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医生的慢性病防控经验

　　
　　应对慢病的严峻挑战，需要弥合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裂痕，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伟大转折。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更多的医生能改变理念和行为，和疾控中心、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战友们”并肩战斗在慢病预防控制的最前线。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讲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三位医生的故事。
　　第一位是吴英恺教授。吴英恺年轻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解放后相继创办了解放军胸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改革开放后，有一次吴老带医学代表团出国访问了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随团的刘力生教授在回国途中问吴老：“回国后，应该干什么？”刘力生预想吴老的回答可能是发展心脏搭桥技术，因为中国当时心脏搭桥术非常落后，而吴老是胸心外科专家。可她没有料想到吴英恺教授给出了非常简明的一句话：中国心血管病的唯一出路是预防。
　　这不但照亮了刘力生的职业人生，而且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代代心血管医生的职业发展和奋斗方向。在开拓我国心血管预防康复的新征程中，我们深切缅怀吴英恺等老一辈专家，是他们给我们后来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比如率先研究心血管流行病学及人群防治，比如当年的首钢模式等。
　　第二位是创造芬兰北卡曙光的心血管病专家PUSKAI医生。在上世纪，芬兰曾经是心血管发病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心血管病专家PUSKAI在認识到慢病只治不防、走不出困境的问题之后，开始全身心投入预防，在北卡省做示范区，最终实现患病死亡率下降80%、总死亡率下降50%、芬兰人均寿命延长10岁的目标。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不是得益于支架和搭桥等生物技术，而是来源于全民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更为难得的是，在PUSKAI医生的感召下，芬兰政府改变了食品税收和物价政策，让不富裕的人也能吃到健康食品，而对烟草课以重税，从而实现了健康芬兰，并创造了全世界一级预防的经典模式。
　　第三位医生是美国的COOPER医生。他和我是老朋友，他因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而认识到自身的健康问题，也认识到医疗体制的问题，于是辞职，到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读了公共卫生硕士，并和夫人一道建立了COOPER诊所。这个诊所虽是医疗机构，但只做病前的预防和病后的康复管理。1968年COOPER提出有氧运动，把有氧运动融入医学，用运动的方式，用非医疗的干预手段实现慢病的防控。
　　这三位医生的转变，对中国和全世界的慢病防控事业都产生了重要的带动和影响。希望有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医学专家站出来，用自身的行动来弥合防和治的裂痕。也希望有更多的医疗机构站出来，彻底改变只治不防、越治越忙的现状，修复断裂的医疗服务链。只有把这些资源都发动起来，形成合力，慢病防控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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