当然以近代中国的新词为中心。大家知道，在人类的相互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而语言本身又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

　　一、语言的发展能导致社会的变化

　　语言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新词汇的产生，新词汇表示新事物的引进，新事物包含着新知识，新知识孕育新的话语体系，这些将导致社会的变化。

　　大家知道，语言的发展最直观的表现之一就是新名词的产生。一种新名词就表示一个新的事物。人们在和别的民族交往过程中，不断会传递一些新的词汇。这些新词传进来以后，往往有几个层面的意义：最表层的就是表现新事物、新知识。比如我们现在在这里用麦克风，“麦克风”就是一种外来的新事物，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事物，你必须用这个新词描绘它，给它进行定义。那么在这个表层面之下，还有进一步的意义，就是一种新的知识。人在麦克风之下说话为什么声音这么大？现在声、光、电繁荣知识告诉人们声波怎么转化成电磁波等等，这是一种新的知识。再进一步说，在这种新事物、新知识之下，还有一个层面影响更深远，就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价值体系，用现代的话说叫新的话语系统，这是更重要的！附带说一下，“麦克风”是最早的音译，后来改用“话筒”，“麦克风”几乎已从我们的语言中退出，但现在人们又开始越来越多地用“麦克风”，还发展出“耳麦”、“麦霸”等等。同样，“巴士”也是一种车的音译，早已被“公共汽车”、“面包车”取代，但现在又“卷土重来”，有“大巴”、“中巴”、“小巴”，还有的城市成立了“巴士公司”。从这种音译词的消失到重现，如果仔细探究，后面有很深的社会背景呢。

　　比如说近代引进的一些新词：“科学”、“民主”等，这与中国传统的格物、民本已经是完全不同的话语了。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党”，这个词在中国传统汉语里也有，但那是一个很负面的意思，直到今天这种负面的意思在语言中也还存有遗迹，像我们说“君子不党”、“结党营私”，“死党”等。但是，党这个词在近代从外国引进后，就相当程度修改了中国传统汉语中“党”这个词汇的意义。“党”这个词几乎完全成为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一套话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又如劳动、劳动者、劳动阶级、劳动神圣这些词，对中国近代政治、对鼓舞人民参加社会活动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我还要特别说说“革命”这个词，因为以“革命”为代表的这套话语是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化的一个助燃剂。

　　梁启超在1902年专门写过“释革”这篇文章，他说汉语“革命”含有英语Reform和Revolution这两个意思：Reform是根据一个事物本来的面目而进行的一些改良、改善，比如像英国1832年的革命实际上就是Reform。而Revolution的意思则是像轮子一样，把一个事物完全颠倒了，比如说法国1789年的Revolution就是革命。梁启超当时在日本，日本人把这两个词分别翻译成改革、革新和革命。日本人借用了汉语中“革命”这个词，但汉语中提到的革命是指王朝的易姓，新王朝推翻了一个旧的王朝，所以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1904年的时候，梁启超又写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他把革命分了三个层次，认为革命有狭义、次广义和最广义三个层次：最广义的革命是指社会上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所发生的大变化，不论是观念的、物质的，还是一个制度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动；
次广义的革命就是指用暴力手段，用一个新时代取代一个旧时代；
最狭义的革命是指专用兵力来推翻中央政权。

　　现在“革命”已是一个常识性的词，但刚刚引入中国的时候，人们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梁启超就对革命这个词做很多解释。

　　刚才这几个例子说明，新词的引进，实际上就是一种新事物的引进，新事物包含着新知识，新知识之下孕育一种新概念、新的价值体系、新的话语体系。这些新的观念、新的话语体系必将导致社会的变化。现在我们语言中的“党”与传统的“党”完全不同，所说的“革命”与传统“成汤革命”、“汤武革命”中的“革命”完全不同。新词引进说明，在人类交往的过程中，不同的语言总是在互相影响。

　　二、不同语言的相互影响是不均衡的

　　语言是非常“势利”的。在实际情况中，语言的影响主要是单向的，即从经济、文化、政治发达的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

　　我们知道，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甚至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都各有各的语言，像咱们国家就有许多方言。随着人类交往的增加，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总是在互相影响。但是通过研究语言互相影响的历史就会发现，语言的影响并不均衡。从语言影响的强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经济力量的强弱，或者可以称之为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软力量”是强还是弱。

　　我们通过观察中国近代词汇以及其他地方、民族词汇的发展变化，不难发现，实际上语言也是非常“势利”的。从道理上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影响应该是相互的、平等的、双向交流的。但在实际情况中，语言的影响主要是单向的，即从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要想取得与他人的平等权，自己的经济、文化、政治要足够发达、强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们从心理上愿意使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语言。

　　经济文化发达，这个民族或地区所用的语言有优势，那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就受它的影响；
反之，落后地区的语言、方言很少能影响经济发达地区。比如今天我们称东亚的一部分地区为“汉字文化圈”，因为过去像朝鲜、日本这些地方都使用汉字。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发达、文化灿烂，比其他国家强，所以中国的文字、语言就影响了它们。

　　再举一个例子：东晋的时候，那些“南渡”的贵族、士族以说洛阳话为荣，歧视当地的吴语，因为吴地当时不如中原文化发达，说洛阳话一方面是思乡，一方面是“雅”的象征。但现在，“吴侬软语”已不再被当作低级、落后的象征了。

　　现在好多外乡人到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如果想在那儿扎根，就要尽量说上海话和带着京味儿的普通话。当然也不是只有中国这样，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也经常写到外省的青年到巴黎去奋斗，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就要尽量脱掉外省的口音，变为巴黎口音。以前俄国的贵族都是以说法语为荣的，他们彼此交谈都要说法语。他们就是说俄语的时候，都故意有一点法国腔。贵族家庭都要请法国家庭女教师，以至旧的俄国小说中经常的情节是家庭男主人与法国女教师的暧昧关系。我记得著名的小说《安娜·卡列妮娜》好像就是以女主人公哥哥和法国家庭女教师的暧昧关系引发家庭矛盾，她去调解引发开头的。为什么俄国贵族要说法语呢？因为他们自己都认为，在当时世界上，或者说在欧洲文化圈里面，俄国的文化不如法国的，所以他们的上层人以说法语为荣，作为身份的一个高贵的标志。现在你到北京“国贸”附近的咖啡馆坐坐，就会听到那些“白领”们说话时不时夹杂英语。

　　这种心理，你可以不喜欢、不赞同，甚至说是“不健康”，但千百年来就是如此。

　　第二，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语言更容易大面积流行。

　　英语是现在公认的“强势语言”，但其中许多音乐方面的词汇，却是来自意大利语，说明意大利音乐的发达，英语再强，在这方面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从中吸取词汇。

　　再比如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所以它的方言词汇就有可能进入普通话，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例如我们经常用的“寻开心”、“阴阳怪气”等，原来都是上海方言。北京是“首善之区”，京话当然更容易在全国流行，随着电视的普及，一些带有北京特色的文艺作品在全国流行更快，于是那种北京街头巷尾的语言和一些北京方言，也更快在全国流行开来。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快，于是粤语北上，形成了粤味的普通话：吃完饭了“埋单”，把一个事情“搞定”，还有“生猛”、“炒鱿鱼”等等。我1984年到广东出差的时候，见到很多美发店有一个字是“焗”，不知道念什么、什么意思，才知道就是“蒸”的意思，现在北京的大街上满街都是“焗油”、“盐焗鸡”什么的，没有写“蒸油”、“盐蒸鸡”的。有意思的是，“埋单”被普通话改造成“买单”，一些广东人反而认为“破坏”了粤语的“纯洁”，提出抵制、反对，说是要“保卫粤语”。我开玩笑说，这些年粤语对普通话的“破坏”还少啊！这种只允许粤语“破坏”普通话，不许普通话“破坏”粤语的观念，与许多人认为这些年粤语大大“破坏”了普通话的“纯洁”性，所以要抵制、反对粤语的观念一样，都是“语言原教旨主义”。

　　事实说明，只有政治、文化中心或者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才有可能“大面积流行”，它的一些词汇才可能成为官话、普通话的一部分，而其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语言只能是边缘，很难登大雅之堂。

　　第三，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的词汇、语言，需要一种权威的认可才能进入主流语言。

　　上面两种是通常的情况。大家可能会提出反对的例子。比如我国的东北农村经济文化就不十分发达，但像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小品演员却很了不起，把一些东北土话，像“忽悠”这个词，楞是靠自己的表演、自己的才华使其逐渐成为全国的流行词汇。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赵本山的语言在电视小品中本是作为“笑料”出现的，也是通过中央电视台这种权威的认可，才开始在全国流行的。这就说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词汇、语言，要想进入中心，成为流行语、普通话的“一分子”，实际上仍要经过文化中心的认可之后，才能够进入主流语言中，这时才能取得一定的话语权。

　　三、中国近代的新词是怎样登上历史舞台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遇到了一种新的挑战，这时候中国开始一点一点地接受了新的词汇，新词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中，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

　　咱们现在要讲一下中国近代的情况。在近代以前的东亚文化圈之内，中国文化确实是最优秀的，所以中国认为我就是天下，我就是世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遇到了一种新的挑战，这时候中国开始一点一点地接受了新的词汇，新词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中，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

　　1.反对者也不得不使用新词

　　新词刚开始产生的时候，也是往往被别人作为笑料的。比如当时有几句打油诗：

　　“阳历初三日，同胞上酒楼。一张民主脸，几颗野蛮头。细崽皆膨胀，姑娘尽自由。未须言直接，间接也风流。”

　　“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

　　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笑的。但当时“团体”、“脑筋”、“目的”、“精神”、“中心点”、“以太”、“方针”这些词都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词”。这些新词进来的时候确有很多人嘲笑，曾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现在人觉得一点不好笑的词汇，在当时就被认为十分可笑。

湖南有一个保守派人士叫叶德辉，在维新运动时就痛斥这些词，提出来要辨文体，他指责说：“异学之詖词（按：詖音“毕”，詖词指邪僻的言论）、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诡僻，不得谓之词章。”当时维新运动在东南影响比较大，维新派的报纸上这些新词汇用得多，他认为这种文风就不能成为词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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