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文宗

发布时间:2018-06-27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前一段时间,韩石山先生写了一篇宏文,叫《山西的文脉》,在网上广为流传。此文虽说是梳理八九十年以来山西的“文脉”,就许多读者所见,却是为资格甚老的马烽“正位”,于是,叫好者有之,不屑者也有之。韩老师有雅号“文坛刀客”,他的文章就是这样,或嬉笑怒骂,或剑走偏锋,诚如老杜所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此文在网上激起波澜,也是很自然的事。我不研究当代文学,无发言权,但是,韩老师是当事人,过来人,其中所言,或许有理。
  我想《山西的文脉》的初衷,在于梳理现当代山西文坛的文脉,就像一条河,从哪里来,流经哪里,流向哪里。这是很有必要的,但需要功夫,以及经历,见识。这些我都没有,却偶然联想到了最近一直怀想的“文宗”这个词。
  这二十余年,从事图书出版,从书本上看到许多了不起的文人,也亲历了各色文人,自命清高者有之,狂放不羁者有之,虚怀若谷者更有之,见识既广,感慨就多。回首一想,文人圈,也是社会生态,有大树,有小草,虽各怀其心,其所必将名归,不必认真。只是大树通天,摩霄接天者,实在太少。这样的文人,或许可称为“文宗”。诸如统帅“建安七子”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柳宗元,慧眼识英才,拔起眉山“三苏”的欧阳修,“偶倡优而不辞”的关汉卿,高举“性灵说”的诗人王士祯,清华大学的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等。那真是其从如云,天下归心,令人怀想不断的风景。
  中国古代文化人的价值追求,是所谓“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若以立言论,则所谓“文”似不限于文学的意义,故“文宗”也不应该限于文章之士,要扩展到整个文化史上观察才好。且“文宗”必与立德、立功相关,无德或无功者,绝不可妄称文宗。
  于是,归到正题,且说山西的文宗。
  历史上,山西可称为“文宗”的大人物,远不如山东、河南,甚至不如河北,近不如江浙,甚至不如湘鄂、八闽。但是,山西文化史上的影响巨大的人物,也绝对是可圈可点的。不信,且先试予罗列:
  春秋时候,“设教西河”的卜子夏(或说为孝义人);
  战国末期集儒法大成的荀子(或说为安泽人);
  汉末郭有道(介休人);
  晋代文豪兼学者郭璞(闻喜人);
  隋代大儒王通(河津人);
  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永济人);
  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夏县人)、四朝宰相文彦博(介休人);
  金代文豪元好问(忻府区人);
  元代杂剧领袖关汉卿(运城人);
  明代理学家薛瑄(万荣人);
  清代初年学者、书法家傅山(阳曲人);
  民国时期郭象升(晋城人)、常赞春(榆次人)、柯璜(浙江黄岩人,客居太原三十年)。
  至于当代,则有侯外庐(平遥人)、王瑶(平遥人),以及“太原三老”(姚奠中,稷山人;张颔,介休人;林鹏,河北易县人,客居山西六十年)。如上所列,各代皆有文化巨人。至于是否堪当“文宗”,则有待论列。
  前言,所谓“文宗”,须于文章之外,有大德相配,或有事功在身。其实,居于“宗”的地位,理应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且有追随者附丽于后,产生团体,影响广泛、泽被后人,恰似胡杨树,即使倒下,也是千年不朽。如曹操父子之于“建安七子”,韩柳之于唐宋以后文章,“二程”之于宋明理学,等等。基于此标准,上列古代晋人,差可称为文宗。其中生于晋,长于晋,为学于晋,泽被于晋者,远古不可详考,近而确者,可举郭泰、王通、元好问、傅山、郭象升论之。
  郭泰(128—169),字林宗。他生当东汉末年,其时,地方豪强并起,割据纷争,朝中则是宦官集团与士人集团激烈斗争,皇帝大权旁落。郭泰少小家贫,却能矢志读书,又求学于成皋屈伯彦门下,识得天下大势。当他在太学读书时,是太学生的领袖,人品才学,冠于一时。当时名士李膺,人望甚高,对郭泰一见如故,说,郭泰是“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凰,羽翼未翔”,天下读书人,“未有如郭林宗者”。因此,郭泰随即名震京师,人称“有道先生”。郭泰洞察世事,不就官府征召,以教育为任;针对朝政腐败,敢于褒贬,扬清激浊,一语既出,时人尊尚如圣言。《世说新语》“德行第一”记载了郭泰的言行:“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谒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当时品评时人,往往以郭泰所言为准。他的著述无多,有一卷,论取士之本,已经遗失。郭泰去世,年仅42岁,举世惜之,前往送葬者,有千乘之多,想来,那是一个浩大的场面。大儒蔡邕为郭泰撰写墓碑,极尽赞扬之能事,并说:“我一生撰写碑文无数,大多为虚饰之词;惟郭有道碑文,文符其名,毫无愧色。”因此,郭泰的碑刻,成为后世极端重视的文物。后周时,诏毁天下碑,惟明令郭泰之碑予以保存,可知在亂世里,也知道郭泰是完人,不可遗失典型。清代初年,旧碑已遗失,傅山先生专为重写重刻,流传至今。可见郭泰虽无文章传世,去世也早,但以其人格高尚,影响千年而不衰,自然可称“文宗”。
  历经六朝丧乱,隋朝建立。其时出现大儒王通。他生于公元584年,卒于公元617年,几乎与隋代相始终,仅活了33岁。王通的弟弟是王绩(589—664),其孙是王勃(约650—约676),都是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王通的生活经历、及其著述却是扑朔迷离。王通以乱世之后复兴儒家文化为己任,著述有《续六经》,言“皇纲帝道”,其门人董常、薛收等又将其言论收集,成《中说》。他的名气很大,时称“王孔子”,后称“文中子”。据说,他15岁时,已经收徒讲道,又进长安,觐见隋文帝杨坚,企图贩卖帝王之学,然不被重视,随即返回龙门,专心讲学,聚天下英才而授业。从《中说》可知,隋唐之际,杨素、薛道衡、房玄龄、魏征、杜淹、温大雅、李靖、陈叔达等名臣,都是王通的弟子。一般而言,老师年龄必大于弟子,最少大部分弟子小于老师,奇怪的是,以上弟子,绝大部分年龄大于王通,至少相当。这要么是王通实在是学问了得,这些大龄青年甘愿自投门下,从他学习“王佐之学”,要么是整理《中说》的人有意夸饰,将他的弟子阵营扩大,借机抬高老师的名声。据范文澜考证,王通的儿子王福郊、王福畤编了杨素、苏夔、李德林晋见王通的事,而李德林在晋见的这一年就去世了。这一年,王通多大?只有8岁!所以,范文澜认为王通一家是想疯了要做圣人,故不惜作伪,欺世盗名。这种观点自古及今,不绝如缕。且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隋书》竟然不给情面,为这位显赫如圣人的当世大家作传。所以,就王通是否堪称一代文宗,历史上形成严重对立的两派。以我看之,王通应该是一位通儒,设帐讲学,形成河汾学派,对隋唐的文化崛起起到推动作用。但是,王家及其门人,态度不老实,王通其德有亏,反而影响了王通的历史地位,不配作为当时的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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