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妮:潘光旦,心存百般忍让

发布时间:2020-06-04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潘光旦到晚年眼睛极度近视,达到一千多度,而他除去吃饭睡觉,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简直是眼睛贴在书本上看书,家人都笑话他是在闻书。

  

  每走一步点一下头

  

  据他的亲人们回忆,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读书或写作,出奇的用功。由于视力很差,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麻烦。他拄着拐杖上班,走得很快,但他看不见对面的来人,有个熟人说他架子大不理人,从那以后,为了不给人造成误会,他每走一步就点一下头,宁可自己吃力辛苦一点,怕碰见熟人看不见又没打招呼。

  他为人极有幽默感,喜欢开玩笑和自我调侃,孩子们也可以随便跟他开玩笑,他从来不发脾气和打骂孩子,只是言传和身教,让孩子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他的性格也相当活跃,他虽不爱好音乐,倒也五音俱全,唱歌不走调。他曾经教他的女儿、女婿唱他小时候学过的一首情歌,而且是用吴语上海话唱。在清华的时候,独腿成了他的一个特征而名声在外,但与之相处,没有人会感到他的残疾。他行动敏捷,轻松自在,还把自己有一次架拐行走的事当成笑话来说。有一次下雪,一个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以为是什么小动物,跟踪脚印直到发现潘光旦。他说他在校园里发现好几回这种脚印,又不像什么小猫小狗,原来是你啊!潘光旦回家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还夸奖这孩子有寻根究底的劲头。他被打成右派以后,因为他的眼睛视力极差,有一只眼睛根本看不见,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个人,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回答:“我不但立场、观点有问题,我这方法还有问题呢,我架的是两条美国拐杖,所以方法也有问题。”“文化大革命”时,一群小孩追着他丢石头,打牛鬼蛇神,他和蔼地开玩笑说,你们可别把我打伤了哦。

  冰心说他是“男子中理智情感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

  在“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中,潘光旦的形象颇为特别,独树一帜、卓尔不群。闻一多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梁实秋说他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而在费孝通的眼中,潘光旦是一个人文思想家、人类学家。梁实秋、梅贻琦、闻一多、徐志摩等那一代的学者们,非常喜欢潘光旦的为人,常与他结伴旅行。徐志摩称胡适之为胡圣,而称潘光旦为潘仙,以其与八仙之一的铁拐李相像为由。梁实秋认为潘光旦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学贯中西,头脑清晰,有独立见解,国文根底好。费孝通与潘光旦比邻而居,他视潘光旦为活字典,凡是不知道的事情,不,跑到隔壁去问潘光旦,一问就知道了。谢冰心评价说,潘光旦是“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

  据朋友和家人回忆,潘光旦一生唯有几次失控,一次是他的母亲1939年在上海去世,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潘光旦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潘光旦的成长与母亲的教养息息相关,是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仍然按照父亲的遗愿,克服重重困难,供潘光旦继续学习。母亲的死,使他悲痛不已,在家中的阁楼上呆了三天没有下楼跟家人一起吃饭。还有一次是1958年他的夫人赵瑞云去世,他认为是自己被划成右派致使夫人担心而发病去世的,这次他也是大恸。另外,潘光旦在闻一多被特务枪杀后也大恸一次,嚎啕大哭。他表达感情与别人很不同,哭过后马上可以控制自己。以后是“文革”初期,他与叶笃义谈天时偶然谈到他的女儿潘乃穆在丈夫被逼死后,对她的儿子说,爸爸死了还有妈,我们还要活下去!他说到这里情不自禁突然一下子悲愤失声,恸哭起来,恸哭过后,又像没什么事一样讲别的事情了。叶笃义说,潘光旦当时极度地控制自己的感情,一个人怎么能做到那种程度,这只可以用“心存百般忍让”来形容。叶笃义说自己只是听他讲都不想活了。

  1962年,龙云逝世,潘光旦与与罗隆基一起去做遗体告别。龙云是著名的“云南王”,与蒋介石有矛盾,解放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经历曲折,但潘光旦有感于1941至1945年间,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候的民主运动中得到龙云的掩护,且民主同盟的活动经费大部分由他筹措而来,教授们生活困难由龙云首创演讲付酬后成为惯例,他不忘旧情,一定要去见龙云最后一面。

  

  学者之死

  

  1966年“文革”开始,潘光旦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被抄家批斗。当红卫兵抄家时,只抄出一百几十元的存款,他们不相信只有这么多钱,质问说:别的教授都有几万块钱,你怎么只有一百多块钱?潘光旦回答:“我就这么多钱,我的钱全买书了。”抄完家以后,书房和卧室都被查封,只有厨房和贴着厨房搭建的一间小屋没有被封,潘光旦和老保姆及小孙女,只能在这间小披屋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卧,缺被少褥,难以人眠。幸亏费孝通把自己家里没有被封的被褥抱过来给他们用,费孝通还用粗毛线给潘光旦织毛袜穿,那时费孝通处境也很艰难,夫人被赶回苏州,自己连饭都难吃上,只能在潘家搭伙。

  “文革”前潘光旦的身体基本健康,没有病,被批斗后,由于腿疾,虽然没让他和费孝通等人一起去打扫厕所和澡房,还是叫他去校园拔草。他的腿不能蹲下,带着一只小凳,被红卫兵一脚踢飞,他被迫坐在地上拔草。红卫兵还要强迫潘光旦站队跑步,后来被别人制止。当时潘光旦已有67岁,从那时候开始,他的身体渐渐出现了问题,从前列腺发炎逐渐发展到尿毒症。由于没有正常的医疗条件,他的病未能及时就诊。他在北大的两个女儿,是被群众监管的“黑帮分子”,两家四口都被批斗,没有行动的自由,每天要在指定地点学习、劳动,接受审查,她们不了解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情况。

  叶笃义也被靠边站,常常去探望潘光旦,潘光旦对叶讲了他的三个S政策:“第一个S是SUBMIT(服从),笫二个S是SUSTUIN(坚持),第三个S是SURVlVE(生存)”。后来潘光旦的病逐渐加重,他女儿的一位同学把他送进积水潭医院,开始还好,大夫给他插了一个管子,但过了几天就不行了,医院打起了派仗,主治医生被撤换,对这样的重病号连起码的医疗和护理都成了问题。他住在十几个人一间的病房里,其他病友又喊又叫,他只能忍受。红卫兵们还不时来审问他,还有外来调查人员到病床旁边盘问他,冲他大叫大嚷,使劲摇动病床。在这种情况下,潘光旦受不了了,决定要出院回家,叶笃义用潘光旦自己的话来劝他:“SUSTUIN AND SURVIVE.你要坚持生存下去。”他摇摇头说:“SUCCUMB(死了)”。

  潘光旦让叶笃义去告诉费孝通,让他女儿潘乃穆接他回家。叶笃义立刻到费孝通家,对费说:千万不能让潘光旦回家,回家准是死。但在那种非常情况下,医生也不负责地推他出院。据女儿回忆:当时准备了一辆幼儿乘坐的竹制手推车把他推出病房,他很高兴地向旁边不认识的人招手,极有尊严地从医院回家,如同病愈出院一般。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家里的卧室还不准启封,只打开了堂屋。他的女儿支了一张旧行军床让他静卧,总算是躺在自己家里,还可以喝到一口热汤热水。

  1967年6月10日,回家9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潘光旦请保姆向住在隔壁的费孝通索要止痛片和安眠药,但一样也没有,费孝通将他拥在怀中,他逐渐停止了呼吸。

  潘光旦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亲属在身边,他的女儿们,不是被批斗关押,就是被下放边疆。而且他的一个在边疆的女儿,直到他逝世一年以后,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

  “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把那个作为潘光旦书房起名契因的连理葫芦摔在后门口(潘光旦的书房叫“葫芦连理之斋”,因为1936年,潘光旦在清华大学新南院11号种的葫芦藤,结出了一对并蒂的葫芦,据说概率仅有亿兆分之一),那个葫芦,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劫难,从北京被带到昆明,又从昆明带回北京。清华复原回到北京后,潘光旦把它收藏在一个特制的三角形葫芦柜里,那是潘光旦的心爱之物。费孝通看见它被丢弃后,赶忙捡回来藏在自己家。潘光旦去世以后,费孝通无法保存这个葫芦,曾经要潘光旦的女儿拿回去收藏,但那时候他女儿也是被批斗的对象,根本没有环境和条件保存。费孝通转而叫自己的侄子带回家,一直到1989年,葫芦才交回潘光旦的女儿手中。此时的“双葫芦”已被摔得有了裂缝,而且葫芦柄上原有的枝须已不复存在,颜色也由黄褐色变成了红褐色。这个自然界的珍奇之物,见证了历史沧桑,劫后余生,然而它的主人,却没能躲过那场大劫难。

  费孝通忆及潘光旦临终前的一幕说:潘先生没有抱怨。

  

  (摘自《光旦之华》,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版,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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