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戈培尔的制度建设

　　美国记者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曾风靡中国的知识界，如今，他的《柏林日记》也有了中译本。在日记里，夏伊勒以记者的眼光，观察和记录着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他那栩栩如生的笔触，拉近了我们跟第三帝国的距离。尤其是读到其中有关戈培尔的那些文字，我禁不住想，如果我是个1934—1941年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那会是副啥样的面孔？

　　因为戈培尔有这样一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我要是德国公民，自然就是他征服对象里的一分子。这位博士部长忽悠人的本事实在是太大了。夏伊勒在1940年的日记里留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8月29日，戈培尔就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当然啦，柏林人不会从德国报纸上获悉德军已经对伦敦狂轰滥炸。用夏伊勒日记的话来说，“这位小个子博士让报纸向人民灌输，德国飞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而这些‘英国海盗’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只攻击非军事性目标”。

　　还别说，德国人真被戈培尔弄懵了。8月31日，护士就问得了流感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立马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用夏伊勒的话来说，这位普通柏林妇女“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

　　表面上看，对这位女护士，戈培尔和纳粹党并没有施加什么直接的压力，而实际上，这么成功的效果可不是靠全温良恭俭让的说服获得的。盲信的背后是暴力。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严防国民自由接触外国信息。

　　在第三帝国，收听外国电台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就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信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而且戈培尔这人还很注意从源头抓起。根据纳粹政府的规定，当编辑必须政治条件合格，而且还得符合种族条件。第三帝国每天举行“德国政府记者招待会”，通过“语言训令”和“每日指示”，发布新闻报道方针。不听招呼，记者、刊物都不会有好果子吃。与此相呼应的一个杀手锏是，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也被当成国家秘密。弄得堂堂第三帝国的宣传部和他的跛子部长，就像黑帮一样偷偷摸摸地行事。

　　夏伊勒在1936年的日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被减为无期徒刑，他的罪名就是，“偶尔会给外国记者们一些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密令副本。它们的内容很有趣，每天指示用谎言代替某条真实消息”。

　　谎言重复一千遍，想必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那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这位跛子还懂得，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的话，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到处都是陷阱，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极权政治之下，只存在陷阱掉的多少和深浅的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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