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耀：“大跃进”岁月的大学生活

　　我是1957年秋在反“右派”高潮中入新乡师范学院数学系一年级二大班4小班学习的。

　　毛泽东于1957年11月访苏期间，追随赫鲁晓夫“15年赶超美国”的口号，提出了中国要“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把毛泽东快速发展经济的思想概括为“大跃进”。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7年12月8日(星期日)晚上，我班举行《共产主义万岁》主题班会。

　　从此，“快速实现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观念，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1958年1月开始，新乡师院边对“右派分子”进行处理，边整改，精简机构、下放干部。院领导在动员报告中告诉我们：要求干部下放到劳动战线，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英名措施。各班学生也热烈地讨论，都表示争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又红又专”（不久又提出“红透专深”）的词语使我牢牢记忆，虽然我不知道“红”与“专”以及“又红又专”的标准。

　　1958年3月2日，院团委召开《革命青年跃进大会》。本来我对政治就比较关心，而且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我被指定为团支部宣传委员，思想、行动就跟得更紧。

　　3月16日，中共新乡市委宣传部部长来我院传达中共河南省委登封会议精神，他透露在登封会议上，偃师第一个贴出大字报《坐卫星，乘火箭，学登封，赶登封，超登封》。此后，全国形成“全面跃进，连续跃进，领导跃进”的政治局面。

　　多年后我才知道，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反冒进”、为“大跃进”鼓劲，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搞几十个、百把个“大丰收”的例子，这是“放卫星”的第一推动力。

　　3月29日上午，院党委书记做红与专大辩论的动员报告，院团委接着召开劳动宣传委员会议，说：我院要建5、6个工厂，其中有一个投资300多万元、年产1千多吨的炼钢厂；
近三天要把手工业勤工俭学组织成合作社，一年内全院绿化要赶上清华大学，“7·1”前后成为全省最先进的大学。

　　3月份全院开始的“反保守，反浪费”、“横扫五气（骄气、娇气、怨气、暮气、……）”和“向党交心”的运动，热火朝天。

　　3月25日下午在参观牧野乡展览馆时，看到“眼熬烂，腿跑断，少话十年也要干”、“不盖房，晚娶妻……”、“拿出愚公移山、武松打虎的劲头，以卫星、火箭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口号，生产指标尤为惊人：蔬菜亩产151万斤。

　　3月30日晚上7时开始，我班为支援农业大跃进掀起了捐书热潮，分组谈论各自的“红透”规划和措施，讨论勤工俭学的门路、办法。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点，听说中央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来新乡检查卫生了，有人提出“苦战一夜一天，变全院为先进单位”，有些班已经动手，我班同学睡了一会，早上、上午全力搞卫生，下午挖野菜、做打苍蝇拍。

　　4月中旬，全院停课一周进行红专辩论、向党交心。接着，开展“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拔白棋”的运动。

　　4月30日午饭后，参加三大班9小班斗争“盗窃分子”的大会，其实，那个同学并没有构成犯罪事实，却被无限上纲。

　　5月10日，一大班2小预备党员申领和同学向全年级检查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各个小班各个小组讨论了两次。

　　5月下旬，停课一周，院党委号召进行“像淮海战役一样”的“搞臭个人主义”的“大决战”。各班以红色大字报形式向任课老师“送礼”。“横扫五气”、“向党交心”的“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运动，以“现身说法”、活报剧的形式出现在饭厅，学生自编自演自己的“丑恶”，有快板、曲子、相声、漫画等等。在大礼堂召开两次全院大会，系领导、老师和同学或演讲或演唱揭露自己的个人主义表现。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物理系三年级周大强同学的山东快书：“说一个学生周大强，他个人主义实在强，……要证明半径会比直径长。”数学系刘亚星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刚留校）演出了自编的话剧。

　　在搞臭个人主义的汹涌大潮中，每个同学思想上的污垢都被冲刷得难留痕迹，好像真的洗心革面了。5月30日的《庆祝整风胜利》主题班会上，团支部书记简要总结了入院以来我班的变化情况后，同学们倾谈向党交心后的舒畅心情。曾被一张大字报说成“天塌地震也震不起的暮气”的陈俊民同学最先发言说：“暮气沉沉落后的陈俊民，要变成朝气蓬勃的陈俊民了。”因为恋爱问题受压抑而心情郁闷、很少说话的刘庆玮同学，在这场运动中多次发言，几乎把内心长期埋藏的话都说了出来。他说：“上学期召开《如何搞好班集体》的班会时，我认为这个班太坏，我不属于这院的学生，更不承认是这个班集体的一员。但是今天，我感到这个班集体是我的慈母，我得到了幸福。”……同学们激动的话语，引起阵阵掌声、笑声。班会末是文艺节目。刘庆玮过去在悲伤时常唱《断桥》戏段落，今天以高兴的心情又唱了它并唱了俄语歌。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提出的“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朝气蓬勃的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似乎正在形成。

　　5月31日起，全院学生各自返乡或有组织地到附近农村参加夏收夏种劳动9天。在动员报告中，院长要求大家都得5分，要做到“七好”：劳动锻炼好，宣传形势政策好，学习农业技术好，联系群众三同好，互助团结友爱好，遵守劳动纪律好，劳动卡片成绩好。我在偃师老家听到农业社托儿所的3、4岁小孩都会唱偃师县农业生产指标“千斤粮，百斤棉，天安门上把礼献”。

　　6月10日开始，学校组织学习、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6月16日，李俊甫院长在进行教学改革报告中指出，必须破除迷信，大破大立，大胆地想，大胆地做。于是，取消了《心理学》和《教育学》课程，只印发了几页《毛主席论教育》代替部颁《教育学》教材。

　　6月下旬，停课一周，开展整风运动，开展大辩论，解决专业思想问题、完成教学改革、修订红专规划。

　　因为多数学生不想上师范，来到新乡师院是出于无奈，所以，在学生中，运动的突出重点是解决专业思想不巩固问题。23日，同学们都基本上暴露了过去的理想并分析了树立这种理想的根源、条件。

　　23日至25日，差不多三天，辩论“师范专业有无前途”、前途的大与小问题。一位同学以斯大林关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所提出的条件“态度、能力、效果”来解释前途，说“有地位前途就大”。我的解释是：是否人民需要，是否鼓足了干劲、力争上游等决定有无前途。

　　26日辩论“什么是我们应有的理想”、“我们读师范专业是否可以想着留校当助教、当讲师和教授？”全班不太明显地分成“可想”和“不可想”两大派。“可想派”都在发言中挂上“准备做中学教师”的前提，说：“青年人都盼望自己的能力提高”亦即“服大务”；
“想着当讲师、教授与专业思想巩固无矛盾，同时会有助于巩固和作为学习的动力”。争论了一天，最后，“可想派”的多数自动放弃。我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在中学阶段形成的，而且认为青年人应该有抱负，有理想，想当专家不是个人主义，刚入大学就在日记中写过“毕业时，有机会便参加研究生考试，倘若需要，便争取留校”，但随着思想教育形势的发展，迫使我放弃了自己的志愿，在辩论会上，我的思想很矛盾，糊里糊涂地勉强站在了“不可想”派一边，十分荒谬。

　　27日辩论“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风格，与革命英雄主义有什么区别？现在和将来个人主义有无积极因素？”我发表了错误的观点：不能否认个人主义好像有点积极作用，但从全面比较从时间发展看，没有一点，只有消极和破坏的作用。几十年后的今天反思，要说“极端个人主义会有破坏作用”还差不多。

　　28日没有辩论，全院大搞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上午除青草、填坑、平地等等，下午用集体办法灭蚊，准备应付外国记者。

　　大破大立、大辩论基本告一段落，30日修订曾经制订的红专规划，着重修订措施。

　　1958年7月4日晚上9点，我们听省广播电台“关于中共河南省第九次会议揭发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广播。这是河南省在紧跟毛泽东极左路线走的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全省范围内掀起的大反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首的“潘、杨、王”的运动的开始，它比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等等的“反右倾”早了一年多！河南省委第二把手组织批判省委第一把手，没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是不可能的。吴芝圃，从此自然爬到了一把手的位置。我在中学时就很敬重吴芝圃，因为他在偃师光豫中学任教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在危急关头保护这批党员奔赴延安。

　　在这个运动中，我当然是积极分子。虽然在座谈会上“大家都大胆地暴露了思想”，并且在7月30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我的检讨：“去年，我的思想上也有与潘杨的‘小农经济优越论’、‘河南特殊论’、‘生产悲观论’的某些共鸣之处。因自己学费问题不能解决等认为农业社经济死滞，认为干部不行，遗留问题多，需要好好整顿等。认为河南穷，偃师更穷，本社、本队都不行，连年灾荒，倒霉等等。”可是，紧接着写下去的是“但事实驳倒了这一切。偃师县平均小麦亩产570斤的事实驳倒了条件论、环境论。自然条件果然不好，但人是个决定因素，只要觉悟提高了，政治挂帅，鼓足了干劲，什么都可以创造。”过了几十年以后来反思我当时的思想，不如所谓“落后”同学程广东、胡公望等。我问程广东：“潘复生等与我们之间的矛盾该属哪类？”他思索了一会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的矛盾。”晚上，我睡不着觉，反复琢磨这个问题。第二天我在大字报上说“潘等是我们的敌人的代言人，是我们的敌人”，胡公望说：“前一句很对，后一句未免太过分。”（其实，“敌人的代言人”也不对）

　　1958年不放暑假，过“共产主义暑期生活”，帮助新乡市完成“大跃进”两大先行者之一的运输任务。8月3日晚上，新乡师院800多名学生组成的劳动大军背负行囊步行到新乡市第一小学，吃、住都在那里。第二天午后，和人力车工人见面，每辆人力车，和工人轮流拉，工人晚上拉，我们白天拉；
工人给我们介绍车子操作技术。接着，开始干活。我们的任务是从煤建公司往骨焦厂运煤，约13里，一漫上坡，第一天拉了7车，晚上12点下工，把车子送回原地，休息时已近凌晨3点。我很不幸运，拉肚子。但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决心锻炼意志。因为8月20日新乡师院成立人民公社，我班等200人于19日晚上回校。

　　8月20日，庆祝新乡师院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晚上，全院师生员工——公社社员敲锣打鼓向新乡市委报喜，白天已经有好几个人民公社报过喜了。“明天中央要来我院检查卫生、工厂”，于是，全院苦干了一夜，21日早上6点结束。

　　校内建了水泥厂、砖厂、灯珠厂，一直干到8月底。此外，我们还种了冬瓜、番茄、茄子。

　　毛泽东视察了新乡市，高度赞扬七里营人民公社。吴芝圃在省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做的《论人民公社》的报告中指出人民公社有“9大特点、7大好处”，“是共产主义萌芽”，“我国可能最先跃入共产主义”。

　　8月下旬我给家里写信要钱，9月2日，接到伯父的信说，家里经济困难得很，也借不来钱，还是把猪作了抵押才借到10元钱，让人马上捎来。

　　二年级班干部调整，取消小班（40多个人）建制，小班改为大组，三个小班的团支部合并为大班团支部（80多个团员），二大班15个学生干部变成7个，我被裁掉，任第3组团小组长。11月中旬，由于一个团支部委员（4小班同学）犯了错误被罢免，又让我充任团支部军体委员，真是“外行领导内行”。但我在大班长田继善（兼团支部委员）的帮助下，做得还算可以。在“大跃进”的年代，体育也“大跃进”。除劳卫制二级达标外，还要争做国家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国家裁判员等，要搞“体育5项满堂红”。各个系、各个班级比着做假，比着吹牛，我们数二·二班也不例外，不过，较之其他班级，实在得多，因此在体育“大跃进”中比较落后。一天晚上，我们分析我们年级进展情况，认为我班属于先进行列，但是第二天起床时，听到三大班的广播稿，他们已经是全院最先进的。

　　刚刚上课一个月，10月份，又掀起全国大炼钢铁运动。新乡师院也停课大办钢铁，10月份要炼130吨钢，数学系一天一吨。结果，没有成功的。

　　10月15日下午6点，我班一部分同学背着行李步行4个多小时到新乡市北的潞王坟新乡市钢铁二厂（另一部分同学去塔岗开采铁矿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离潞王坟很远就看见到处是灯光，星海一样。钢铁二厂附近，到处是小高炉、土平炉，还有许多炼铁的鸡蛋炉、小方炉，一片红红火火。我们来到以前，新乡师院数学系四年级同学，不知什么时候早就来到这里，他们平整了一大片荒地搭帐篷。我被分配到厂办公室（在帐篷内）做宣传工作，任《钢铁快报》编辑、通讯员，参加车间劳动，任务是设法把两个车间的劲鼓起来。先用手团了两天煤球，然后参加土高炉炼铁。每天休息很少，夜间，不少同学砸着矿石就睡着了。在潞王坟干了18天，12月1日返校。到塔岗开采铁矿石的同学比我们更辛苦，他们给院领导写的信发表在院刊上，领导要求每个同学读一遍。

　　生物系搞了“小麦丰收试验田”，深翻土地1米多深，并伴着施肥，一层土，一层肥（全院师生帮助供肥），深翻的土地还保持原来的表层土壤在最上面。由于深翻后土壤虚了，又施加了大量肥料，致使试验田的土地高出地面差不多1米。保护田围着一亩试验田。试验田分畦，各畦的播种量分别是：1400斤/亩、1200斤/亩、1000斤/亩、800斤/亩。周围的保护田下种量是400斤/亩。1400斤/亩的播种量太大，分三层播下，即一层种子一层薄土。上层先出苗，中间层次之，最下层的后出苗，它把上两层的苗都顶出了土壤，造成了枯死。第二年春季，麦子长高了，又怕倒伏，还用竹竿做成方格式的支架。为了通风，麦田周围用鼓风机吹风。最后产量，据说试验田仅收获500多斤。

　　12月，新乡师院大搞“炒菜加胡闹台”式的“科研”活动。许多单位提出“向尖端进军”的口号。“而我呢？老是迷信、保守，搞得不好。……这几天，我组科研与我班、我院一样，热火朝天，成绩不小。在（团）支委会上确定，半导体收音机由班上组织专业队搞；
我组又提出火箭——最近发射一级的固体火箭，明年‘五一’发射二级液体火箭，并且还准备系统地研究，以至发射卫星。这项任务由我担负，我应该和大家一起把它搞好、搞到底。”（1958年12月13日星期六日记）但是，这只是空头白活，根本没有行动，没有办法行动。不过，我们小组还真是脚踏实地地搞了一阵子完全木制的“包包子机”，一位同学写了《你想吃包子吗？》的广播稿，在院广播站广播。

　　在政治运动、劳动那么多的形势下，加上承担较重的工作，还能把专业学习搞好吗？无奈，只好利用不开会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补习一周的功课、完成作业（极少看电影，尽管每张票5分钱）。可以说，平时学得一塌糊涂，尽管期末考试都是5分（学苏联的4级分制：5、4、3、2，即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但我心里清楚，很不扎实。

　　左倾的1958年，使我和众多青年人的思想受到了左的污染，但也使我在工作能力上受到了磨练。在那“斗争”的年代，我把自己的日记封面写上了“斗争，锻炼，前进”6个字。“斗争”包括对敌、对一切错误思想的斗争，也包括对工作等等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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