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中

　　感受这种“呼愁”等于观看一幕幕景象，唤起回忆，城市本身在回忆中成为“呼愁”的写照、“呼愁”的本质。
　　——奥尔罕·帕慕克
　　远处的天际线，那由许多圆顶和尖塔勾画出的伊斯坦布尔，被薄霭晕染着而显得有些模糊。掠过脸边的是从马尔马拉海亦或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的风，轻柔而悄无声响，带着咸湿的海的气息。
　　从马尔马拉海乘船过来，进入金角湾，会看见加拉塔桥和桥上垂钓的人，蓦然想起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曾提及，从他住所的窗口望去，可以看到横跨亚欧大陆的博斯普鲁斯大桥。望着堆叠在海湾之上那些高低错落有着红色屋顶的房子，还有各式高层的公寓楼，我无从知晓帕慕克所居住的三层小洋楼是其中的哪幢，却想象在远处一扇窗户里，可能正有一双慧眼眯缝着透过镜片朝向博斯普鲁斯海峡，这让我有一种幻觉，自己就是在帕慕克的目之所及中踏上了这片城市的土地。
　　我为这座享有盛誉的世界历史名城而来，被它拥有的众多的人类文化遗产所吸引。行走在苏丹穆罕默德区，我恍然觉察，一切之于我却并不陌生，这是帕慕克所眷恋的老城旧街区，借助于他的描摹，我已初识了旧时光里的古都，尽管我无法走遍整个伊斯坦布尔，但却从帕慕克的作品中，熟知了这一幕幕景象，他唤起的对城市的旧日印象一点点地融入了我的记忆。有人说帕慕克是伊斯坦布尔最会讲故事的人，一个城市的漫游者，只有他才能带我们看尽伊斯坦布尔。我想，这所谓的看尽不只是他讲述的故事，或像他所说的在伊斯坦布尔看穿了的人性，而是如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所称：“帕慕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这就是帕慕克的魅力，他讓全世界的目光都追随着自己看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土耳其语“忧伤”）。
　　
　　帕慕克说过“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座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从1952年起，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停驻在这里。伊斯坦布尔不仅塑造了这位世界级的作家，而且也成为他最钟爱的叙事主角，被他从不同角度用多种表现方式进行摹写。我惊异于他在想象的世界里，把伊斯坦布尔变为那些鲜活的可触摸的人物、细节、场景，变为超越国界打动人心的文字。帕慕克的文字充满了对伊斯坦布尔的具象感觉，韵味往往就在细节之中，即使写大社会，他也是着重于生活细节，写的是社会的微变迁。尤其是让你感受到的“呼愁”，在历史的废墟上随性生长，在寻常的街景中无处不在。与他一起漫步书中，在夜的漆黑与沉默中，“凝神体会城市的灰暗街角、碎石瓦砾和朦胧阴影所激发的情绪”，若不走神，你就会合上帕慕克的节奏走进某个叙事现场。听见他在说“我可否以挑衅的态度请教各位，在书的每一个转折点，你们有没有投注全部注意力用心思考？咱们来看看，你是不是记得几个场景的描写……”他的小说中总有些意象会不断地复现，“伊斯坦布尔”、“红”、“白色城堡”、“雪”、“博物馆”等等，这既是小说故事信息的传达媒介，也成为叙事关注的重要内容。再看看这些句子，“伊斯坦布尔神圣的街道好似充满神秘身影的墓园”，的确，游人如织的大教堂和清真寺的庭院便是圣人们的墓地，还有些在历史的叠加中埋没于废墟，可能就在脚下。“在街道的尽头，一群狗在等待他归来”，这里街头的流浪猫和狗都足够多，像城市主人一样优哉游哉。伊斯坦布尔就像是帕慕克的一面镜子，让这个世界里面的每一个细微的事物、场景，以至于每个人的内心都尽显通透。而帕慕克的小说，是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图景，如他所说“我的小说都是作为真实的经验而呈现的，请相信小说家，他们总是说实话的”。我相信他说的，但要提醒的是，必须小心那些隐藏着的诱人的想法。
　　我知道，自己是在用两种方式行走于伊斯坦布尔。像许多擦身而过的游客一样按图索骥涉足于景点之间，用一个爱好旅行的外来者的眼睛，以在场的切身体悟去了解伊斯坦布尔。而在游走中那些触手可及、无处不在的可以激发故事的各种物件和场景，又会让我穿越到帕慕克小说的片段中去，将读他小说的印象还原到现场，或是从小说提供的线索中，去再度认知和印证此在——我正脚踏实地的伊斯坦布尔。读过《纯真博物馆》，很多人会去寻找这座已经有120年历史、外墙被粉刷成红色的三层小楼，它藏身于布尔楚库尔主麻大街一个交叉路口的拐角处。伊斯坦布尔有四十多座博物馆，展示的都是史上的辉煌与瑰丽，纯真博物馆很不一样，它的展品是上世纪普通人的生活拥有物，无形中以“读者”与“知者”的身份限定了参观者。这是帕慕克借小说之名用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刻意打造的博物馆，收集有各种民间旧物，那些所谓的与小说女主芙颂相关的蝴蝶胸针，还有帕慕克说是芙颂留下的，实际却是他自己积攒的那4213个烟头。虽然通过格兰特执导的纪录片《纯真记忆》可以去了解纯真博物馆，但到场仍然有诱惑力，因为可以看到帕慕克的手稿，没准也会碰到馆长帕慕克。一直很疑惑他为何会为一部小说里虚构的人物去购置房产，造一座博物馆来纪念芙颂和她的纯真年代，也给没处接吻的伊斯坦布尔的情侣一个去处。在这个有关芙颂的故事里，出身富庶、来自西化家庭的男主凯末尔与帕慕克很有些贴近。帕慕克的小说喜欢用个人回忆的方式和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比较模糊，他很亲近的人，包括他的祖母、母亲等都曾被写进小说，这也许与他的文体特点、与他惯用的叙事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不论去哪里，我都不会是单一的旅行者的眼光，会不自觉地切换到帕慕克的叙事视角，成为小说阅读者的在场观照。就如在托普卡帕老皇宫的后宫中，看到那些天庭门廊墙壁上所绘的繁复细密、色彩艳丽的奥斯曼风格的装饰画，以及图书馆现存的最古老的塞克柱时代的书籍中，由当时著名的细密画师阿布杜姆米·埃尔霍伊所做的插图，便极自然会联想到《我的名字叫红》的开篇，“如今我已是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尽管我已经死了，心脏也早已停止了跳动，但除了那个卑鄙的凶手之外没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承担了死亡视角叙事的主人公便是叫高雅的细密画师，这个带有荒诞色彩的死亡视角制造了故事的悬疑，让读者有了去探秘追查凶手的兴趣。正是小说中对细密画画技冲突的描述，才使我特别关注了细密画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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