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格里吉尔：无国籍的威力

　　【天益网讯】美国《政策评论》双月刊2009年4月至5月一期刊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国际关系学乔治•H•W•布什讲席教授雅各布•格里吉尔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无国籍的威力》，摘要如下：

　　现代历史上的大多数政治集团都想建立和控制一个国家。无论是19世纪的自决运动、二战以后几十年里的去殖民化运动，还是20世纪90年代几个西方国家（例如意大利和魁北克）中的主张分离主义的政党，都以一件事为目标：拥有它们能够据为己有的一个单独的国家。它们为此目的而采用的手段从恐怖主义和游击战到政治压力和竞选都有。但最终的目标是相同的——创建自己的国家。

　　这不再是最终的目标，今后也很可能会更加如此。今天的许多非国家组织并不渴望拥有一个国家。实际上，没有国家机构，它们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保持社会凝聚力的能力大大增强。对它们来说，国家是一种负担，而无国籍不仅十分可行，而且还是巨大威力的一个来源。现代技术使这些组织得以进行自我组织，寻求融资，并计划和实施打击目标的行动——这些目标几乎总是其它国家——而又从不建立自己的国家。它们寻求权力，而又不承担治理的责任。其结果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中逐渐了解到的情况的反面：它们不是通过各种手段寻求建国的组织，而是正在谋求实现各种目标，而又积极地回避建国。无国籍已经不再被当作虚弱的来源而回味，而是作为一笔财富而欣然接受。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寻求建国的组织已经成为历史。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和车臣爆发的暴力活动，以及科索沃和高加索地区的持续不断的紧张局势（就甭提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哈马斯和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独立猛虎解放组织的活动了）都是一种情况的实例，即一个组织寻求建立全面的国家主权，以对抗另一个组织或政府。这些都是对民族国家概念的恐怖和暴力的庆祝。但这些组织不再是安全方面威胁的唯一来源，或许也不是其主要来源。

　　事实上，无国籍越来越可行和可取，以实现范围广泛的一系列目标。它现已成为一些组织的力量源泉，因而也对现有的国家构成了安全方面的严峻挑战。

　　此外，无国籍群体的崛起，可能会影响到国家本身的性质。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提供国防的最有效方式，而其他民族国家的形成则是为了抵御已经建立的国家。但是，如果对今天的国家的重大威胁并非来自它们的邻国，而是来自内部的群体，各国就必须做出调整，以抵御内部颠覆、对基础设施的造成严重破坏的攻击、造成城市地区不稳定，以及小型、分散和流动的群体所发动的、类似的低强度的各种攻击。应对无国籍群体的威胁可能是国家权力下放方面的一个趋势。事实上，要实施自卫，抵御针对本国领土腹地的不可预知的攻击，其最有效方式是把安全任务分派给当地社区。这可能会导致暴力垄断的削弱。这种垄断构成现代国家的特点。那么奇怪的就是，对无国籍组织的反应可能是更多的无国籍或次国家组织的崛起。

　　为什么要有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无国籍

　　过去3个世纪，特别是过去150年的情况使我们认识到，成为一个无国籍组织就意味着变得虚弱无力。在某些情况下，如犹太居民在欧洲的境况，无国籍意味着受歧视，在纳粹政权统治下则意味着灭绝。一个国家的国力很容易挫败小团体的威力。小团体除非愿意面对强权威逼下的逆来顺受甚至死亡，否则就必须要么默许，要么移民。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没有对国家的行动施行一定控制的大多数少数族裔或政治少数派渴望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一愿望的基础是一种信念，即对一个集团或少数民族来说，国家是政治表达的顶峰。它们以其它方式，作为一个统一体是无法生存和繁荣的。只有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事实上可以提供必要的工具来管理一个族群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而最重要的是，它还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提供必不可少的安全。

　　到17世纪末，国家对于生存来说已经不可或缺。中央集权，以其征收税赋和搜刮其他资源的权利和能力，成为独立性和安全的唯一担保。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说：“一块密切管理的领土成为一项值得为之战斗的资产，因为只有这样的领土提供了收入，以维持武装部队。”火炮等不断开发的、新的军事技术，以及维持常备军，是只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管理的活动。未能适应这些新的要求的政治实体，要么从国际舞台上消失，要么降低为一种次要角色，而且往往仅仅由于国家支持才幸存下来。例如，15世纪，商业性城市国家开始衰败，大多逐步融入到周围的国家之中。同样，尽管一些非国家行为者，如海盗或雇佣军，一直到进入19世纪很长时期还依然存在（有些今天依旧存在），他们往往只是国家的工具而已，而不是独立的参与者。

　　新工具

　　现代国家之所以成为社会组织的显著形式，原因之一就是它能够充分利用资源和管理大规模的人群。然而，这种了不起的组织能力已经不再是只有国家才掌握。正如在通信条件显著改善的从前几个时期（例如印刷、电报、无线电等）一样，新技术带来了新的人员组织方式。互联网及其应用，还有手机等广泛使用和相对廉价的工具，可以取代官僚机构和体制。新类型的社会里，常常被称为虚拟网络，在国家控制之外的地方崛起，跨越边界，而且是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这些联网群体脱离特定的领土，缺乏成为现代国家特征的中央集权和等级制度的结构。

　　这一趋势也正在影响欠发达国家。虽然富裕国家和比较贫穷的国家之间的确是有技术上的差距，但即使是在最贫穷的国家，技术也正在迅速传播。简单的和通用的技术，如手机和数码相机，在宣传2007年缅甸的起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缅甸是世界上最暴虐的、孤立的和一贫如洗的国家之一。在埃及，Facebook，一个流行的社交网络应用软件，是一个日益重要的虚拟空间，数万人在其中组织反政府活动，进行选举和示威的动员。

　　此外，现代通讯手段把迄今为止联系有限的、甚至彼此不了解的个人和小团体联系起来。格罗兹尼的一个组织可以与巴黎郊区、白沙瓦或莫斯科的个人沟通，因而对其进行招聘，与其进行协调，传播新闻和筹款。从这些互动中产生的各派是非领土化的，因为它们是以一个基本上虚拟的世界为基地。

　　最后，这些技术也非常民主。参加一个虚拟群体很容易，其主要障碍是提供技术和懂得所使用的语言。通用语往往是英文，即使在伊斯兰网站也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使作者的受众遍布全球。这些技术在一种意义上讲也是民主的，就是每个参与者都能够添加自己的知识、技能、兴趣和目标，就是在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来决定重点或高低贵贱的情况下。“开源”的性质导致集团的高度分散化，因为它不拥有一个中央资料库的技术、思想原则，或操作目标。如前所述埃及的Facebook的运动，“年轻的、世俗的人们可以沟通，建立关系，并自由表达意见。拥有10万人之众的在线社区的每一个成员都随时可能成为运动的领导者。

　　因此，这类群体的发展及其方向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它们没有一个明确项目，而是根据其所有成员的意见投其所好。采用用来区分两种不同的软件开发方法的一个比喻，这些现代的、互联的和无国籍的群体类似于一个“集市”——一个权力下放的、快速和看似混沌的系统，而不是“大教堂”——一个缓慢的，有条理和按计划行事的体系。

　　这些技术的影响是促进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能够发挥战略作用的政治运动的崛起。有些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网络动员”，因为它使接触广泛并能够造成损害的群体得以迅速涌现。国家虽然拥有庞大的后勤基础设施和管理能力，但却不仅即将被这些联网群体所取代，而且也无法控制它们。很难对互联网实施中央集权的控制。即使是政府试图对其加以过滤或封锁，其效力也是微乎其微的。此外，网络动员还催生了可能比以往更加极端的群体。这些技术使之联系到一起的个人和团体，事实上一直跨越国家和社会而存在，但却未能相会和组织起来。由于没有能力进行“网络动员”，它们曾经滞留在各国社会的边缘；
它们是小型的、古怪的、基本上无效的团体，或形影相吊的、好高骛远、但权力有限的个人。一个极端的个人在一国或一个地区不能参加较大的集团，除非他亲身加入。因此，历史上的个人要想加入勇士群体（例如，有从13世纪开始袭击拜占庭的穆斯林英雄，还有欧洲的十字军），就必须移民，以培养可怕的无国籍者。但是从17世纪开始，只有少数大型、高效的社会组织，如现代的国家，能够得到必要的权力，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竞争，从而把彼此毫无联系的及单个力量微弱的团体和个人抛在后面。

　　现在，技术赋予先前不相关的各种团体和个人以权力。少数派的利益和激情可以找到表达方式；
个人在自己的支持对象和归属感方面也有了更大的选择权。这一趋势背后的逻辑类似于商学领域中所定义的“长尾。”以前市场范围很小或毫无市场的许多特殊产品，现在却很容易找到，并可以与消费者匹配。这样，市场就可能会越来越多地由许多单独的小范围成功——长尾——和少数了不起的成功所组成。以此类推，在国际舞台上，特征也可说是由少数几个国家、以及许多小型的无国籍行为者所组成——即国际关系方面的长尾。

　　对网络群体的强度和韧性当然不应予以夸大。具体来说，无国籍现象所构成的挑战分为三大系列。首先，为数众多的、网络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个别团体争夺更多的注意力或寻求实现自己狭隘的目标，以致损害其他群体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长尾的特征可能是混乱的、内讧严重的集团，它们由不仅反对现存国家、而且彼此对立的、小规模的无国籍行为者组成。

　　其次，创造互联群体的网络动员在某种意义上也十分难以捉摸。由此产生的集团缺乏时间上的稳定性，因为个人和小集团来去匆匆。由于没有划分组织行政管辖范围的领土和赋予其永久性的一套机构，这些集团失去其力量的速度可能同加强的一样快。它们不仅很容易吸收新的个人入伙，而且同样难以留住他们。这些群体的开放性质也使它们容易被巧妙的宣传或渗透所颠覆。

　　最后，这些无国籍集团所采用的技术也可用于对付它们。即使想方设法防止这些技术的扩散并这些技术，也是不切实际的，大概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技术，从互联网到手机，并非无懈可击，它们不仅具有优势，也有许多薄弱环节。例如，网络依赖于少数充分连接的“节点”或个人，而其一旦被消灭，则可能会损害集体的凝聚力和有效性。

　　因此，无国籍状况仍然构成了一些严重弱点。但是，使之可行的技术是新的和不断发展的，从而创造出新形式的社会互动和团体。忽视这些事态发展会是目光短浅的，因为它们使得十分迅速地、采用实质上不可预测的方式和场所建立组织成为可能。

　　技术的传播

　　使无国籍者更加可行和有效的第二个因素是军事技术的扩散。要获得一定程度的杀伤力不再是必须有一个国家，甚至国家的支持，而仅仅几十年前，要做到这一点还只有通过控制和管理国家资源。现在，我们知道，少数相对贫困的个人就能破坏一个主要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生活方式，譬如在美国或最近在印度，而这些国家按照所有衡量标准，都应该能够不用花费太大的力气就阻止、击败或经受住一场袭击。

　　技术的传播正在削弱一度由现代国家行使的暴力垄断权。国家通常是由其在国内对暴力实施控制的权利和能力所界定。这种能力也使之成为能够进行国际竞争的主要行为者。当然，对暴力的这种垄断从来就不是完整的，所面临的挑战一直不仅是国内的（例如，犯罪团伙、地方民兵等），而且是国外的（例如，海盗活动、恐怖主义等）。此外，人们不断做出尝试，即把国家的作战能力置于规范、法律和制度所界定的一系列制约因素的范围内。一个国家完全垄断暴力的能力始终，并仍旧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完全实现的结果。

　　然而现在，实现这一过程越来越困难，因为国家不再是暴力工具的唯一来源。最近，人们十分关注“私人军事承包商”的崛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正在使国家的基本职能————它进行战争的能力——私有化。但目前的趋势比这更广泛，它深深地植根于现代技术发展的性质之中。技术进步所创造的武器不仅更加致命，同时也更加便宜和更广泛地使用。而在整个现代史上，事情却并非如此：要想具有致死的能力，就必须拥有财富和资源，因此，获得这种能力的机会仅限于组织和管理完善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广袤领土的、或至少资源丰富的）国家。人们往往举出的例子是炮兵（以下简称“火药革命”）、空中力量与核武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加上导弹技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较大、较为富裕和管理较为完善的国家往往对一些行为者享有优势。后者不具备开发、获取和使用越来越昂贵和复杂的武器所必需的资源与组织。

　　技术传播有三项特色，正在赋予无国籍行为者以威力。第一，对大多数技术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以利用：民用飞机可以转化为导弹，汽车可以变成炸弹，电脑和手机可以用来破坏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些工具是现成的，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因而这些国家也比较容易受到攻击。一个社会在技术上越先进，就越容易找到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技术。正如《有线》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说的那样，伊拉克的叛乱分子“挑选最新和最佳的美国科技：一次性电子邮件地址、匿名的互联网帐户、最新的无线电设备。……加强伊拉克的民用基础设施的每一项美国资助的举措都仅仅使得叛乱活动更加容易进行。每一个新的网吧都是一个叛乱活动中心。每一个新的手机信号塔都意味着给叛乱分子的网络增添100个新的节点。”只需相对有限的资源和技术诀窍，一个小集团就能找到最有效的技术，使一个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

　　其次，的的确确，军事技术的进步也无疑地为国家提供了更大的火力、更远的覆盖范围、更准确和及时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潜入的能力，从而使其实力得到增强。然而，历史似乎表明，对于每一项技术进步而言，都有工具和技能方面的相应进展来抵消其影响。对于每一种新的武器而言，迟早都会有使其威力和实用性降低到最低限度的一种工具或行为。在许多情况下，似乎对新技术的发展所采取的对策更为廉价，其建立和实施也更快。一个有力的例子是，在伊拉克，相对廉价和易于使用的简易爆炸装置唾手可得，武装分子利用它们来给美军造成严重的损失。昂贵的车辆，往往装备着重装甲，可能会遭到这些土造的炸弹的严重破坏。由于这些对策很廉价，所以其效应也是赋予个人和团体以威力，而他们只需利用很少的资源就可以使昂贵的、国家建造的平台变得脆弱，甚至在战场上变得无用。

　　最后，武器还具有广泛的可获性。在一定程度上，使之成为可能的是封存的冷战核武库中的库存，可以轻易地从国家那里购得。但在一定程度上，为武器的流动提供便利的则是国家的削弱，因为一些地区的国家正在日益失去对其领土的控制。因此，比较容易获得各种类别的弹药，包括便携式地对空导弹或先进的反坦克地雷和导弹等武器，而要设计和生产它们，则需要一个国家的工业资源的支持。

　　向何处去的国家吗？

　　我相信，无国籍状态的吸引力将继续增加。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能轻易逆转或制止。因此，国家应准备应付来自无国籍行为者的持续的和越来越多的挑战。那么，问题是如何应对这些威胁。最近几年，一些建议已经提出。举例来说，许多这些团体依靠广泛和复杂的资金来源网络，这些网络通常以黑道为基地。通过遏制群体资助其活动的能力，国家可以削弱它们。另一项战略是尽可能地遏制使得无国籍群体猖獗的技术的传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防扩散安全倡议，其中近80个国家参加活动，以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此外，由于无国籍行为者往往在其目标国境内活动，所以打败他们的持久战略是，各国要遏制、瓦解和劝阻这些群体的成员和领导人——一项“反颠覆”战略。

　　我想这也是一项防御性较强的战略也是值得考虑的。对于这项战略，国家可能是作为一项政策来谋求实施，但它的出现也可能是作为针对这些互联的、分散的和无国籍的群体旷日持久的攻击的一种自然反应。广义地说，这将导致国家权力下放。当敌人是另一个国家的时候，国家的努力和资源的集中化是合理的。然而现在，国家面临的敌人不必聚集大规模的资源和力量，就能产生影响；
新的敌人是分散和不可预测的。有效地回应这种威胁并不需要组织的继续集中化和集结大量的资源与力量。事实上，这样的集中可能会削弱国家，因为它使敌人获得更容易打击的目标，却没有让国家获得与此相当的优势。此外，集中意味着统一的方式方法和程序，而敌人却将寻求在不同地点发动攻击，并采取多种战术。敌人将是不可预测的，因为每个无国籍集团都将采取不同的方法和程序，不可能确定程序来处理每一项潜在的攻击。因此，集中应对无国籍的威胁可能是无效的。

　　权力下放是防御的一种形式，因为它能够帮助遏制袭击造成的破坏。例如，与依赖几个中央车站的有效运作的基础设施相比，分割的基础设施更容易经受住攻击。举例来说，电网严重依赖于少数几个节点，而这些节点很可能会由于一条线路被毁所造成的电力激增而不堪重负。解决这种威胁的最有效的，即使是极端的办法是为城市开发离开电网的能力（或者，建立区域电网），甚至在一个较小的水平上，譬如为社区，可能还有单个的房屋建立电网。这样一来，要切断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电力供应，攻击就必须针对个别发电机或地方电网。虽然肯定不是不可能，这种攻击所需要协调和努力程度，是无国籍群体无法很容易地获取的。以此类推，一个国家，如果其主要功能，从政治决策到管理社会和经济活动，权力是下放的和分散的，可能更能够承受分散的、小规模的攻击。明确地讲，同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的国家相比，一个没有首都的国家较为具有韧性。

　　此外，城市之所以极易受到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依赖于向它们提供能源与食品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考虑一下法国或意大利城市中卡车运输工会举行罢工或不满的农民封锁公路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具有启发意义：这些国家的政府往往被迫屈服于罢工者的要求。由于城市地区为数众多，所以不可能为其制定有效的防御措施。这些地区有太多的潜在的目标要求予以关注，而对其加以识别无论多么困难，也不能保证能够建立适当的防御。例如，2006年，国土安全部公布，其有关恐怖主义组织潜在的国内打击目标的列表上的目标数量从2003年的160个增加到2004年的28000个和2006年的77069个。

　　鉴于保护如此多的迥然不同的目标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国家可能不得不放弃它的一些主要特点，才能保卫自己免受无国籍行为者侵害。一种弥漫性的威胁需要弥漫性的安全系统来应对。集结的防御力量是无用的，如果它们不处于袭击可能发生的地方。因此，各国可能需要给予区域和城市更大的权力和能力，以防止，如有必要，还要应对恐怖袭击，从而使自己的安全框架权力下放。在纽约市和洛杉矶设立反恐中心——它们有自己的情报和分析机构及快速反应部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类似的例子有反叛乱策略。一支军队要有效地打击叛乱，就必须把决策过程下放到尽可能最低的级别（例如排级甚至班级）。由于军队已经学会了如何在排级水平上开展小规模战争——其特点是小规模的冲突和不断的巡逻——因此国家可能必须学会下放自己的安全控制权。

　　这种权力下放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中世纪时，一个非常复杂的、权力分散的政治制度部分地是由于从四世纪起的、部落力量发动的持续不断的袭击。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罗马帝国在保护边境或中部地区免遭这些攻击方面的无能，迫使当地居民依靠地方领导人的军事实力。正如政治学家约翰•赫兹于1957年所说：“纵观历史，为人们提供保护与安全的单元往往成为基本的政治单元；
从长远来看，人们会承认权力机构，任何权力机构，只要它拥有提供保护的实力。”

　　下放国家权力并非没有风险。削弱国家的暴力垄断可能导致相关国家的“索马里化”：地方当局依靠私人提供必要的保护和安全，而后者则要求享有权力，从而成为一种军阀。建立地方安全提供商，如民兵或私人军队要比控制它们，或者在局势发生变化时解除其武装容易得多。此外，在无国籍行为者构成威胁的同时，国家保持彼此造成巨大损害的能力，新的强国也获取核实力。民兵可能更适合于抵御和应对小规模的局部袭击，但它们在威慑和击败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方面却不那么有效，尤其是如果潜在的冲突将围绕着制海权展开（譬如中美在太平洋发生对抗）。

　　因此，问题在于平衡：国家必须在多大程度上下放权力，才能抵御无国籍行为者潜在的破坏性袭击，同时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和必要的威慑力量，以威慑竞争对手国家，并在必要情况下将其击溃？换句话说，国家用来抵御无国籍行为者的完美的防御措施——普遍的权力下放、发展小型和本地化的安全供应商等——是否会严重削弱该国相对于其邻国的实力？对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不提供答案。但非国家行为者问题将不会消失。构成其死灰复燃的趋势是强有力的，也是单独一个国家甚至相关国家的一个社区所鞭长莫及的。鉴于实施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来对付这些行为者两方面的固有的困难，我们应该准备应对长期不断的冲突。而正如本文所述，这种长期的冲突可能会导致我们所了解的国家性质本身的改变。（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员尹宏毅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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