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从“家天下”到“家族贪污”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历史历程往往经历一个从国家领导人（那时是帝王）不仅清廉，而且反腐败反得理直气壮有声有色的“家天下”时代，进入一个国家领导人（总统、首相等等）无所不贪有钱皆拿的“家族贪污”时代。

　　要举例子，那简直就太多了——远的不说，就拿祖国宝岛台湾而言，在蒋介石蒋经国时代——据蒋经国贴身副官翁元介绍，则——蒋方良在民国四十年代，因为蒋经国薪水实在太微薄，不够一家人开支，让她分配每天伙食费和生活费用时，颇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扰。蒋方良因之请托蒋孝佐，是不是可以向老先生请示，把原本每月五千新台币的津贴，酌情调高一点。蒋孝佐名为“总统府”经费专员，但经费核发大权仍操在蒋介石之手，所以他赶紧说：“方良婶，这事我哪敢作主，也不便报告，还是请您直接向‘总统’报告吧！”蒋方良被蒋介石夸之为“贤良孝媳”，亦非浪得虚名，但要求增加津贴之事，她却始终不敢向老先生启齿，此事终究作罢隐忍未提。至于蒋经国，也是家用节俭自持，锱铢必较，是侍卫人员和副官们人所共知的事实。蒋经国对用钱的克勤克俭、清廉有守，更是我亲眼所见，令我终生感念，足堪悬为政治人物。据说，有一次蒋经国孙女友梅结束美国学业，是时正准备到英国继续深造。临行之前，蒋经国召友梅到七海官邸会面。时蒋经国病体甚笃，那天友梅于病榻前向祖父辞行，蒋经国始终面露微笑，与友梅谈天说地，状甚欢愉。谈话到一半，蒋经国告诉友梅等候片刻，他即从床上起身，勉强走到书房内侧左边的柜子前，打开柜子，取出一小叠美钞，再将那一小叠美钞谨慎地装在一只信封套子里，拿给友梅说：这是爷爷积攒的五千元美金，你拿去用。事后，友梅方知蒋经国送给她的那五千美元，居然是爷爷民国五十年代几次出国访问，省吃俭用，用剩下来的美金差旅费用，他一直舍不得用，最后给了友梅作为去英国念书的川资。其清廉，真是让人叹为观止。而到了所谓民选“总统”陈水扁时代，则此公大贪特贪，数以亿计的公款被他在十多个国家转来转去，洗净洗白。

跟其他贪污相比，他的贪污还另具特色，具体说来有这些特点：首先，腐败堕落的速度快。民进党在2000年打着“改革、清廉、反黑金”的招牌，将国民党赶下台。民进党上台后，以其政党的草根性为资本，不顾及社会公共利益，一切以一己一党之私为首要目标，很快就暴露出腐败弊端。上台8年来，民进党迅速从“反商”走向政商结合，使得经济萧条、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其次，腐败堕落的涉及面广。从陈水扁之妻与陈水扁手下人马涉嫌内线交易，到高捷、高铁弊案的政商勾串，再到党籍“立法委员”开医院吃健保，腐败无孔不入，几乎到了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地步。贪腐毒瘤已经深入到台湾当局的脏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乃是腐败呈家族形态，上述弊案波及陈水扁本人及妻子吴淑珍、女婿赵建铭、亲家黄百禄，亲信陈哲男、马永成以及民进党多位“立委”。据台湾揭弊高手张友骅讲，台湾当局及民进党上层有更多的人员涉及弊案。而且政商结合的程度深。已经揭露的弊案表明，民进党当局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内，进行集团式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贪赃自肥。有报道说，仅高捷弊案就涉及利益输送超过150亿元新台币。

　　这种“家族贪污”当然不限于台湾，那些从“家天下”传统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的国家都存在这种状况。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度国际”2004年公布第三本年度全球腐败报告中，所列举的世界各国10大腐败（前）领导人，就大多是这种转型社会的领导人：譬如，其中被称了“全球第一贪”的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名列榜首。报告指出，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在职的1967年至1998年期间，共挪用公款150亿至350亿美元，而印尼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95美元。苏哈托家族的腐败表现为：其子女及亲属在政府的资助下建成了庞大的商业王国，几乎全国所有的重大建设项目均有其家族的股份，至少在20%以上，号称“20%家族”。其中，苏哈托的妻子控制了全国所有的公共工程公司；
其长女长期掌管印尼的公路收费公司；
长子是印尼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的最大股东；
次子担任印尼比幕塔拉联合大企业主席，控制全国的电视业、房地产业、建筑业、酒店服务业、电信业；
次女拥有多家银行和建筑公司的股份，特别是拥有印尼工业银行8%的股份，她的丈夫长期担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
三子是国会议员，垄断了印尼的石化业，拥有一家航空公司和一家专门制造跑车的汽车公司，并掌管着全国制造香烟的丁香供应公司；
三女则垄断了印尼海滨浴场开发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等等。其他亲属则垄断了从石油开采、液化气运输到木材、胶合板的出口等生，无所不包。而苏哈托本人，则直接控制着全国70多个基金会，打着赈济穷人、孤儿、残疾人的名义，向各大企业索要捐款，还强制性规定，凡是年收入超过1亿印尼盾的企业每年必须向基金会缴纳二成的利润，每个公务员也必须定期向这些基金会捐款。

　　两相对比，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专制的“家天下”比民主政体好——因为它的领导人至少不会那么明目张胆地大贪特贪。然而，事实上是这样吗？

　　的确，君主国家，包括中国施行帝制两千多年期间，不仅国家领导人贪污腐败案例非常少，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贪污的皇帝，中国5000年帝王体制下的政府绝对大多数是清正廉洁的。据说，古代一个几万人的县，公务员仅有县太爷一个，师爷一个，衙役十几人，就把几万人管得服服帖帖，简直是传说中的和谐社会。然而，这原因却在于帝国的“产权”明晰有非常明确的产权人，即皇帝——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如此，他又有什么必要去贪去取？反之，那些转型中的国家领导人，理论上，只是国家的打工者——或者说公仆，天下不是他的，江山也不是他的，总统是有限任期制的，不捞白不捞。所以，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产权是否明晰：在家天下时代，无所谓产权，什么都是帝王的，当然也就谈不上明晰。而到了转型社会，则公私分明——领导人自己的财产，跟国家财产不是一回事，也不可能是一回事。因此，一些领导人才会利用转型国家法制不健全的弊端大贪特贪，中饱私囊。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转型期出现的贪污现象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代价——其意义就在于：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产权明晰这一现代史会的根基已经在这个社会立足，社会也因此可以顺利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至于因此而产生的领导人贪腐问题，也最终会随着社会的逐渐转型法制的日愈健全而得以遏制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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