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鼎：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上升与回落*

　　[内容提要]层次分析一直是困扰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难题。当前，结构理论遭遇发展“瓶颈”，进程、单元等其他分析层次的作用得到了重视。如何正确处理研究层次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作者从学科史出发，立足当前的理论回落，追溯结构理论的兴起，探析研究层次的属性，认为研究层次服务于不同的理论目标，呈现出多元互补的态势，并在此基础上倡导研究层次选择的自觉性。

　　[关键词]层次分析；
多元互补；
自觉性

　　*本文写作中得到了刘丰、李巍和左希迎的建议与批评，《世界经济与政治》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文中不当之处由作者负责。

　　自结构现实主义问世以来，关于结构理论的争议就不曾停止过，主要体现为内部争论与外部论争。前者在认可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围绕结构的构成与解释机制展开了激烈的内部争论，具体体现为结构现实主义、制度自由主义与温和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论。外部论争主要指结构分析与进程互动、单元等分析层次之间的竞争。当前，争论的重心已经转向外部论争，结构理论遭到了严重的质疑，分析层次的回落似乎已经是大势所趋。[1]

　　《世界经济与政治》在2007 年第10 期刊发了三篇文章，纵观该组文章，各有侧重，在不同程度上都对国际关系的结构理论表示出不满，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周方银认为结构的理论化程度较低，概念含糊，不能为国际关系提供明确的解释，所以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建议引进策略互动加强对结构生成、演变及其作用机制的理解；
[2]而尹继武认为结构的概念过于单薄，应当通过对国际政治心理结构的研究，引进认知心理结构，拓展结构的内涵；
[3]薛力则认为结构现实主义过于狭隘，应当进行修正，其中最可行的途径就是向个体层次回归，引进单元功能和历时性因素使结构动态化。[4]

　　就研究主题而言，这三篇文章都是从结构出发探讨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理论发展空间，提倡向进程互动、行为体属性等分析层次寻找出路，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存在一些共通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相关学科史的梳理不够，缺乏历史纵深，忽视了结构理论兴起的上升阶段，因而不能对研究层次的兴衰做出全面评价；
另一方面是没有对研究层次的属性及相互关系做出清楚的说明，[5]尤其是忽视了研究层次的适用范围，所以很难就研究层次的选择提出较有说服力的指导意见。

　　立足这两方面的问题，本文从学科发展史出发，围绕研究层次的上升与回落，探析研究层次的属性及相互关系并简要评价，在此基础上倡导研究层次选择的自觉性。[6]

　　一 学术史回顾：研究层次的上升与回落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来看，研究层次在理论研究中大体上经历了上升与回落两个阶段。所谓研究层次的上升就是研究层次从单元、互动等层次分离、上升到结构层次的过程，而回落正与之相反。

　　在研究层次的上升阶段，结构分析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结构理论在理论舞台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为什么结构理论家在理论探索中会存在研究层次分离、上升的过程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国际政治需要一个最大解释范畴的理论，以之解释国际政治内在规律的持久性，促进国际政治学科的自主发展。结构理论家以构建整体解释性理论为目标，所以他们的研究视角才会从最初的单元、互动层次上升到结构层次。

　　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要实现整体性解释，就必须构建高度抽象的理论体系，否则只能是见树不见林或近似全景图的描述。结构层次作为国际政治的宏观层次，天然地具有自上而下地进行理论演绎的能力。因此，结构理论家立足结构层次，对国际关系进行了高度的抽象，尤其是高度简化了国家的属性，突出结构因素(权力分布、制度化程度、观念分布)对国家行为的约束，探索国际体系运行的基本规律。[7]这种有意识的简化是为了构建理论而做出的必要的抽象与省略，并非无视其他因素的作用。结构理论作为“理想类型(Ideal Type)”，[8]仅仅是构思出来的认知框架而非国际政治本身，根本目的在于解释结构因素在体系维持、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而非穷尽国际政治研究。所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从复合相互依赖的进程理论后退转向新自由主义；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从国家的社会理论上升到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9]他们的结构理论视角各异，但在方法论上都坚持自上而下的因果分析，简明有力，促进了国际关系结构理论的大发展。与此同时，结构理论家都自觉地认识到健全的国家行为理论应当同时包含结构理论和单元、进程互动理论，而不是就此画地为牢。[10]

　　当前，层次回落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冷战结束后，随着体系压力的缓解，进程互动与国家属性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日益加强，国际关系研究已经不满足于结构理论狭窄的解释空间，而是力图拓展研究层次，开始关注进程因素与单元因素的解释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新古典现实主义、共和自由主义、战略文化理论颇为引人瞩目。三者虽然理论倾向各异，但都一致认为结构理论对进程、互动与国家属性进行了过度的抽象，因而限制了理论的解释范围和精确度，不能满足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研究的需要。它们着重挖掘国家属性，探析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希望在结构理论的起点上尽可能更全面、更到位地解释国家行为，最终推动理论创新。

　　结合上述两方面来看，研究层次的上升与回落此起彼伏、相互映照。这一现象颇为耐人寻味，其要害就在于如何看待研究层次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研究层次的属性。[11]研究层次究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研究实体，还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研究视角，这关系到如何处理研究层次间关系的问题。作为解释国际关系的出发点，研究层次更多的是属于认识论层面，这是本文探讨研究层次的一个基本前提。

　　二 研究层次的属性及相互关系

　　国际政治错综复杂，这种多样性对于任何无前提的认识者而言都是一个混沌的世界。若想对它有个真切的认识与解释，就必须确立明确的出发点。只有这样，层次分析才能走进我们的视野，从而加深我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12]

　　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研究层次无法避免涉及相关实体，但并非实体本身，而是对实体的抽象，以便建立理想类型，实现相应的理论追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的“意象说(Image)”便是其中的代表，他把研究层次作为相关问题的解释源，从而对研究层次做出系统的划分，也就是说研究层次的划分存在内在逻辑。[13]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研究层次，而应该从整体划分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14]

　　作为认识论意义上的研究工具，研究层次仅仅是视角的差异，并不存在高低之别，其主要区别只限于研究目的的不同。不同的研究目的催生了不同的层次划分，在评价研究层次时一定不能忽略这个前提。[15]研究层次间的关系绝非相互排斥，而是多元互补、自成体系，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层次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多元互补而非相互替代。从理论构建上讲，国际关系的复杂性预示了理论研究的多元性。昆西·赖特(QuincyWright)所要求的一套全面的、连贯的、能够自我修正的知识，有助于对各国关系和世界形势进行认识、评估、预测和控制的一般性理论几乎不可能出现。[16]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理论研究必须对现实进行一定的抽象以实现特定范畴的理论解释力并根据不同的解释目的选择不同的研究层次。

　　一方面，结构分析与进程、单元等分析层次并不存在天然的对立。就理论构建而言，层次间的关系在逻辑上属于平行关系，不可能兼而有之。结构理论强调体系动因，单元理论侧重行为体属性，各有所长。研究层次的回落并不等同于结构理论的失效，同时结构理论的辉煌也不意味着其他研究层次的暗淡。结构理论家并非没有意识到“非结构”研究层次的重要性，甚至在这些研究层次上他们都曾取得过相当的成就，之所以忽略这些层次，只是为了完善结构的解释力而做出自觉的限制而已，绝非否定它们的作用。

　　另一方面，从现实政治需求出发，需求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学术分工的必要性。我们应当意识到国际政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进行明确划分的。出于认识与解释的需要，我们借助各类分析工具(如分析层次等)对国际关系进行深度解剖，但这些分析工具仅仅是思维的抽象而非现实本身。理论视角的独特选择有助于我们集中揭示某一要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为理论的现实应用预留空间。理论之间界限分明就是为了深入认识各层次的重要性，为现实需求提供智力支持。

　　因此，结构理论、进程理论、单元理论对国际政治的现实运作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维护研究层次的多元性是必要的。当前“层次回落”之所以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例，它之所以选择回落到互动与单元层次就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外交政策、弥补结构现实主义的不足。[17]

　　作为理论构建的视角，研究层次在思维上相互排斥，不能共融于同一理论当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并存于国际关系理论之林。它们从不同视角出发，丰富了我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完全可以做到并行不悖。作为理论工具，研究层次在现实运用中作为“片面而又深刻”的认识，必须根据现实要求进行一定程度的折中或综合，这样才能贴近现实，从而有助于决策。总而言之，研究层次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多元互补、兼容并包，而非相互替代。

　　第二，互为参照、相互促进也是层次研究的重要特征。一方面，结构理论的发达促成了当前的理论回落并为其提供了参照系，提升了“非结构”分析层次的研究水平。结构分析通过权力分布、制度化程度、观念分布等体系变量深刻地解释了国家行为的体系动因，为理论层次的回落提供了较高的平台。理论回落中的“非结构”理论充分借鉴了结构分析在科学化和整体性方面的优势，拓展了解释范畴，增强了理论的科学性与解释力，促进了理论的发展，有别于上升阶段的经验归纳性研究。

　　另一方面，层次回落同样推动了结构理论的演进。早在结构现实主义问世初期，学界就因其对互动、单元层次的忽视而对它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制度自由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充分吸取了结构现实主义的教训，都十分重视进程因素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结构现实主义的静态性，加强了对结构演变的认识，推动了结构理论的发展。当前，遭遇发展困境的结构理论如何在不违背整体解释性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其他研究层次的研究成果将是结构理论的重要生长点。

　　此外，在处理层次关系时，我们应当尤其关注国际政治的进程层次。正确处理好进程层次往往能够一举两得，同时推动体系理论和单元理论的创新。进程层次作为结构层次与单元层次的分界线，关系到结构和单元层次的具体划分和解释路径。基欧汉把进程因素包容到体系层次当中解释制度的形成与维持；
温特把社会化进程内化到结构当中形成了相互建构的结构化理论，从而解释无政府状态的形成和演变，相对结构现实主义而言都实现了进步的问题转化。[18]进程层次对拓展单元理论的解释范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能够细化结构对单元的作用方式，加强对国家行为结构动因的研究，进而推动结构理论的完善。

　　进程研究在当前的层次回落中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关于进程研究的探讨仍主要停留在策略互动的经验研究阶段，理论化程度有待提升。进程理论的完善能够带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全面发展，这将是国际关系理论未来发展的重要突破点。

　　三 结语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研究层次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否定、替代关系，而是共同活跃于理论舞台，服务于不同的理论目标。层次选择仅仅是出于研究的需要，属于认识论与方法论范畴，与本体论关系不大。结构理论服务于整体性解释，而互动、单元理论侧重特定领域的国家行为，并不存在高低之争，更谈不上彼此替代。所以，在研究层次的选择上应当倡导选择的自觉性，即理论家应当对自己的理论目标和解释范畴树立自觉的认识，从而通过比较、反思，选择相应的研究层次进行深入挖掘。只有自觉地进行理论选择，研究者才可能有坚守的毅力，才会对各种研究层次保持开放的心态，从而最终繁荣国际关系研究，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国际关系学科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1]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第112～142页。

　　[2]周方银：《国际结构与策略互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6～17页。

　　[3]尹继武：《结构、认知结构与国际政治心理学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18～28页。

　　[4]薛力：《从结构主义到国际关系理论：一种系统的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29～40页。

　　[5]周方银文章的结尾部分涉及这一点，但没有很好地展开。参见周方银：《国际结构与策略互动》，第17页。

　　[6]当然，研究层次的选择不是仅仅通过梳理学科史就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以往理论构建中研究层次选择的出发点及其得失，以便在今后的研究中树立起层次选择的自觉性。

　　[7]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
Robert Keohane，AfterHegem ony：Co2operation and D iscord in theWorld Political Econom 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AlexanderWendt，Social Theory of In2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8]“理想类型”就是通过构思非真实的思维图景来认识真实的世界。参见[德]马克思·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7页。

　　[9]为了实现与结构现实主义竞争的理论抱负，基欧汉从“复合相互依赖”走向自由制度主义，从单元互动层面上升到体系层面；
温特也从国家与结构的相互建构走向了观念结构对国家行为自上而下的因果解释。

　　[10]华尔兹对此有明确的阐述：健全的理论必须是全面有力的，但是这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能力。由此可见，他选择结构层次来构建国际政治理论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分析层次在外交政策领域中的作用。参见Kenneth N.Walt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2cy，”Security S tudies，Vol.6，No.1，1996，pp.52-57。

　　[11]Barry Buzan，“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 Reconsidered，”in Ken Booth and Steven Smith，eds.，Interna2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pp.201-206.

　　[12]辛格首先提出“层次分析”一说，洞见深刻，其影响绵延至今。参见David Singer，“The Level 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World Politics，Vol.14，No.1，1961，pp.77-92。

　　[13]华尔兹从人、国家和国际三个层面分别解释战争爆发的原因。参见Kenneth N.Waltz，Man，the S tate，andWar，New York：Co2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

　　[14]研究层次总是相对而言的，相对国家内部行为体而言，国家属于体系层面；
而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国家则属于单元层面。所以研究层次的划分是存在相应逻辑的。比如，华尔兹的人、国家和国际这三个意象；
布赞的国际、国家、互动能力、进程和部门等层次都自成体系。因此，评价研究层次最适当的方法就是把其放入该体系当中，如此才能明了其研究目的及具体利弊所在。

　　[15]与其说华尔兹固守结构层次，还不如说他是坚守自己的理论抱负———建立国际政治理论而非外交政策理论。华尔兹也曾在外交政策研究方面进行过努力，他之所以最终选择从结构层次出发，只是为了构建国际政治理论而已。因此，我们在评价结构现实主义时，一定不能忽视这个前提。华尔兹对外交政策分析的代表作参见Kenneth N.Waltz，Foreign Policy and Dem ocratic Politics：TheAm ericanand B ritish Experience，Boston：Little Brown，1967。

　　[16]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8页。

　　[17]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Policy，”World Politics，Vol.51，No.1，1998，pp.144-172.

　　[18]有关结构化理论，参见Alexander Wendt，“The Agent -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O r2ganization，Vol.41，No.3，1987，pp.33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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