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逸:“国学”短少什么

发布时间:2020-06-18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偶然翻阅一本赠阅的期刊,看到一篇题为“《易》为管理之书”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引文,讲《周易》是管理之书的理由,如下:

  “《周易》是一部‘开物成务’之书,其中的易道囊括了天地万物之理,”“《系辞》…说:‘…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谓‘神’即阴阳变化不测的客观规律,…”“因而《周易》这部书把认识客观规律和人们对这种客观规律的利用两者结合起来,…也就是一部关于决策管理之书。”

  问题就出在,“阴阳变化不测”的“神”究竟是不是“客观规律”?《周易》的“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之谓神”的“神”,涵义是究竟什么?《说文》:“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这是“神”的本义。而“引”的本义是 “开弓也。”引申有“引导”“招致”等义,故“引出”不是基督教的“自无创世”,而属于中国的神观,中国的神不是创世主。西方的上帝是以救赎为目的的创世主,在其救赎计划中,据说上帝赋予了自然以理性原则,而人赋有上帝赐予的理性和意志,故可以从上帝的“创世”引申出神法、自然法及规律。而中国“神”的引申义为“神妙莫测”,如韩伯康注《系辞》这句话云:“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重点在不知所以然,没有规律。不必多引旧注,其他如周敦颐:“莫知其然之谓神。”张载:“语其不测故曰神。”今注,如高亨注:“阴阳变化,…其不可测者谓之神。”张岱年:“ 阴阳变化,无端莫测,忽而如此,忽而如彼,奇妙至极,而非有主宰,更无目的,亦不受简单的规律所约制。”总之“阴阳变化不测”恰恰是规律的反面。

  “客观规律”是什么呢?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实践在谈论规律时,皆强调自然事件的可观察性、可描述性(包括数学描述)及可预测性,也就恰恰是“阴阳变化不测”的反面。于是我们在读到“所谓‘神’即阴阳变化不测的规律”的时候,就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世界上怎么会有“阴阳变化不测的客观规律”呢?如果规律是变化不测的,怎么会成其为规律呢?比如,水在一个大气压力下加温至 100°C沸开,这是一个极普通的规律,但如果水在上述条件下是变化不测的,或者大气压力和温度都是变化不测的,还成什么规律呢?那么,如果以这种“阴阳变化不测的规律”来指导经济管理,能不出事么?这样的《周易》“也就是一部关于决策管理之书”么?

  以上随手取例,未读原书,没有资格评论。我只不过就这段话来谈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学术著作里提出一个断言或判断,需要满足那些条件?这个问题也可以归结为:学术思维的基本条件是什么?这个题目颇大,这里不能详论。简单说,学术思维必须规范清晰,理性求证,每下一个判断,必须有可验证性(包括可证伪性),也就是有可观察、可经逻辑验证的证据的支持。总之,学术思维的每一步必须有可验证的证据的支持。

  由此我也就联想到,“国学”能不能解释和指导现代生活?如果“国学”要挺身而出指导现代生活,它本身是不是需要反省和更新?首先,“国学”这个用语便颇费解。学术只有分科之不同,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内外防畛之别,科学是人类共享的文明成果。世界上有没有一种“代表”“国家”的“学”呢?如果“国学”的涵义不是“代表国家”,那么它的确切涵义究竟是什么呢?恕我孤陋寡闻,未之与闻也。

  在汉语日常用法中,确实有那么几个冠以“国”字的词,然而似乎皆带有些微民族主义的意味。这些词通常也有不冠以“国”字的形式,却故意选用“国—”,或多或少似有自褒之意。如:国术—武术;
国医—中医;
国故—传统学术;
等等。这类用法与“国货”“国门”“国人”等不含褒贬意味的普通词不同。后者的“国”只是“中国”的省略,可以还原为“中国货”“中国人”等等。而“国故”不等于“中国故”,“国学”也不等于“中国学”。鲁迅在《三闲集•皇汉医学》中曾指出此类用法的“皇汉”意味:“革命成功以后,‘国术’‘国技’‘国学’‘国医’闹的乌烟瘴气之时,日本人汤本求真做的《皇汉医学》译本也将乘时出版了。…… 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

  本来选用什么词,属于个人偏好,无可厚非,然而若以此构成大学的建制,建立什么“学院”“研究中心”之类,便显得冠冕堂皇起来,民众难免要问:何也?

  综合性大学皆有哲学、历史和中文系科,其中哲学系和历史系,除属于“国故”的那部分而外,还包涵外国历史、中国现代史、外国哲学等专业。此种建制的好处是,没有在大学建制上使中国的哲学、历史研究隔离于或见外于国际同科学术,因而有利于扩展视野,借鉴方法,不拘一格,不居一隅,而同系的学者有中外不同的学术背景,自然便于交流和相辅相成。反之如果将“国学”建为学院,自成体系,人员仿佛如出一炉,会不会趋于“国故”的抱残守缺呢?此种“国字当头”的做法,别的国家有没有,我没有“出洋考察”过,不得而知。然而总不免觉得,在一视同仁的人文学科之上,另设“国字当头”的机构,不仅叠床架屋,而且似乎颇有巍巍然的“官学”的令人生畏,因而可笑的意味。

  自古以来,人类学术的发达,皆沿着国际化的大道,而不是谢绝国际化,躲到“国”字招牌背面去自我欣赏。如今已不是“康乾盛世”,方块字学术构成宇宙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伴随着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新的社会需要之兴起,理应有民族文化复兴的运动发生。然而我们们提倡汉语文化(不是儒教文化)的复兴,绝不是要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更不是要打着“国”字招牌走出国门去炫耀什么。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的文化复兴是在现代人手中复兴,不是在古人或仿古人的手中复兴。那只是复古,不是复兴。现代人有现代人的需求。现代人的种种需求在根本上体现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是纲,纲举目张。而现代人的价值取向也就是人性的根本需求,所以是普世的价值(参阅《自由意志》,见《唐逸文集》www.hywhdb.com)。国学所缺,其实也就是我们所缺,我们同样需要反省的这两个问题:理性思维,和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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