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朋：价格改革历史述评
发布时间:2020-06-06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前言
中国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作为八十年代改革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多年来我不断试图借助新的理论知识来深化对这个改革过程的认识，以期提炼出一些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本文是一个新的尝试。
本文通过对中国价格改革，尤其是价格双轨制形成过程的分析，来支持这样的思想：
改革的路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集体认知能力，尤其是精英阶层的集体认知能力。精英阶层的集体认知能力取决于价值理性，知识存量和交往理性（或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Habermas, ?）这三个要素的组合。三个要素在特定环境下的组合，决定了社会精英对环境的集体应变能力，或者是诺斯所说的集体的适应效率（adoptive efficiency，North, 2005）。
中国八十年代初的改革突破，得益于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全面危机促使中国社会全面回归理性，得益于毛去世后中国出现了一种具有公共理性的政治氛围。在这个大环境下，尽管当时中国的理论知识极度匮乏，但政治领袖的价值取向和精英阶层的沟通达到了很高的理性水平，从而克服了强势阶层对变革的顾虑，激发了地方领导人、弱势阶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改革和创新的热情，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局面。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之形成和实现，仅仅是改革初期中国精英阶层理性交往的许多重要改革成就之一。
但是，没有制度和文化的基础，中国精英阶层缺少自觉性的交往理性是脆弱的。随着改革进程不可避免带来利益分化，精英阶层的互信遭到破坏，从而使后来改革的路径选择受到决策者个人认知能力和强势集团利益越来越大的制约。
在全球化时代，价值理性和知识存量受到外生力量的巨大影响，一个社会要降低变革的风险和成本，避免灾难性的路径选择，已经空前地依赖提高全社会的交往理性来提升集体认知的能力。
本文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反思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形成的大环境，其核心是讨论危机与改革的关系。第二个部分是反思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形成和实现的过程，核心是讨论集体认知能力对改革路径选择的影响。第三部分则通过反思价格双轨制的路径选择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来进一步讨论改革路径选择与集体认知，尤其是交往理性之间的关系。
一、危机与改革：文革灾难为什么成为中国改革的契机
改革与似然风险
没有文革灾难，就不会有中国改革，这是许多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的共识。但是，文革灾难为什么能够为中国带来改革的契机呢？我们知道，历史上许多成功的改革都是由危机和灾难促发的，但是，并非所有的危机和灾难都导致成功的改革。那么，危机与改革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改革是由社会上层主导的变革，因而不同于下层主导的社会变革。由当权阶层主导的社会变革的困难在于，在现存秩序中处于强势的上层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因而难以形成改革的共识。因此，危机的一个主要功能，就在于促成关于改革的共识。但是，危机即使促成了需要改革的共识，也未必能够促成如何改革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在危急诱发下的改革，许多都没有成功。
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发动改革不久就获得了重大的突破，其中尤以包产到户的巨大成功震惊于世。包产到户的改革有一些发人深省的意外，包藏着值得深究的道理。改革之初，包产到户被普遍认为过于激进和危险，因而被排除在政策选择之外，但是，正是这项改革竟然在几年之内成为主导的政策，这是为什么？更有意思的是，为什么这项改革并没有像许多人当初想象的那样可怕，而是给几乎所有人都带来了好处，甚至给一些当初反对包产到户的人和地区带来了更大的好处？最令人深思的是，既然事实证明，这个改革举措是一个非常好的帕累托优化，当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策略，才没有让这些当初的反对者阻止这一变革，从而使中国的改革走上了不同的路径？
基于这个历史的经历，我提炼出来一个概念，就是改革的似然风险。社会危机虽然让当权阶层认识到需要改革，但所有当权者都懂得，改革是有风险的，不仅有个人的政治风险，还有社会失序的公共风险。包产到户的改革经验说明，改革不仅有风险大小的判断问题，还有一个风险真伪的识别问题。当权阶层对改革风险的误判，对改革的路径选择会发生重大影响。似然风险的概念，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所谓改革的似然风险，是指当权阶层对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改革举措发生风险误判而感知到的似然而非实然的改革风险。受到认知的限制，一些事后证明带来巨大帕累托改进，尤其是提升弱势阶层的权利，推动整个社会福利改善的改革，事前在当权阶层的一些人看来，其个人和公共风险却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他们愿意投入大量的政治资源来阻止这项改革的实现。一旦这样做了，不论这种改革举措是否最终得到实现，都失去了原来潜在的帕累托优化性质。对于反对派来说，问题不仅在于已经为阻止这一改革付出很大代价，而且，此时再改变立场可能付出不可接受的代价。历史上，正是由于当权阶层的认知局限和政治过程的不可逆性，让许多社会失去重大的帕累托改进机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就有许多令人扼腕的例子。
文革提高了中国社会的集体理性
那么，中国在经历了文革的灾难和危机以后，为什么能够抓住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机遇，实现经济发展的历史性飞跃？笔者的解释是，文革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集体认知能力。毛泽东把中国的精英阶层和民众推入一场史无前例的，非理性的公共政治游戏中，几乎所有人都身不由主地成为这个游戏的参与者和受害者。这种疯狂的公共政治游戏所带来的共同体验，给了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一个不同寻常的集体反思机会，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社会的集体理性。
正如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的，构成集体理性的第一要素是价值理性，也就是诺斯所说的信念系统（North, 2005）。文革对中国社会回归价值理性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这个共同经历从根本上动摇了政治迫害的正当性。1978年，历史性的中共第十一届三种全会，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社会回归价值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四人帮被赶下政治舞台，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政治格局：一方面，由文革激发的浪漫的公共政治热情在民众中，尤其是在青年中余温尚存，另一方面，这种并没有法治和民主制度支撑的自发的公共政治因文革的教训而提高了理性。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民意与高层政治发生了良性互动，不仅支持了在文革中遭到羞辱的中共元老回到权力中心，而且激发了这些曾经的革命者改革的雄心和信心，一时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具有一定公共理性的政治氛围。
这种罕见的自发的公共理性，不仅表现为对公共政治的广泛关注和参与热情，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当权阶层的内部，民间精英内部，还有当权阶层和民间精英之间出现了开诚布公的交流。关注公共政治的许多青年人不仅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交往自由，而且互相之间能够坦诚地交换政治见解。
从事后看很清楚，这种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发生的自发“公共理性”既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缺少理论的自觉，因而是极其脆弱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公共政治热情随时可能与现存的权力结构和体制发生冲突，导致悲剧结果。
文革把老一代革命者的政治威望和经验变成了改革的财富
幸运的是，中国老一代革命者中有一批优秀分子的政治生命因文革的磨难而得到升华。这些人在经历多年困顿后重返权力，使得他们身上用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政治威望和经验，不仅没有成为变革的阻力，反而成为中国改革的一笔巨大的社会资本。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领导人，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快速而简要地处理了历史是非与社会和解问题，同时，明智而谨慎地把青年的政治热情引向了建设性的改革。
邓小平以他巨大的政治威望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对中国改革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邓小平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指导改革的方针和策略，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改革过程中的集体认知能力。邓小平在这方面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邓小平明确地把改革定义为集体认知过程。他用“摸着石头过河”的通俗说法表达了领导层开放、求实、求是的认知态度，从而鼓励了多样化的改革探索。正是由于这种政治理念的支持，小岗村擅自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才会发生，才能得到万里这样具有改革志向的地方领导人的支持，才有可能最后发展成一场‘去人民公社化’的和平革命。
2. 邓小平提出“不要争论”，有效地阻止了把改革中的认知分歧政治化，从而抑制了不利于集体认知的不良政治倾向。
3.邓小平从鼓励地方分头探索，发展到鼓励地方竞争，使地方治理的竞争不仅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一个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也成为促进中国集体认知的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
理性交往化解疑似风险
文革后中国精英阶层交往理性的提高，不仅表现在中国精英阶层中出现了更理性的沟通伦理，比如说，在会议上不讲假话成为一种时尚，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交往理性的提高，促成了具有重大集体行动意义的政治创新。正是这些具有重大集体行动意义的公共政治创新，提高了中国政策过程的理性程度，化解了改革的疑似风险。
在这些具有集体行动意义的公共政治创新中，具有自治倾向的政策智囊团的出现，尤其是这种自治的智囊团的正当性得到政策过程的认可，对于化解改革的疑似风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笔者有幸亲身参与了这个创新过程。
文革后知青回城，尤其是邓小平断然恢复高考，让大批青年精英分子回到了政治中心。回城的青年精英中既有这样一群高干子弟，他们虽经人生沉浮，但仍不失政治抱负，也有一批平民子弟，他们虽在文革中亲历中国公共政治的凶险，却仍锲而不舍。有意思的是，文革中的政治迫害，让这两群人的人生轨迹发生过交错，而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又让他们有机会再度重逢。历史性的风云际会，激发了一批人的浪漫情怀，使他们萌生出一个想法，创建自治的智囊团，为改革决策服务。
八十年代初中国开放和浪漫的政治氛围，给了这个近乎异想天开的小概率事件成功的机会。1980年秋，中国第一个得到官方资助的自治的智囊组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正式成立。这个政治创新起初并不被许多人看好，直到1981年，该组对已经实行包产到户一年的安徽滁县地区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田野调查。调查报告对包产到户的改革后果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最客观，最全面，最有说服力的辩护，因而促进了最高领导层支持包产到户的共识。从此，“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不仅赢得了高层的信任，而且为其他自治的智囊组织参与政策过程赢得了正当性，实现了新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得到决策层信任的，自治的智囊组织为什么有助于化解改革的疑似风险？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最重要的并不是智囊团能够拿出一些聪明的点子，而是它能降低改革政策过程主要决策者之间的沟通风险，提高政策过程的沟通理性和沟通效率，从而提高改革的搜索效率和决策效率。社会变革永远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包含着真实的巨大风险。因此，处于快速变革中的社会在前行中的搜索和决策效率，往往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缺乏地方自治传统的社会，一旦实现大一统，基层和地方采取集体行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资源严重不足，这是因为大一统的中央垄断了集体行动正当性的全部资源。集体行动机制和正当性资源的这种分布和结构，对于社会整体的认知是非常不利的。早在革命年代，军事割据促使中国共产党学会了如何利用不同地方的政策经验来修正中央的政策，同时又保持政治和政策的统一。夺取政权后，这种经验继续支持中央领导人利用地方领导人的探索来帮助中央决策者搜索新的路径。但是，在新的政治现实下，中央与地方沟通的道德风险极大地增加了。地方领导发现，对中央领导人投其所好可能得到巨大的个人回报。这种道德风险，是导致中国1959-1960大饥荒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在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之间，已经不存在导致大饥荒那样的沟通风险，但是，在中央的改革领导人与地方的改革领导人之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沟通风险。在非自治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下，利用地方分权的策略探索改革路径存在一个悖论：中央的改革领导人对改革能走多远的判断首先要取决于地方改革领导人在当地的判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地方领导人对本地改革能走多远又要取决于中央改革领导人对全局的政治判断。麻烦在于，仅仅靠正式的政治过程，中央的改革领导人与地方的改革领导人并不能实现充分的沟通。其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是重要的原因。
受到高层信任，同时又有一定自治和独立色彩的智囊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中央的改革领导人与地方的改革领导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双方的沟通风险。这就有助于一方面扩大改革的搜索范围，同时又不至于带来过大的政治和政策风险。
包产到户以及温州模式的确立都得益于智囊团的贡献，而智囊团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设计了这些改革，而是通过帮助地方与中央沟通使中央决策者相信，对于这些地方首创的改革，许多顾虑是没有根据的，反对派所感觉到的一些重大风险其实是疑似风险。
二、集体认知与路径选择：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是如何形成和实现的
价格双轨制之谜
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具特色的一项重大改革。虽然这一改革在今天看似不难理解，但是，任何一项事后看来很自然的重大改革，其过程都隐藏着一些深奥的道理。对于价格双轨制这项改革来说，它与包产到户和温州的私人企业改革的一大区别就在于，这项改革不是在自发民意的直接压力下在个别地方首先获得突破，而是由少数知识分子构想出来的，因而是具有一定先验性的一项改革，这不仅意味着价格双轨制可能比包产到户这样民众自发改革有更长远的社会后果，也意味着有更大的历史偶然性。假如不是双轨制，而是另外一种价格改革的构想被实现了，历史会不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可能是价格双轨制永远的谜。
价格双轨制究竟是谁先想出来的？从学理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比这个问题远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些问题：
·价格双轨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政策思维，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主流的改革策略？
·考虑到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总体理论知识极端匮乏，世界银行又主动向中国推荐东欧改革的专家，为什么中国没有简单地听从理论和经验知识都远比中国丰富的外国专家意见？
·中国青年经济学者在当时羽翼未丰，而且刚刚才开始接触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为什么就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初生牛犊而不是老一代经济学者对中国价格改革的策略发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双轨制为什么在中国能行得通？这个价格改革策略有没有普遍的意义？如果有的话，在什么意义上价格双轨制可以应用到其他的经济实体，在什么意义上价格双轨制仅仅是与中国文化和体制兼容的一种选择？
·双轨制对中国改革的进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双轨制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能提供任何重要的启示吗？
本文当然不可能全面、系统地回答以上问题，而仅仅是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并非重述这一段历史，而是与读者分享从这一段历史经历中感悟到的道理。为此，作者将把一些相关人物的姓名隐去，一方面是希望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对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无力把握全部与双轨制相关的重要史实和人物。双轨制是中国最有争议的改革之一。任何分享双轨制“荣耀”的人，也应承担双轨制负面后果的历史之责。确有一些个人在双轨制的形成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没有这些人出场，历史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参加改革的经历告诉我，“发明”双轨制本身对历史的贡献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重要。中国改革的成就，绝不是因为有一些聪明的发明家，而是确有一大批不计个人利害的英雄，其中包括许多无名英雄和悲剧英雄。
参与双轨制政策过程的经历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包括改变了我的人生，这使我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可能不带个人的偏见。我将尽我所能不损害文章的客观性。事后看来，我认为使双轨制的改革思路得以产生和实现的政治环境和政策过程，对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积极影响，要远远超过双轨制改革本身。前一节分析了政治大环境这个因素，这一节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八十年代，一个具有什么样特征的公共政策过程，使得双轨制这样看似匪夷所思的改革思路得以产生和实现？
跨越社会地位的鸿沟分享知识
八十年代初的改革经历，令我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当时改革领导人与我们这些无名之辈的真诚交流。今天的青年人可能不易理解，更难以想象这种跨越巨大的社会地位鸿沟的真诚交流如何能够发生。毫无疑问，社会地位的鸿沟是每一个社会集体认知的最大障碍之一。一个社会克服这个鸿沟的能力越强，集体认知能力也就会越强。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巨型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严重挑战，就是如何跨越这个鸿沟来调动社会的集体智慧。中国的现代化一度走上代价高昂的激进路径，很可能与社会上层与下层的交往困难有关。至少费孝通就批评过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对底层的冷漠，而Weber则曾指出，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文化优势，就是有利精英对普通人苦难的关怀。
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文革拉近了中国人的社会距离。大规模的“下放”和“再教育”，再加上所有人都被搞得差不多一样穷，使得文革后中国不同社会地位之间的鸿沟比较小，沟通起来比较容易。但是，这个事实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当时的领导人在沟通行为上明显表现出来的“公共精神”。我赞同一位朋友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当时在一些革命老人的身上，虽然对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已经产生了困惑，但那种“天下为公”的情怀还在。这些人在被“打倒”后重返政治舞台，把这种情怀注入了当时的政治生活。
文革后的中国，从上到下，充满着一种极其强烈的求知欲。如果说青年人的求知欲比较容易被理解，那么，当时已届高龄的中国领导人求知热情之强烈，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正是由于这种为天下苍生而求知若渴的精神，帮助‘农发组’获得了一个特权，‘农发组’被特许从大学生中不拘一格地挑选人才。这个决定对后来的改革政策过程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S君是‘农发组’发现的人才之一，他出身农村，对农村的重大经济问题作过多年的思考，进入北京大学以后，虽然所修专业与经济无关，但对经济理论却十分着迷，成为最早应用西方经济理论对农村经济进行分析并达到一定深度的青年人。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能够熟练掌握西方价格理论的人本来就少，能够掌握这种理论同时又对中国农村经济具有深入知识的人就更少了。幸运的是，‘农发组’有机会读到S君的经济学习作，并认识到他是难得的人才，遂利用特权，把S君吸纳进来，迅速地提高了这个年轻的智囊团对农业政策的知识水平和分析能力。
S君对中国改革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农发组’许多重要的政策建议，直接得到了他的启发，改革领导人，尤其是杜润生老人从他那里直接学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学知识。就价格双轨制的改革而言，他的贡献是：
1.最早突破计划经济理论框架，揭示了计划价格体制通过扭曲价格体系来支持工业化的实质。尤其是揭示了统购统销体制的低价收购政策是对农民征收实物税的本质。
2.最早用农村市场价格与政府价格的差价来解释农民的生产行为，解释主要农产品生产的波动。
3. 最早提出改革统购统销的改革方向是用征收货币税替代强制低价收购，提出政府应该用市价来收购粮食等农产品。这是国内最早把价格机制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区分开来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是中国改革认知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在S提出他的改革思路之前，计划价格的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禁锢了政策选择的思维。
S君的分析和政策建议令人耳目一新，但得不到当时理论和政策界主流的认可，连正式发表的机会都没有。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农发组’把S君的思想和建议提交给最高的政策制定者。杜润生、万里都先后听取过S君的建议。他们马上就意识到，S君关于“统购改税”的改革建议，触及到了一个根本性的政策问题。虽然他们认识到这个改革可能涉及到多方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可能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但是，对于青年人这种大胆的探索，依然给予支持和鼓励，从来没有泼过冷水。
大胆试验，让理论设想与现实直接对话
从1982年到1983年底，S君“统购改税”的改革思路虽然赢得了‘农发组’内部的高度认同，但还不能完全说服农业经济政策和理论界的主流。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农发组’向当时主管农村政策研究的杜润生提出，希望到地方进行试验，来检验这个改革思路的可行性。当时，包产到户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全面的成功。中央领导人意识到探索下一步改革的重要性。1984年春，杜润生正式批准了这一请求。
试验的请求顺利得到批准和实施，还得益于当时改革高潮中的政治形势，得益于中央和地方的改革领导人之间高度的互信和相互支持。杜润生给时任河北省第一书记的高杨打了一个电话，高就立即表示，欢迎我们这些年轻人到河北搞改革试验。河北省负责农业的省领导杨泽江，很快就通知所有与粮食生产、购销相关的政府部门，全力配合我们的试点工作。‘农发组’负责试点的几个年轻人，职务和身份都很低，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听取各有关部门的汇报，调用各种相关资料，并要求他们配合我们的试点工作。
包产到户的改革过程，使支持改革的干部在地方占了政治上风，对我们的试点提供了极其良好的环境。回顾当年，在中央的改革领导人和地方的改革领导人之间，出现了一种心有灵犀的“超导状态”。
S君是这次改革试点的主要设计者，我则是试点小组的负责人。试点选择在石家庄地区的藁城和邢台地区的宁晋两县进行。藁城的方案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改革方案：农民把粮食的市场价格与政府收购价格的差价作为一种资源税交给政府，就获得了自由种植的权利，县政府通过市场收购来完成原来的粮食统购指标。我们把这个设计简称为“差价税”方案。宁晋的方案非常大胆，不仅要实现粮食和油料价格的自由化，而且要实现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也就是化肥和柴油价格的市场化。换句话说，宁晋的实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自由价格的改革试验。
改革试验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试验小组对各种主要的市场价格以及农民应该缴纳的差价税进行了测算，对政府的粮食购销部门，生产资料流通部门以及生产化肥的企业，在实行市场定价之后的收入补偿机制进行了设计。
这个试验面临的最大难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保证实行市场价格后，各方面的利益均衡基本不变。比如，粮食部门不会因为农民交纳的差价税太少，市场粮价太高而无法完成政府的收购指标，或为了完成收购指标而赔钱，当然农民也不能为了获得自由种植的权利就交了过头税；
供销合作社不会因为以市场价格销售化肥和柴油就剥夺了国家对农民的财政补贴，等等。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所谓的“局部自由化陷阱”。[1]为此，试验小组设计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就是发行一种限本县使用的“流通券”，相当于一种地方货币，以减少价格在局部地区自由化带来的地区间收入转移。
在这个过程中，试验小组还和财政局，粮食局，供销社，化肥厂进行了各种费用测算和利益谈判，否则，就不可能决定差价税的总额，税收的分配方案和流通券的发行量。
到了1984年夏季，中国的粮食市场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粮食的市场价格第一次全面低于政府的平均收购价格。这个形势的变化推翻了改革试验的基本假设，那就是政府的收购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因此，试验没有能够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但是，这个试验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它使我们认识到，实行自由价格必然会带来对现有的利益格局的巨大冲击，而这种后果可能是非常危险的
开拓公共空间，扩大社会精英参与改革的机会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宁晋试点获得的经验对于价格改革的重大意义，因此，如果没有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河北“统购改税”试验所得到的宝贵知识，有可能仅仅成为一种个人的经验知识，而不会对中国改革的进程发生影响。
1984年秋天在浙江莫干山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会议，是中国改革历史的一个重要事件。如同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随着它的重要性逐渐被后人所认识，对事件的争议也增加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后人有了不同于当事人的分析视角，同时也是因为岁月磨去了许多当事人的记忆。一些细节后人认为很重要，而当事人当时并不这样看。
关于谁最先提出双轨制的改革思路这一问题的争议，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虽然知道自己是在莫干山会议首先提出价格双轨制的人，但是，多年来我并没有刻意地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并不认为自己对双轨制思路的形成和实施，作了最大贡献。我的理由是：
1. 莫干山会议是当时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老一代改革者的支持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一次成功的集体行动，而我并不是这次集体行动的策划者和主要的组织者。这次集体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扩大青年经济学者参与改革的机会，与老一代经济学者竞争，为改革出谋划策。而我对这个策划和组织过程没有多少贡献。这个过程有不少无名英雄，有的人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所知道的策划者之一，Z君，提出以论文质量选拔人才，以对策交流组织讨论的会议方针，很幸运地得到采纳。如果没有这个创新，而是像以前那样，各自宣讲自己的文章，莫干山会议早已被人遗忘。
2.我刚参加会议，就得到内部消息，中央领导受到农村改革成功的鼓舞，已经决定加快城市经济改革，但计划价格成为城市经济改革的拦路虎，中央决策者急切需要一个可行的价格改革方案，如果莫干山会议能够对此有所贡献，将是巨大的成功，并将提高青年一代学者参与改革的机会。消息来自决策核心部门工作的青年学者，没有他们的搭桥，不可能有莫干山会议与高层决策的互动，也不可能有与会者群策群力的精神。
3.大家当时就知道，价格改革策略是皇冠上的明珠。因此，会议一开始，对价格改革策略的争论就成为热点，除了正式议程，会议还专门开辟了晚间的挂牌讨论。擂台一开，主张自由价格的一派便先声夺人，而代表当时主流思想的计划价格派，也毫不示弱，提出了以调整计划价格为主的改革方针。两派旗鼓相当，争执不下。会前我并没有形成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但是，当我看到“放派”和“调派”相持不下的时候，突然从河北改革的经验得到灵感。于是，在我主持的分组会上首先提出了“两派都行不通，只有搞双轨制”的意见。换句话说，没有当时自由争论的氛围，我未必能够产生“双轨制”的想法。况且，没有S君提出“统购改税”的创意，没有河北的改革试验，我根本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创意。
4.虽然“双轨制”的想法是我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在辩论中我并不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发言人。这一思想的主要发言人是H君，他辩才过人，使这一创意迅速赢得会议多数人的支持。
5.更重要的是，H君最后代表大会说服了高层决策者。一个新政策思路能不能说服决策者，对于决策过程非常重要。我曾经有多次机会接触高层决策者，提出过不少有创意的政策建议，但是，多数建议都未能说服决策者。世界上有很多高明的办法早就被人发现了，但只有那些赢得决策者信心和决心的意见，才真正创造了历史。因此，那些能够直接说服决策者接受创意的人对历史的贡献，应该大于发明这些创意的人。
6.当然，最大的贡献是双轨制的决策者。是他们承担了巨大的个人政治风险，给青年人参与的机会，同时又承担了改革的政策风险。价格双轨制并非没有风险，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赵紫阳对此十分清楚。但是，他在讨论是否实行双轨制的时候，表达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精神，毅然决定接受青年人的建议。张劲夫，杜润生这些老一代改革者，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没有这些开明的改革领导者，再高明的创意也是白搭。
总之，双轨制思路的形成和实现，是中国八十年代初改革过程的一个成就。这个过程高度调动了中国精英阶层的集体认知能力，调动了中国精英阶层的集体智慧。夸大少数人的创意，而看不见集体认知能力对政策过程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历史的逻辑。
莫干山会议充分体现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不断扩大的，具有公共理性的公共空间对于提高社会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极为重要。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突然间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些小人物的天分吗？
莫干山会议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公共空间不断扩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此之前，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教育，扩大新闻和出版自由，吸纳自治的智囊团参与政策过程，都为莫干山会议作了铺垫和准备。莫干山会议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是从这一过程中成长和筛选出来的社会精英分子。八十年代初公共空间的扩展为这些青年精英的成长和选拔提供了一个比较公平的参与机会，这一过程的公平性赋予了这些精英分子宝贵的公共精神。没有这种公共精神，就不可能有莫干山会议具有公共理性的讨论过程。否则，即使有人提出双轨制，这种思想能否成为一种改革共识，也有很大的疑问。
1985年3月，仅仅在莫干山会议几个月之后，国务院正式下文废除对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的控制，双轨制正式成为中国的政策。这一独特的价格自由化策略，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带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路径。
三、中国的启示：提高沟通（交往）理性是打破落后宿命的唯一出路
价格双轨制，尤其是产生这一改革策略的政策过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深刻地感受到其影响。但是，我们至今仍不能完全理解这一政策过程和改革策略提出来的许多重大问题。求解双轨制之谜的旅程，并没有完成。
双轨制改革是偶然的吗？
不容否认，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莫干山会议的召开是有一定偶然性的。假如这个会议被有关方面取消了，假如因为某种原因，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因此没有人提出双轨制的思路，假如会议开完后，张劲夫没有时间去听汇报，假如H君没有能够说服张劲夫，假如赵紫阳不敢拍板，. . .，双轨制还能够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一个基本策略吗？
根据我的了解，当时赵紫阳对另外一个价格改革思路曾经比较欣赏，这就是有人提出的“小步快调”方案。“小步快调”方案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比较快的多次调整，使计划价格接近均衡点。提出“小步快调”思路的人认为，这个方案的吸引力在于，不需要中央财政拿出很多钱来补偿价格调整的利益受损方，既能够比较快地纠正价格扭曲，又能保持中央的控制能力。如果没有双轨制的提出，“小步快调”被采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问题在于，“小步快调”方案能够成功吗？如果“小步快调”方案被实施，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根据现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来推断，“小步快调”方案很可能产生两个后果，第一是给中央计划部门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那些在价格调整后得益的部门和企业，当然会比较高兴，但是他们是否因此就提高效率和产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当时微观的激励问题并没有解决。那些因价格调整而利益受损的部门和企业，肯定要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补偿，最终可能形成反对改革的强大阻力。
与“双轨制”相比，“小步快调”方案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农村工业。[2]这是因为当时的农村工业企业，理论上没有权利得到国家分配的主要生产资料，在现实中受到极大的歧视。这种情况严重地限制了农村工业的发展机会。因此，“双轨制”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农民，因为这一改革实行后，农村企业以更小的交易费用购买和销售工业生产资料。由于社队企业在激励机制和劳动成本方面相对国企有巨大优势，“双轨制”给了农村工业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八十年代中期乡镇工业“异军突起”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价格双轨制改革。
这说明，“双轨制”在中国能够行得通有重要的制度原因——城乡二元的经济制度，没有这个制度，双轨制是否可行，可能会有问题。反过来说，由于中国存在二元的经济体制，这个制度的现实很可能迟早会把中国引向某种“价格双轨制”甚至是“价格多轨制”。事实上，在中国实行双轨制之前，一物多价不仅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客观存在，而且已经被引入了价格政策。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农产品收购的超购加价政策。
1978年末，为了克服农产品严重短缺的局面，中央决策者决定不仅把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而且，对于农民超过国家定额销售的粮食，再加价50%。在包产到户实行后，这一政策产生了极大的激励效果，以至使中国粮食出现了过剩。我之所以能够提出“双轨制”的思路，其他人能够马上就理解双轨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粮食收购事实上已经实行了双轨制。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莫干山会议，中国也很可能出现双轨制。当然，自觉地利用双轨来推动市场化改革与被迫接受价格多轨的现实，对于改革的进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双轨制有重大的学理价值吗？
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经济改革的世界银行，很快就得到了中国“价格双轨制”的消息。他们对中国人的决策大吃一惊，强烈置疑。在他们看来，同样的商品，两种价格，不仅不合理论，也有违常识。一个以东欧经济学家为核心的世行专家小组，正式向中国有关方面建议，价格双轨不能久拖，要尽快实现并轨。
从此，对双轨制的批评就开始了。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是吴敬琏组织的对双轨制带来的弊端的讨论，1988年，这些讨论被汇编为《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一书出版，并在此后两次再版。由于吴敬琏所代表的对双轨制导致腐败的指责，得到了中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支持，对当时的决策者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使他们急于在1988年推行并轨的价格改革方案。结果，这一意图强烈地刺激了通货膨胀预期，成为改革在1989年遭到重大挫折的诱因之一。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由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成长的成功，一些海外的主流经济学者对双轨制做出了积极评价。（Byrd, 1987，1989，1991，Sicular 1988 , Lau, Qian and Roland，1997，2000）Roland 在《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这样概括了对双轨制的评价：‘双轨制是在中国转型中产生的创造性的制度，具有既增进效率又是帕累托改进的独到特性，双轨制的原则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其他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退休金改革，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最有吸引力的是，通过现存的“旧的”制度来保留改革中受损害者的租金，它使补偿改革的受损害者成为可能。同时，改革的帕累托改进特性并不意味着为了效率而牺牲其它目标。’（Roland, 2002，中文版，P148）还有报道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克利茨曾说，双轨制是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中，中国人找到的天才解决办法。（“经济观察报”，2005年1月16日）
当然，海外主流经济学者对双轨制的赞扬，不可能终结关于双轨制的学理之争，而是促进了海内外学者把对双轨制的学理探讨推向更深的层次。由双轨制引发的一些重要的学理问题可以列举入下：
1.作为产品价格的双轨制，在什么条件下是增进效率的，在什么条件下则不然？
2.作为产品价格的双轨制，在什么条件下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在什么条件下则不然？
3.即便双轨制是增进效率和帕累托改进的，正如Roland所指出，中国的经验表明它依然面临现实的道德评价和政治约束问题，如何来分析这一问题？增进效率同时实现帕累托改进就能够赋予双轨制充分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吗？
4.与问题3直接相关的问题是，双轨制与腐败究竟是什么关系？
5.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实现产品价格自由化的一种策略，双轨制对于要素市场的发育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是中性的还是不利于要素市场的发育？
6.推动要素市场发育，也能使用双轨制策略吗？
7.双轨制策略在改革中的“泛化”，会不会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不利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不断地内生强化，从而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后发劣势”的路径上？
不难看出，以上这些问题具有很高的学理价值和政策价值，而这些问题都是由双轨制的实践所诱生的，其中多数问题是首先由中国学者提出来的。二十三年前，当我们聚集在莫干山上辩论双轨制的时候，许多人连要素市场的概念都不清楚。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学者已经能够提出和分析一些最前沿的理论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精英认知能力的巨大推动作用。
对上述七个问题的系统分析，可以形成若干本专著。本文只可能围绕文章的主题，综述和点评这些问题涉及到的一些要点。
关于问题1和问题2，一些经济学者已经有了比较严谨的分析，Roland在他关于转型经济学的专著中作了很好的综述。对于非经济学专业的学者来说，以下常识性的结论是值得注意的：价格双轨制并不必然地增加效率和实现帕累托改进。如果政府继续把大量资源用于扩大计划轨部分的生产，则总体效率的改进是有疑问的，同时，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执行计划轨，则帕累托改进则未必能实现。Roland最重要的分析结果之一是，如果不存在交换物资配额的第二市场，使无效率的生产者将其供货定额以市场价再承包给有效率的生产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计划供货的收货者可以向有较高支付意愿的买主再出售其接受供货的权利，则双轨制能否增进效率是有问题的。（前书，P143）很显然，中国大量乡镇企业的存在，为第二市场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条件。
价格双轨与赋权交换
关于问题3和问题4，即双轨制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批评双轨制的人指责双轨制给腐败增加了机会，为双轨制辩护的人则说，双轨制对化解计划经济的管理层对改革的阻力是有效的。在我看来，两方面说的都是事实。批评双轨制的人虽然容易占据道德制高点，但是他们的弱点是从未能提出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他们的道德优势也逐渐为这样一个事实所削弱，他们在批评双轨制中增加的话语权，恰恰使他们自己从双轨制中受益匪浅。
在批评双轨制的过程中，“寻租”(rent-seeking)这个概念被从国外引入中国，不仅成为最流行的经济学词汇，而且成为最流行的大众词汇。在Barzel的《国家理论》一书中，他对寻租概念作了批评，使我深受启发。(Barzel, 中文版，2006, 175页) Barzel认为，寻租这个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破坏了以个体理性假设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理论的逻辑自恰性。寻租作为一种描述不道德的自利行为的概念，可能有利于道德批评，却并不利于经济分析。试问，哪一种自利的经济行为不是为了寻租呢？既然我们假定，任何理性的经济制度都是以个人的自利倾向为基础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把寻租从自利行为中分离出来，使自利行为出现好坏之分呢？这样一来，经济分析和道德分析还有什么区别？
寻租这个概念涉及到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分租权利的交换。但是，这个概念并没有帮助我们提高对分租权利交换的分析能力，反而从后门把道德批评引入了严谨的经济学分析。当然，对寻租概念的这种批评，也代替不了对权利交换问题的真正突破。在思考双轨制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对权利交换的一些新认识和新概念，加深了对双轨制的理论认识。
Sen 早就指出，人有两种赋权，即市场赋权 (market entitlement) 和社会赋权 (social entitlement)。他认为，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赋权或分租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赋权体系 (entitlement system)，贫困现象与这个赋权体系，特别是这两种赋权之间的关系存在深刻的联系(Sen, 1981)。有意思的是，Barzel 在构建自己的国家理论的时候，也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权利概念，一种是经济权利 (economic rights)，另外一种是法律权利 (legal rights) 。在我看来，Sen 所说的市场赋权和Barzel 说的经济权利非常接近，他们所要描述的，是个人之间可以自由交换的分租权。Barzel 更明确地指出，经济权利是与个人的秉赋或人力资本直接相关的，至于 Sen 所说的非市场赋权或社会赋权与Barzel 所说的法律权利，其共同的特性就是不能在个人之间自由交换，因为这种赋权来自于公权力，或来自“群域”(group domain)，而不像市场赋权或经济权利那样，本质上是来自“己域”(self domain)。
因此，可以这样来概括人类社会的两种不同的分租权利，一种是“己域赋权”，也就是以私权为基础的分租权，这种赋权天然地具有较高的个人交换的正当性，而另外一种分租权则是“群域赋权”，是以公权为基础的赋权，因此在个人之间进行交换容易缺少正当性。但是，正如Sen和Barzel都认识到的，这两种分租权之间存在重要的关联，“群域赋权”能够对“己域赋权”的范围和可交换性构成有效的约束，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和福利水平发生深刻的影响。
那么，‘己域赋权’和‘群域赋权’与我们讨论的双轨制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双轨制所涉及的问题，本质上是权利的可交换性问题，尤其是群域赋权与己域赋权的可交换性问题。所谓权利的可交换性，有两个要素，一是权利交换的法理正当性，另一个则是权利交换的技术可行性，这两个因素结合，构成了权利的可交换性。
价格双轨制所关注的问题，表面上看是产品自由交换的权利问题，但实质是己域权利的可交换性问题，没有产品的自由价格，就不可能有个人产权，尤其是不可能有个人对人力资本的分租权进行自由交换的权利。在计划经济下，用公权力对产品实行指令性价格和配给，严重地约束了每个人的经济自由，从而限制了创新和分工的发展。因此，双轨制在边际上开放自由价格，也就是扩大了己域赋权的交换空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为什么要在边际上，而不是全面放开自由交换，这是因为突然全面放开价格，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对此，多数人并不难理解。对双轨制的批评，集中在腐败问题上，实际上是质疑由价格双轨带来的公权与私权交换的正当性以及所带来的不公平问题。这就涉及到了己域赋权和群域赋权之间的可交换性问题。
不错，以公权谋私，也就是公权与私权进行交换是与现代社会的公正理念相冲突的，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不同社会的群域与己域界定存在着文化和制度的差异，群域赋权和己域赋权的可交换性也存在重大差异。就中国来说，家天下的治理传统和家产制为核心的产权传统，长期抑制了法治的发展，导致中国在历史上群域和己域的边界远不如现代西方文明那样分明。中国人重尊卑贵贱之分，而轻公私群己之界，是一个明显的文化特征，因此，群域赋权和己域赋权的交换在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可接受程度比较高，是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
除了文化因素，双轨制在中国能行得通，还有重要的制度因素。在双轨制开始的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真正的私人企业非常少，合法性也非常低，Roland所说的第二市场，也就是以“平价指标”为基础的分租权交易，主要是发生在不同的‘单位’之间，而并非是在公家与个人之间。即使公家与个人交易，个人也要戴上“红帽子”来获得合法性。也就是说，中国“单位社会”的制度因素，[3]提高了权钱交易的正当性。我在多年前就描述过中国的产权安排是一种等级化的集体产权安排。等级高的单位，分租权大，但自主权小，因此效率低，而等级低的单位，分租权小，但自主权相对高，因此效率比较高。与“平价指标”交换相关的分租权市场恰恰就是在不同等级的单位之间大量进行的。
反对双轨制最强烈的，为什么是在计划经济中分租权比较大的国企职工，而不是分租权比较小的集体企业和农民？他们对双轨制的恐惧和愤怒有没有理性的依据呢？双轨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性分租权交易的合法性，这一发展的必然逻辑，就是对低效率的生产者带来退出生产的压力。但是“双轨制”并没有回答国企的退出机制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是通过国家确保生产权来实现的，而双轨制的发展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威胁到了低效率生产者的生产权，从而威胁到了国企职工获得就业保障的权利。
使用赋权体系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指令性计划经济的赋权体系，其基本特征就是把己域赋权和群域赋权捆绑在一起来限制个别分租权的交换，而不像市场经济的赋权体系那样，无论是生产性的分租权还是资产性的分租权都和获取基本保障的社会权利相分离，经济因此而获得极大的活力。当时我们这些主张双轨制的青年学者，凭着直觉，在双轨制实行后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微观基础的再造，转向了产权问题，而反对价格双轨制的人，则长期忽视或有意识地回避这个核心的问题，这种分野是耐人寻味的。
对微观激励机制和产权问题的关注，使我们认识到，价格并轨需以微观基础的改进为前提，但是，这种主张在政治上遇到了双重障碍。倾向于保留更多计划经济因素的领导人，认为我们的主张实际上是要动摇计划经济的基础，而希望加速市场导向改革的领导人，则认为我们的主张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幸的是，当时高层对改革的认知分歧，出现了个人化和政治化的倾向，这对于理性的政策讨论和选择，带来不利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对双轨制的人提出了加速价格并轨以抑制腐败的主张，逐渐获得高层的重视。这个主张至少在表面上迎合了两方面的政治要求，既加速了市场化改革，又回避了产权问题，并占据了强调公平的道德优势。代表这种主张的一个典型的口号，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很容易地看出这个口号在当时的中国是荒谬的，但是，当时中国的理论界关于市场经济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一个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一旦抢占了道德的制高点，在中国的政策讨论中可以获得难以想象的话语权。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出现过一段严重的经济萧条，萧条中，许多物资都实现了价格并轨。但是，中国的腐败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得到了更大的机会。这虽然足以说明产品价格的双轨制并非是腐败的真正根源，但是，中国关于双轨制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新双轨制”对中国改革的挑战
2004年，在双轨制提出二十年之际，再度出现了对“双轨制”的强烈批评。不过，这一次的批评并非来自当年“双轨制”的反对派（尽管他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主流话语权），而是来自新一代经济学者，而他们批评的对象，也非当年的“旧双轨制”，而是所谓的“新双轨制”。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虽然当年主张“双轨制”的力量失去了话语权，但是，“双轨”却成为中国主流的政策思想，被应用到要素市场，社会保障，住房，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经济领域。这就是所谓的“新双轨制”。
批评“新双轨制”的代表人物钟伟尖锐地指出：‘警惕这种“新双轨制”吧！它是以套取已经市场化的商品价格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之间的巨大利益而寄生着的；
它是自下而上的、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利用资金、土地、劳动力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越多，腐败收益越大，参与到游戏之中者就越庞大和亢奋；
它是脱离了改革永远都不会“并轨”的，对渐进改革的庸俗化扭曲，因为很大程度上，需要被改革的已经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动者，也是在“新双轨制”之下既得利益者，更是对深化改革的拒斥者。如果说“旧双轨制”是一种渐进的、局部的制度创新，那么“新双轨制”就是累退的、整体的制度蜕化。从这一轮宏观调控来看，根源恰恰在于土地、资金等要素的价格扭曲。而现在，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和自上而下的宪政体制建设，应该说才是在我们试图建立有序的、正常的要素市场之前，就必须首先启动的迫在眉睫的工作。’[4]
钟伟的批评正是问题5、6、7所涉及到的内容。如同当年对“旧双轨制”的批评者一样，钟伟看到的问题都是真实的问题，他表达了许多人对改革的路径越来越偏离民众利益的失望和忧虑，但是，他提出的药方，会不会也像当年“管住货币，放开价格”那样，太多地受到外部思潮和民众情绪的影响，因而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药方呢？
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历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宝贵的教训。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不要满足于对现状的道德和政治批评，更不要急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开药方。中国目前存在的“新双轨制”现象或秦晖所说的“双轨病”，确实是对中国改革的巨大挑战，但这个挑战不仅是对当权者的，也是对整个中国精英阶层的，不仅是对政治领导力和道德坚持力的挑战，更是对集体认知能力的挑战。
对中国“泛双轨”现状的批评，隐含着这样一个重要的假设，即改革曾经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机会，因而才走上错误的路径，导致今日不理想的局面。既然如此，对今日现状的批评者，就应该回答，改革究竟在什么时间，失去了什么样的机会？为什么会失去这些机会？有什么样新的认知手段和理论工具，有助于我们抓住新的机会。
我们使用赋权的概念对这些问题作理论思考，得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结果。正如前面指出的，计划经济赋权体系的基本特点是对己域赋权和群域赋权的捆绑，是通过把这两种权利与特定的生产权和资产占用权的捆绑来限制己域权利交换的自由，从而有利于计划经济而不利于市场经济。而“旧双轨制”，仅仅使被捆绑 的赋权，发生了不完全的分离。旧双轨制引出了“平价物资指标”的交换市场，使己域赋权（人力资本权利）和群域赋权（社会保障权利）都不再与特定的生产性分租权相捆绑，但是，旧双轨制并不能够完全实现市场赋权和社会赋权与计划经济下的资产性分租权相分离，从而制约了要素市场的发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农民的社会赋权必须与农地权利相捆绑，而不管他实际上种不种地。
早在八十年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出现了一系列自发改革的冲动，其中包括企业改制，停薪留职，买断工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出售城市户口等，这实质上是通过赋权的交易来解除资产性分租权与人力资本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的捆绑。但是，当时的主流思维不能接受这种赋权交易的正当性。在九十年代，赋权交易，其中特别是社会赋权的交易出现了更多的形态，使我们认识到，在地方政府之间发展社会赋权市场，或群域赋权市场的可能性。[5]当然，社会赋权市场所涉及到的法律和政治问题，要比当年的指标交易市场复杂得多，但现实中已经发生的这种交易，正如当年已经发生的平价物资指标交易一样，强烈地指示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领域。
如果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自治权，在中央政府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允许地方对本地的财政供养人口指标，城市户口指标，非农土地开发指标进行交易，提高这些与社会赋权密切相关的指标的可交易性，就有可能像旧双轨制诱发“平价指标”交易来促进产品市场一样，达到促进要素市场发育的目的。
从赋权交易的角度来理解渐进改革，我们可以把渐进的市场化改革的实质理解为不断地通过赋权交易来改造计划经济的赋权体系，在尽可能不损害原有既得利益的条件下，扩大己域赋权的可交换性，同时改善社会赋权的公平性。显然，如何设计旧的赋权与新的赋权的交易，是渐进改革成败的关键。
当然，赋权交易并不是对改革进行理论反思的唯一角度。事实上，反思应该从政治过程，政策过程，道德的集体经验过程，文化心理变迁过程等多种角度进行，才能够真正把改革的历史，变成后人的财富。对改革历程的理论反思中最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把改革看作一个集体认知的过程。
提高精英阶层的交往（沟通）理性是摆脱“后发劣势”的唯一出路
从集体认知角度反思改革的最大好处，就是有利于超越政治和道德的批判来反思改革的政策过程。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历史遗产之一，就是他为了推动改革，明智地抑制了把改革政策的认知分歧过度道德化，政治化的不良倾向，为提升中国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才能够真正理解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在邓小平“解放思想”的口号下，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政策过程就非常成功，而八十年代末却出了大问题，到九十年代，改革的政策过程则遭到越来越多的置疑呢？
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精英阶层的沟通理性在八十年代中期后大大下降了。什么是沟通理性？哈贝马斯对此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和阐述。他提出的理性沟通三准则是：求真，求是和求诚(three claims of valid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ruth, rightness and sincerity)。从常识的角度来理解沟通理性或交往理性其实并不困难，用通俗的话来说，具有集体理性的沟通和交往，就是只求共识不争输赢的沟通和交往。
以这样的角度来看中国精英阶层的交往，不难发现，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精英阶层存在着大量求共识而不争输赢的沟通和交往，而后来这样的沟通和交往则越来越少，越来越困难了。1989年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精英阶层沟通失败的结果。
沟通理性或交往理性，对人类集体认知能力的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利益之争，人不可能不争输赢，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只剩下利益之争，人们的交往只是为了输赢，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陷入“集体非理性陷阱”，充满非理性的内斗。提高沟通理性或交往理性，可以调动人类的集体智慧，减少无谓的冲突，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实现比较好的均衡。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类毕竟是要争输赢的。为了增加赢的概率，人类必须合作，必须提高集体的认知能力，但集体认知能力并非是由沟通理性唯一地决定的。沟通理性或交往理性仅仅是决定集体认知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在群体之间的竞争中，至少从短期看，沟通理性高的群体并非一定会战胜沟通理性低的群体。
North指出，决定集体认知能力的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价值理性或信念系统，另外一个是知识存量，这两个因素虽然都不完全独立于沟通理性，但是，价值理性和知识存量都不可能完全从单个集体内部的交往中内生出来。这样一来，一个内部交往理性程度很高的群体，完全可能因为价值理性和知识存量的劣势而被击败。
中国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遭遇，究竟应该归咎于什么，我们的文明究竟出了什么错？多年来，这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制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是精英的素质问题还是国民劣根性问题？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最大的问题是集体认知能力问题。在集体认知能力的三个要素中，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出在了沟通理性方面。
中国文明在如此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在核心价值和知识存量方面，必然有相当的支持，否则就无法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但是，中国没有能像日本那样，以较小的社会代价，成功地实现传统价值和传统知识的现代化转型，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难辞其咎，但这样笼统的结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带来更多的困惑。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麻烦就在于，它们无法解释，制度和文化是如何被社会选择的，因此也无法回答如何来改造不尽人意的制度和文化。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就是要么委曲求全，要么推倒重来。Barzel在他的国家理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每一种国家制度安排，事实上都存在着某种集体行动机制来约束国家权力。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存在着两种约束国家权力的机制，一种是建立在士大夫解释经典的特权之上的“道统”对皇帝“治统”的制约，另外一个就是借助农民起义来改朝换代。后一个机制的正当性事实上隐含在前一个之中：道统一旦失效，造反就天经地义。在王权强大的中国，道统机制很不可靠，并存在不断衰弱的趋势，结果是，随着士权的退化和式微以及外部压力的增加，推倒重来的正当性越来越高，近代更达到巅峰状态。
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史表明，中国的政治文化对中国精英的理性沟通非常不利。而精英阶层缺少理性沟通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现代化巨大的社会成本。检验一个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精英阶层沟通理性的高低并不难，只要看一下这个社会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历史遗产，多少在现代化过程中被保存下来，多少被无谓的冲突毁掉就十分清楚了。
理性沟通与八十年代价格双轨制的相对成功之深刻联系就在于，这个“旧双轨制”是理性沟通充分调动各种知识存量的结果，包括利用了旧体制存在的“指标交换”这样的机会，而“新双轨制”之所以遭到诟病，是导致“新双轨制”的政策过程远没有像“旧双轨制”那样，调动更多人的知识存量和更多旧体制的资源为改革服务。尽管中国的知识精英比八十年代掌握了更多的现代理论，但还是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改革机会。
沟通理性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沟通理性为什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对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认知能力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我将以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结束这篇文章。
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沟通的环境，确实影响理性沟通发生和成功的概率，但绝不是理性沟通发生和成功的必要条件。理性的政治制度和理性的政治文化是人类理性沟通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否则，一个国家有了不利于理性沟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就永远翻不了身了。那么，理性沟通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什么呢？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种具有多元权力结构的外部环境所形成的威胁或竞争压力，对于提高群体内部的沟通理性有非常直接的作用。这种环境压力有助于迫使群体内部形成价值多元的视角，形成理性的沟通伦理和规则。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来自外部的价值和知识压力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尤其对政治文化的集体自省能力就成为决定沟通理性的重要条件。一个民族，历史上越是缺乏多元的权力结构和多元价值的传统，其集体自省也就越困难，这正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严重挑战。不过，中国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对文化的自省已开始走向成熟。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鲁迅和胡适之间重新找到了平衡，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
在缺少制度和文化支持的条件下，精英阶层的理性沟通能否成功，也受到偶然因素，包括政治和技术因素的重大影响。出现邓小平这样的政治领袖还有出现internet这样的信息技术，都对理性沟通发生了积极影响。其共同之处就是降低了沟通的政治风险。专制制度往往打不赢民主制度，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主制度下沟通的政治风险比较小，能够调动更多人的智慧。因此，中国实现民主的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能否自觉地创新，不断降低沟通的政治风险。
中国新一代经济学者的优秀代表杨小凯，生前提出过一个重要的思想：发展中国家并非一定享有“后发优势”，而有很大可能陷入“后发劣势”。这就是说，落后国家实际上难以摆脱总跟在人家后面跑的被动局面。杨小凯英年早逝，没有来得及充分说明“后发劣势”的机理，而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后人。
“后发劣势”并非没有根据的杞人之忧。形成“后发劣势”的一个重要机理，就是发达国家可以长期保持他们在“沟通理性”方面的比较优势，从而保持他们的创新优势。而落后国家则因为可以在新技术方面坐享其成，缺少调动内部创新的动力，因而缺少改善本社会内部沟通的动力和能力。
“后发劣势”的机理与发达国家的话语优势可能有直接关系。发达国家的表达优势或话语优势对落后国家构成了一把难以对付的双刃剑。由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长期优势，发达国家不仅在知识生产的效率方面长期占优势，还占有包括道义表达，政治表达，知识表达和文化表达方面强大的话语优势。主张“后发优势”的人，看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落后国家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所完成的技术进步，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杨小凯所看到的事实，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可以独立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进步，因而有可能长期停留在落后状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发达国家的全面优势为什么不一定能够迫使落后国家奋起改变自己的政治落后呢？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释是，面对发达国家全面优势的压力，落后国家的精英被迫学习他们的话语，以掌握与发达国家沟通的能力，但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失去了与本社会底层沟通的兴趣和能力，而成为本社会理性沟通的障碍。
支持这一假设的事例是很多的。最突出的莫过于这个事实，许多来自落后国家而在发达国家获得学术荣誉或接受过系统教育的人，在本国的政治过程，政策过程以及学术评价过程中获得了过于强势的话语权。虽然这个现象是难以避免的，而且有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一个严重的负面后果就是，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重大问题和重要知识，得不到及时，有力的表达和交流，从而失去了许多创新和变革的机会。更令人忧虑的是，落后国家的知识精英对于解决本土问题的知识挑战越来越不感兴趣，而热衷于关注发达国家的热点问题，因为只有在解决发达国家的热点问题中做出贡献，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才能在本国获得话语权。这就很难不带来本国政治和政策过程的严重扭曲。
近几年，我有机会两次参加杨小凯亲自创立的留美经济学者协会在中国举办的年会。两个现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现象是，头上带着高官和‘海归’光环的大牌们，作完主题发言就走，根本没有兴趣听小人物的发言。另一个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完全没有本土经验就到海外学习社会科学，许多人关心的只是各种模型的技术细节，不惜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来研究中国问题。一个留学生居然仅仅用城市户口数而不是常住人口数来研究深圳的城市化问题，而她的外国导师也许根本不知道，深圳的常住人口中百分之九十没有当地城市户口。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即使没有一个外国人，即使是在讨论所谓的中国经济问题，不少小组依然坚持用英语交流，没有人感到不正常。
我不知道杨小凯对此会作何感想，作为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我只知道，如果当年的会议是由“海归”们来主导，用英语来交流，绝对不可能提出双轨制这样的创意。
以价格双轨制改革为代表的中国改革过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一点重要启示，就是学习发达国家的过程，不要以牺牲本社会的沟通理性为代价。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但确实是可以做到的。中国改革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每个国家通往现代化的路径是不同的，而且，并非只有唯一的选择。毫无疑问，现代化必须借助发达国家的价值资源和知识资源，但如果不能调动本民族有利于现代化的价值和知识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就容易陷入高风险和高代价的改革路径。每一个国家降低现代化代价和风险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知识，只能从本国经验中来。因此，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宿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既充分调动外部的价值和知识资源，又充分利用本土的经验和智慧。本文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成功地应对这个挑战，除了提高本社会的沟通理性，别无选择。
参考文献
Barzel, Yoram. (2002) A Theory of the State：Economic Rights, Legal Rights, and the Scope of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版《国家理论—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杜润生：“邓小平与中国农村改革” (2007),引自‘支农网’
Habermas, J: （1992）《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文版，（2003），三联出版社
罗小朋：
---- (2007) “赋权交易与地区间协调发展”，与张晓波合作，. 二十一世纪论坛，二月，总99期，香港中文大学。
---- (1994) “等级产权与改革”，载“当代中国研究”
North, Douglass,C.(2005)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land, Gerard, (2000)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MIT Press. (2002) 中文版《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Sen, Amartya, (1981)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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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land在他的“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对局部自由化陷阱作了如下说明: 根据价格理论，如果所有价格不是一起放开，就会产生资源配置的扭曲，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2) 强调，如果同一种产品在一些地点一些人之间可以交换，在另一些地点另一些人之间却不能自由交换，就会破坏价格的自由化。（Roland, 2002, 中文版 Page 134）
[2] 耐人寻味的是，在莫干山会议上，并没有人提出双轨制对农村工业的巨大的潜在利益和对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潜在的巨大威胁。这个事实再次说明，当人们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真正知道这个决定的全部重大后果。当然，莫干山会议的多数人，并不在意农村企业未来对国企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这恐怕是双轨制得到多数青年人支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3] 见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钟伟：新双轨制复归：中国改革不能承受之重？雁南首发，此处引自天益网，2004年12月24日
[5] 罗小朋，张晓波：“赋权交易与协调发展”，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评论，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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