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健康回报及其队列差异

　　摘要：在我国经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中，作为人力资本的教育对不同出生队列群体的健康回报及其演变是否一致？本研究应用队列效应与累积劣势的理论视角，采用历时16年的CHNS追踪数据和成长曲线模型，发现教育的健康回报在不同队列中有差异性。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出生队列中，教育对健康呈负向影响；40-50年代出生队列，教育对健康没有影响；60年代以后出生队列，教育对健康有正向影响。50年代及以后的出生队列，教育的健康回报随年龄增长而累积。本文还分性别进行了分析，发现教育对女性产生正向影响的队列比男性要晚。队列效应分析揭示了中国语境下独特的健康不平等及其演变。
　　关键词：健康不平等；教育；队列效应；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C92-05；G40-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8）02-0069-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2.007
　　健康回报是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性回报，也是人口学与社会学界长期关注的重点。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在教育与健康方面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平均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40岁增长到2000年的71.5岁，教育分布则从1950年文盲占成人的80%提高到2000年全民普及义务教育。教育与健康分布在几代人之间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变化，有必要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梳理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具体地说，我们关心教育在不同队列群体中的健康回报是否一致？随着年龄增长，健康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及其队列差异又是什么？
　　一、文献综述
　　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关键性衡量指标，和职业、收入、财富等一起，被称为影响健康的根本性因素。大量研究发现，在西方国家，教育程度高者，总是比教育程度低者活得更健康、更长寿。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较少受疼痛的侵扰，较少患慢性疾病或精神抑郁，到老年期生活更能自理，身体失能情况较少，死亡率较低，并且更长寿。即便在控制了个人家庭背景和人口学因素后，研究者们依然能以一种层级的方式来预测健康（education-graded health）。
　　教育是影响健康的一个关键性资源，这源于教育的人力资本性质：教育自身是一个资源，还能促进其他资源的产生，同时还是一种有效达成目标的能力。教育对健康的促进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提高经济能力，如工作、职业与收入。教育对健康的促进远超过经济能力的提高。其二，教育能提高个人的心理能力，包括对环境的控制感和面对压力的调控能力，这对心理和生理健康都颇有裨益。其三，教育能促进人们的健康行为，比如不抽烟、少喝酒、多运动、及时就医，以及不良生活习惯的改变等。此外，教育还能帮助个人更快、更好地接触到最新的健康知识与技术，从而有助于个人健康和寿命的提高。
　　尽管国外研究显示教育是影响健康不平等最重要，也是最稳健的因素之一，在我国的相关研究中，教育对健康的影响还没有较为一致的发现。有研究认为教育对城乡居民健康有层级性的正向回报：即具有高中文凭者其健康优于初中毕业生，初中生则优于没完成义务教育者。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教育的健康回报仅仅体现在是否完成了小学教育，在初中及以上人群中教育并没有导致健康差异。还有研究发现，在我国教育对健康的影响比较微弱，且仅对男性有些许的健康回报，对女性几乎没有影响。总的说来，教育对我国居民健康的影响，并不如西方国家中那么重要和稳健。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從教育对健康影响的人力资本假说来看，教育一健康关系在我国研究中的不显著性比较令人费解。生命历程的理论视角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生命历程理论关注社会变迁和时间发展对个人的影响，它强调时间维度的重要性。在个体层面，个体的特征会随着年龄而变化（within-person variances of aging），这称为年龄效应。在群体层面，个人之间的差异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between-person differences），包括历史时间（period time）和出生队列（birth cohort）。群体问关系的队列差异就是队列效应的体现。
　　研究议题一：教育一健康关系的队列差异性
　　队列效应的倡导者莱德（Ryder）认为，出生队列是社会变迁的载体；只有通过对出生队列的研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在中国语境下，教育与健康的关系可能会受到社会变迁的强烈影响而呈现出显著的队列差异性。首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强调工人、农民职业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在建国的前30年，教育并不是促进个人职业和收入的重要因素②；经济改革以后，教育重新确立了人力资本的地位。故此教育对早期队列和晚近队列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其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政府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长期强调为工人和农民提供可及的卫生保健服务和疾病预防知识。因此，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农民所获得的卫生服务和掌握的健康知识，至少在市场转型前，并不比教育程度较高的所谓知识分子少。这自然会降低教育的健康梯度。因此，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我国教育与健康的关系，我们并不能得出教育必然带来健康回报的结论，至少对早期出生队列而言。
　　研究假设1：教育的健康回报具有队列差异性，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在早期和中期队列中的影响应该是微弱的，甚至是不显著的，但对晚近队列有正向的影响。
　　研究议题二：教育一健康关系的年龄差异性
　　除了队列效应之外，生命历程的另一个重要的时间维度是教育对健康影响的年龄差异性。健康不平等随年龄的变化趋势有两个主要观点：“累积劣势理论”与“年龄中和理论”。累积劣势理论（accumulative disadvantage hypothesis）认为，在生命早期由社会经济地位导致的健康不平等随着时间而增大。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比较健康的，但随着年龄的老去，个人健康呈下降趋势。社会底层人士的健康下降得更为迅速，因为他们长时间地暴露在健康风险性因素中，更易危及健康。社会劣势群体的健康就处于一种持久的，甚至逐渐增大的劣势状态。这也被称为健康不平等的“发散效应”（the divergence effect）。另外一种观点是“年龄中和效应”（age-as-leveler）。该观点认为，从青年期到中年或老年早期，教育和收入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呈扩大趋势，但进入老年阶段，健康不平等会得到缓解。因为随着人们步入老年期，生物性衰老更能预测个人健康，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就下降了。这一现象又被称为“发散一收敛效应”（divergence-convergence effect）。这两种竞争性的假说在中国研究中都得到了一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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